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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与教育改革192219291（第2页）

但是，人们仍然感到对杜威教育理论的挑战很有重要意义。到1924年，陶对杜威教育理论进行了重新表述。陶所察觉的中国教育的真正需要使他在家庭、监狱等处从事平民识字教育工作，以及与民众建立密切的联系。这些需要并没有被工业化中产阶级社会中的杜威箴言和原则所回答。作为模范理想化生活缩影的学校在中国证明没有对应物。陶必须放弃他在中国少数中等与上层人士中的地位。在他对杜威进行广泛研究之后，陶归国后脱掉了留学生服。同时，出现了有地位的民主改革者由于“接受教育”而同人民分离的状况。

三、教育改革（1924—1929）

从1924年初至20年代末，为了回应军阀与外国列强增加的压力，作为一名改革家，陶的观点变得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他个人对受中国乡村当地条件限制的非正式教育的承诺，产生于1922年和1923年——正是这个时候，他支持了来自美国教育权威的一连串的活动。表面上，他必须在他的瓜皮帽上再放上一顶圆帽以调和他必须生存的两种世界。他带着浓厚的兴趣实现了这一点。一个例证表明他改变了来华科学教育家推士的妻子。她学习了《平民千字课》。当她能阅读陶用中文写的一封书信时，她高兴极了。[47]

到1924年为止，在村级水平上，陶着手开展了一连串新举动以便同改进社的全国性工作相一致。1922年，他亲眼目睹了突然而来的激烈的军事战斗。击败了奉天军阀的直隶军阀面临着与东北的张作霖与华中段祺瑞的联盟。南方孙逸仙支持这种联合。陶并不在意这种局面，但他确实在意国库的黄金无情地流进了好战军阀的金库。他估计花费了国库的150000000美元的黄金用于增加和装备作战的军队。1921年初，1500000士兵得到了武装。是年秋，这场战争终于爆发。[48]

对改革者来说，其他灾难性的事件并未因这场突然爆发的军阀混战而晚发生。1925年1月，当郭秉文乘坐火车从上海回到东南大学时，郭秉文已感受到报纸新闻的巨大打击：国立东南大学已决定终止其校长的任期。当天，郭根本没有到达南京。他在中途车站下车，一怒之下回到上海，不再返回。[49]

教育部在幕后控制了大学董事会，教育部卷入了政治派系之争，这在后面会进一步说明。这里的关键在于郭聘请了陶和其他留美归国学生。当时，该校全体教职员工和毕业生发电报，要求郭官复原职；并说该事件是一件干扰一流大学办学的政治丑闻。该校的校长总是试图在政治派系之中保持中立。[50]

陶愤怒极了，并怒气冲冲地指责党化教育——国民党后来心甘情愿用作自己教育方针的术语。[51]当郭被解聘时，陶实际上已不在东南大学教书，而是改进社的全职干事。在改革运动中，对与该事件有关系的人来说，它给人上了一堂忐忑不安的课。郭是一名自由主义教育家，他把一生都贡献给了提高中国教育水准的理想。他不明白自己的政治角色。该体制对他的驱逐表明了他的职业教育家的工作与政治分离的不可能性。

学生们对这个事件的反应与1925年春的游行示威中产生的激怒结合在一起。甚至在1925年“五卅惨案”的残酷射杀之前，学生们已数星期待在大街上呼吁教育部长章士钊辞职。1925年5月7日，为了纪念1915年蒙羞的“二十一条”国耻日，学生们蔑视章不准公开游行的禁令，涌出校门。为此，他们遭到毒打与逮捕。这种暴力镇压导致两天后4000名游行示威者再次要求章辞职。[52]

好像这种危机并不够似的。1925年5月30日，英国管辖的警察在上海市屠杀了中国游行示威者；6月，广东的外国水兵又导致了25人死亡。[53]如果说早先5月反对教育部长的游行示威与之无关联的话，那么，在中国土地上死于列强之手的结局则煽燃了全国学校即将熄灭的民族主义的灰烬，并同时引起了对军阀和外国人的不断愤怒。来自上海三所大学的学生是“五卅运动”的领导者，他们得到许多工人的支持。[54]陶对示威游行的同情使他作出通过教育可以提升爱国主义合理性的论述。1925年夏，在改进社的年会上，他自豪地声称，不管中国教育存在何种问题，至少它在危机时对提高民族意识仍有作用。他指出，此时教育工作者的微妙的任务是培养有效的爱国主义，而又不危害国家。[55]

