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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一位教育改革家1（第1页）

陶行知，一位教育改革家[1]

一、陶行知的问题

尽管陶行知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然而他在1946年7月的去世却激起了中共高层领导人的极大悲伤。在他的墓前，赞扬声不绝于耳：“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毛泽东）；“陶行知先生之死……是中国独立、和平、民主运动的重大损失，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损失”（陆定一）；林伯渠指出陶行知的名字将被解放区的教育家们牢牢铭记。[2]共产党人胜利之后，通过出版《陶行知教育论文选辑》，对他的狂热崇拜就一直保持下来。1950年，一系列由著名的共产主义者撰写的赞美陶行知的文章和论著相继出现。前页上有经过修描的陶行知画像，他以其直率和公正而被奉为公众的偶像。[3]

其实，陶行知和绝大多数杜威式的知识分子还是有区别的。陶行知和胡适是同时代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两人都深受杜威实用主义普通学校观点的影响。[4]然而在起始阶段，陶行知的事业和胡适以及他的同事们便存在着分歧，他全身心地投入大众教育。1927年成为乡村重建运动的先锋。1930年由于蒙受国民党官方的怀疑，他被迫逃往上海外国租界，随后去了日本。回国后不久，他便在上海附近着手他的新大众教育计划。30年代，陶行知在抗日群众运动中表现非常积极，并作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成员赴国外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主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重庆创办了一所难童学校。日本投降以后，他又回到上海开展他的大众教育。与此同时，他为民主同盟工作，并公开谴责国民党领导阶层及其导致持续内战。由于闻一多和李公朴相继被暗杀，陶行知的朋友们都很担忧他的生命安全。然而，1946年7月他还是猝然病逝了。[5]

像他的许多同胞一样，陶行知不把他和争夺中国统治权的政治机器联系在一起。他的工作不遭受政治联盟的限制，也不受到这种联盟的保护。他的事业体现在独立地探讨教育和社会改造的问题上。对陶行知的分类的困难可以从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对待他的矛盾心理中得到解释。

陶行知的思想发展只是杜威思想在中国引起广泛反响的一部分。有鉴于陶行知或其他人的情况，这种反响的决定因素既是反响者本人的需要，也是他们自己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对陶行知来说，只有杜威的思想在他个人的历史形势下有用时，杜威思想的改造才是必需的，但是杜威思想的内在逻辑使这种改造成为可能。杜威发现当自由主义者面临远离工业社会的历史形势时，他的思想将发生令人惊讶的变异。

本文将涉及1930年以前陶行知思想和事业的某些方面。它不是一篇传记，只是陶行知改造杜威思想的一份提要。不用说，关于这个复杂而又令人着迷的人物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写。

二、家庭和教育

陶行知的早年生活与两个因素紧密联系着，即西方思想和中国农村经济的落后，这两个因素对他日后的发展是颇为重要的[6]。他于1891年生在安徽省歙县一个名叫王墩源的村子里，原名文濬。兄弟姐妹四人，但只有他和妹妹文渼活了下来。

他的父亲陶位朝出生于一个小土地所有者家庭。在他想开一家酱园店的企图被家庭阻止后，位朝离开了家庭。后来他得到一小块自耕地。陶行知的母亲是一个没文化的农妇。

陶行知从5岁开始在他家附近的一所私塾学习，在那里一直到15岁。在此之前，他一直由父亲授教。他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而后，他进了当地一所由英国传教士吉布（G。W。Gibb）创办的教会中学，学习英语和数学。1908年中学毕业后，他曾试图进杭州的一所医学堂，但贫穷使之却步。[7]后在吉布的帮助下，他进了南京金陵大学文学系，同时也学习数学和物理。[8]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陶行知正在金陵大学。尽管我们对他此时的学生生活几乎一无所知，但有资料表明时代的**并没有忽视他。据说，他在创办杂志和辩论社会问题方面表现非常积极。[9]

在金陵大学，陶行知开始吸收王阳明（1472—1529）的哲学思想，特别是他的“知行合一”学说。[10]有迹象表明，陶行知以“知行”为名是在金陵大学期间或在这之后不久，并且，他在思想上已与王阳明的哲学思想相接近。

这里我们大致提及王阳明比较突出的一些思想，尤其是那些对陶行知的影响颇大的思想，是有益的。对于王阳明来说，“致知”就是良知对世界万事万物的延续，因此“格物”就必成为一种自我修养。