1925年的会议反映出在实现改革教育体制时，陶行知和改进社试图作为一个有效的领导者所遇到的挫折。陶强调，自1925年以来，改进社每年收集了各类教育的最新统计数据，[56]但有关改革的提议则基本上依赖于中央政府与地方当局的贯彻执行。[57]财经问题是1922—1925年最大的困难。缺乏资金不可避免地与军阀优先考虑军事的倾向联系在一起。到1925年止，陶的文章反映了弥漫在中国社会生活各方面民族主义意识的影响。他对改进社同人的忠告是继续为改革运动的基本原则而奋斗：“教育为国家之公器，应超然于宗教、政党之上。”[58]他在教育事业中产生的观念，虽一度免于政府的破坏性影响，但其观念自身的政治性变得愈加公开化了。他主张学校应当培养“国家观”，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并牢记人民的嘱托。陶的教育观中增加的精华是对外国列强20世纪20年代中期强加给中国新威胁的反响。[59]

1924年和1925年，中国就保留19世纪的“不平等条约”有过一场激烈的争论。[60]教育界对该条约的攻击与1922年的反宗教运动联系在一起，由此产生了向在华享有特权的教会学校要求“收回教育权”的普遍情绪。1923年末，少年中国学会目标明确，努力召集一些最热心的民族主义者加盟其中。[61]到1924年止，由于出现了几国退还义和团赔偿基金问题的争论，反帝热情再次被煽动起来。日本归还赔偿附带了关涉使用的条件。而英国也尝试同样的安排。教育工作者的反响是纷纷声讨并感到愤怒。[62]美国确实归还了赔偿金（12500000美元），并规定仅用在文化教育方面。1924年8月，保罗·孟禄来华帮助建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管理这笔资金。该董事会由10名中国人和5名美国人组成，其中有约翰·杜威和保罗·孟禄。[63]

1924年，另一笔重要的义和团退还赔偿来自苏联。教育工作者及时注意到，其中有45000000美元可以用于教育，8所主要大学迎来了商议者雷欧·卡拉罕（LeoKarakhan），并力言这笔资金应支持他们的大学。[64]这笔退还金是重要文件中的一部分，即要求中国接受苏联条约，它是由控制北京的吴佩孚和代表反直隶军的张作霖于1924年9月签署的。[65]该文件是1919年卡拉罕声明（theKarakhaion）的官方认可，该声明放弃了沙皇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并允诺归还沙皇统治期间在中国用武力占有的全部特权和利益。[66]

尽管中国已先同英国建交，英国于1924年2月已承认了苏联，但中苏两国外交关系的完全恢复对卡拉罕和中国初始的独立外交政策来说，双方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陶写道，中国人民对一次性的慷慨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响热烈。他说：

中国人对新俄国怀有的好感，与其说是由于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不如说是由于俄国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维护国际正义与平等的立场。要预测这位新朋友对我国教育的影响还为时过早。然而，我们非常肯定的一件事情是：与新俄国接触，将使中国教育不那么有利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得势。[67]

这些话是先知先觉的，而陶的文章显然受到了1930年以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影响。

1919年的卡拉罕声明于1920年再次重申。它激起了《新教育》同人对俄国新政府确实放弃过去侵犯行为的兴趣。蒋梦麟认识到1917年10月革命之中社会信息对知识分子的作用。他在1920年的《新教育》上载文认为，当俄国发生革命时，受过教育和有能力的公民会消除革命。[68]1925年，他发现“阶级斗争”正成为工业社会发展的严重问题。但他认为，这似乎也不能引起革命。教育工作者应靠更多的知识和工业化生产的全过程来诠释该问题。他写道：“应将人本主义因素植入工业主义，培植劳资双方的正确态度……”[69]这是杜威在华演讲中所主张的观念，反映了世俗科学理解的天赋能力会消除社会冲突。尽管陶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但在外交政策之中，苏联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的与西方列强迥然有别的行动给陶留下了鲜明的影响。针对两种难以对付的力量即外国列强与军阀的经历，陶在教育观念中增加了政治内容。他依然主张原则上教育应超然于政党之外。但他情愿以各种方式利用杜威1920年批评过的学生运动，愿意对学校教学目标增加政治内容以便抵制外来盘剥，这将是学校对新国民讲述时事的部分内容之一。