“良知”的重要性导致了著名的“知行合一”学说。既然良知是内心占优势的部分，那么在思维过程中就不再需要任何优异的智力水准，避免在一定的环境下做出自觉选择。在理解的过程中，心制造了一种价值表述，一个行为的选择。见好色和好好色是一回事和同一行为。[11]更进一步的是，在王阳明看来，既然行为的选择和行为本身是一样的，从良知中产生的选择证明跟行为一致，那么，在这一心理的短暂回归中，“知行合一”学说就成立了。

王阳明对陶行知的持久影响，不只是在于名字的两度改变（先改成知行，后改成行知），还在于陶行知在阐述杜威教育理论时所使用的某些隐含的特定的表达方式。陶行知最著名的“教学做合一”理论表达了他对认识论问题的研究。他认为能把智力和外部世界用一种能动的、独特的、非学术的方式联系起来。尽管陶行知后来抨击王阳明对知识理解的主观方法，但是王阳明学说的范畴一直伴随着他。这些范畴在1917年以后被表现为杜威实用主义的外衣。它们反对所有以描述内心和外在世界为题的哲学假想，他们导致了一种感觉的能动的观念，这种观念认为感觉和行动是不可分离的。它们也同样导致一个重要的社会推论——陶行知对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的看法，这将在后面谈到。

1914年陶行知从金陵大学毕业。同年，他与他妹妹的一位同学结了婚。[12]在此之前，他曾打算到市政府谋职。但后来终去美国留学。尽管他早年的兴趣在文学方面，但离开金陵大学以后，他决心投身于尘世的事务。这当然是一种特有的中国式的事业生涯。从人文主义到行政生涯是自然的一步，虽然当时在行政方面寻求专门训练是明显地超出中国传统的。

陶行知从亲戚处借钱赴美国，于1914年秋季在伊利诺伊大学成为一名政治学研究生。他的第一学期精力几乎全部花在政治学的课程上，但也修了一门教育行政课，这可能跟在市政府谋职的兴趣有关系。[13]教这门课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年轻毕业生罗特斯·迪塔·考夫曼（LotllsDeltaan）教授[14]。我们可以这样说，在哥伦比亚大学考夫曼给了陶行知教育哲学方面的最基本的知识。教育哲学对他产生了特别强烈的影响，以致他很快放弃了政治学。他的第二学期便有了相当多的教育学课程。[15]次年，他溯源而上来到杜威实用主义大本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一直待到1917年。这一期间，他完全沉浸在杜威主义的影响之中。

三、回国留学生

1917年秋，陶行知回到中国，成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员。在那里，他试图越过重重障碍，推行杜威主义的教育方法。他的失败导致他1918年拒绝出任教育系系主任一职。[16]

蒋梦麟当时正在编辑《时报》的“世界教育新思潮”专栏——在这个专栏上，陶行知于1919年发表了题为“教学合一”的文章，他在文中阐述了杜威主义教育学的几个主要信条。[17]他写道，一个教师负有三项责任：（1）他不应“教学”或“教学生”，而应“教学生学”。应引导学生向知识靠近，允许他们有一个主动的探求过程而不单是把现存的完整的知识教给他们。（2）他应该把教的方法和学的方法联络起来。教的频率和方式都要适应学生的需要。（3）他应该时时追求学习，从不认为他的知识是终极的或固定的。[18]最后，陶行知主张革除只是单纯向学生传授知识的所谓“教授法”。在他看来，这是中国传统学校中极为严重的弊病。[19]

1919年的五四运动给陶行知带来了成功。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保守的反对派被运动的势头弄得不知所措，陶行知得以沿着杜威主义路线推行大风暴式的变革。这时，他认为可以接受一年前他曾拒绝过的教育系系主任的职务。[20]

陶行知就这样成为中国教育界中杜威思想的一个杰出的年轻信徒。1919—1920年杜威访华期间，陶行知在其随行人员中是很活跃的。在南京作为杜威演讲时的翻译。与此同时，他出版了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的译著。[21]在1921年保罗·孟禄访华时，他起了同样重要的作用。[22]

1919年，陶行知成为《新教育》杂志（月刊）的一位积极成员。首篇论文发表于1919年第2期。在上海，《新教育》得到了几个重要机构的支持，包括江苏省教育会、北京大学和陶行知所在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由蒋梦麟这位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编辑的《新教育》深受美国特别是杜威学校教育理论的影响。当然，他也广泛地寻求其他的新思想，并通过各种外国影响来解决中国的教育问题。对杂志做出许多贡献的人们中，除了陶行知以外，还有黄炎培、郭秉文、陶孟和、罗家伦、陈鹤琴、胡适和蔡元培。1921年冬，《新教育》杂志和其他组织合并组成中华教育改进社。该社于1922年2月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正式会议并起草了宣言。陶行知被公推为改进社的主任干事，且代替蒋梦麟成了《新教育》杂志的编辑。《新教育》从此成为改进社的机关刊物。

1。个人危机与平民教育

在积极从事这些公共事务的同时，陶行知的个人生活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些变化影响了他的职业和智力方向。在从美国回来以后的几年中，陶行知经历一场重要的个人变化。像其他一些回国留学生一样，他被迫一再强烈地声明他是一个中国人，而竭力抹掉身上的西化印记。1923年11月他在给他妹妹的信中写道：

“知行近日买了一件棉袄，一双布棉套裤，一顶西瓜皮帽，穿在身上，戴在头顶，觉得完全是中国人了，并且觉得很与一般人民相近得多。我本来是一个中国的平民。无奈十几年的学校生活，渐渐地把我向外国的贵族的方向转移。学校生活对于我的修养固有不可磨灭的益处，但是这种外国的贵族的风尚，却是很大的缺点。好在我的中国性、平民性是很丰富的，我的同事都说我是一个‘最中国的’留学生。经过一番觉悟，我就像黄河决了堤，向那中国的平民的路上奔流回来了。”[23]

这一剧烈的个人经历，是与当时对来自西方的思想潮流日渐增多的批评相对应的。1922年1月，他警告盲目借鉴外国的东西是“一种不健康的趋势；如果我们吸收国外所有的观点，那么，我们将不能得到任何满意的东西。”[24]实验主义扩展了它的逻辑结论，整个“新思潮”屈服于对它的分解和适应的压力。

过去的和国外的经验，只有在对国民的活力和健康有利时，我们才能吸收，批判和实验的态度具有创造性。唯有以这种态度，才有可能建立真正的适应国民生活需要的教育。[25]

正如回国留学生应和中国的环境相融合一样，外国思想的流入也应和中国内部发展的溪流相融合。

1920—1923年，陶行知逐渐专心于平民教育的计划。他清楚地知道，即使一个改革了的学校制度对当时普遍存在的混乱状态也是力量甚微的。他说，中国不能“指望国民小学的学生长大后来担任国民责任。”国家的振兴，要靠大规模的成人教育。[26]

起初，他采取了一些暂时性的措施，如夏季大规模的扫除成年文盲的运动。但是不久，他就去各地旅行以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平民教育。深入的地方性试验，如由陶行知的同事王伯秋在南京进行的，获得圆满成功。[27]1923年6月，陶行知和其他一些教育家在南京成立“南京平民教育促进会”。到了夏天，这项活动遍及武汉及其他一些城市。8月，“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成立大会在北京的清华大学召开，会上选举出临时性的领导，由熊秉三任主席，晏阳初为总干事。10月开始了大规模的推行工作，仅在九个月之内平民教育运动便遍及20个省和自治区。[28]

由促进会推进的这个运动基本上是文化运动。这是一个打算利用“尽可能短的时间和最少的花费”的“平民读书运动”。[29]它的目标是不含糊的民主的：养成广泛的有文化的公民，以作为民主政府的基石。[30]陶行知推广由朱经农和他编纂的《平民千字课》，除了开设夜校之外，陶行知还发展了“平民读书处”，它包括各种简单的社会单位，如家庭、商店和工厂。在这些地方，识字的都来教不识字的。同样还成立了“平民问字处”，为车夫一类人员在这里提供指导。[31]陶行知把他的全部精力和热情都倾注在平民教育运动上。他劝当时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为家里的佣人也开设一个“平民读书处”，蒋梦麟同意并赞扬了陶行知的“传教士精神”。[32]

2。思想趋势

陶行知早年对平民教育的专注，揭示了他的思想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

第一，他有强烈的民族危机感。和他许多同时代人一样，危机是他思想和行动的基本原动力。在他回国之前，民主已在中国彻底地失去了。他回到了一个军阀统治的国家。国家的分裂导致了他用不寻常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工作。他之所以对教育感兴趣，就是因为民族危机感的存在。陶行知逐渐地强调了文化和民族统一的联系。1924年1月，他在给自己的一位学生的信中写道：“我们中国四万万人，就有四万万个心。好好的一个国家，弄得一点生气也没有……要想四万万人只有一个心，就要四万万人都读《千字课》。”[33]

这种极端的论述表明了陶行知对待教育的一贯看法：不是个人的发展从属于国家的发展，而是前者影响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