四、知识阶层与民众

1925年后，不断的军阀阻挠和政治干预使陶逐渐意识到，他应把力量专门献给乡村非正式教育。其最大胆的试验是在南京城郊的一村庄创建了一所师范学校。1927年的国民革命恰巧与该校的创建同时。对感到军阀是中国民主最大障碍的所有人来说，国民革命是许多希望之中一种开创性的源头。对包括陶在内的许多人来说，这些希望都是短命的。晓庄乡村试验师范学校从1927年办到1930年，即被国民党军队关闭。尽管只有短暂的生命之光，但该校促进了陶思想的发展。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陶思想再度重现，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体系中的精华。

至于杜威的教育哲学，在1929年里，陶对此进行了极大的改变和重新表述。在学院化教育水准的背景之下，陶把杜威理论拉出校舍，拖进社会。在对农民进行详察之后，陶把教育作为乡村生活的部分内容之一。与杜威10年前旅行演讲中的详述相较，陶对杜威原则作了根本性的改变。

1924年，陶热情致力于识字教育，也致力于为中华教育改进社四处化缘募捐。他对非正式教育充满雄心：“赞助平民教育人们怀有雄心壮志，要在十年之内创造消除二亿文盲的奇迹。”[70]1924年至1927年，陶厉行乡村教育，制定了如下改进社的方针政策：

本社的事业范围很宽，但今后主要使命之一，即在厉行乡村教育政策为我们三万万四千万农民服务。我们已经下了决心。要筹集一百万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71]

提高农民的教育水准与乡村之间的联结，现在对陶来说，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联结。

1927年春，陶建立乡村师范时，撰写了一篇关于乡村教育状况的论文，攻击把持地方教育的“书呆子”情结。许多毛病出现在乡村教师身上，他们需要一种不同的素养：

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72]

为了改变这种教育，新教师需要“把自我投身于生活的熔炉，再造崭新的自我”。[73]后来，陶明确地批评归国留学生的“学习”，他认为他们也需要再锻造。

陶的学校位于距南京不远的一个名叫晓庄的村子。[74]该校的教师培训，与未来的乡村教育和乡村更新目标合为一体。“活教育”（livededu）作为日常生活方式十分流行。起初，工作环境是露营地，学生们搭起帐篷作为生活基地，并执掌日常职责，未来教师还参与村民的日常生活。[75]陶抨击了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分离问题。为了预示未来人民共和国的方针，陶主张乡村教师要与“农民甘苦化”，以便做一个有用的教师。[76]假如这种对农民问题与期望的敏感性是符合实际的话，陶乐观地强调，那么，中国的每一村庄都能变成共和国最基本的完全自治单位。[77]

晓庄办理一段时间之后，凡欲进入该校教师将参加包括一天农业劳动的入学考试。[78]陶的“教学做合一”的原则在该校作为一种操作方法被所有人接受。在完全内控的试验条件下，陶使生活环境成为教育要素的理想是切实可行的。他就“生活即教育”的主题进行演讲，而且通过20世纪30年代的试验以此作为基本的教育原则。[79]在晓庄，该校的师生员工同社区合为一体，还尝试通过民主会议调解争端。譬如，在井水的争执问题上，学校安排了一次公开讨论会解决了争执。这给村民们提供了一个范式来分享经验与知识，并不在乎参与者的年龄大小或者社会地位的高低。一个十几岁的娃娃主持会议，学校全体师生纷纷参与发言，形成了能够平等考虑全部意见的氛围。[80]

师范学校扩展时，村里建起了服务于教育的中心小学。中心小学网络里生长出来的分校只进行四年义务教育，该网络遍布好几个小村庄，每村大约有100户。[81]学校也为年轻劳动者开办成人班和特殊训练班，[82]还逐渐具备了其他社会功能。师范学校建起了一所村医院和一个护村防匪的“自卫团”。自卫团有瞭望塔和石头等防御武器。它协调该地区的240多座村庄，并且买了几杆快枪。请来的教官教给农民基本军事知识。冯玉祥，一个军阀和陶的崇拜者，他帮助晓庄向南京内政部申请武装合法化。然而后来，学校受到镇压也与冯对学校的支持有关。[83]

就某种程度而言，陶的非精英、非正式教育试验抨击了所有知识分子司空见惯的社会问题。知识分子是挣扎中的共和国的改革家，他们对社会问题的兴趣反映在对历史进程中中国“知识阶级”本质与历史作用的大讨论之中，这些讨论不断见诸中文期刊。[84]1925年后，关于该主题的文章大量涌现，并呈现“百家争鸣”的态势，该争鸣萌生于20世纪30年代。1927年，在有关知识阶级的本质思考与争鸣之后，陶写了一篇题为“伪知识阶级”的文章。[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