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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书法的历史演进02（第4页）

66《妙严寺记》（局部）

67《汉汲黯传》（局部）

行草书有《前后赤壁赋》《归去来辞卷》《闲居赋卷》《趵突泉诗》（68）等，而尤以其大量的信札更为精彩。这些信札随手写来，毫无造作之态，不仅可以看到汉魏六朝潇洒典雅纵逸的神态，还可看到唐代书法严谨森然的秩序。诚如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中所说：“（赵集贤）笺启（简札）则师二王，皆咄咄逼真。而数者之中，惟笺启为妙。盖二王之迹见于诸帖者惟简札多，松雪朝夕临摹，盖于冥会神契，故不但书迹之同，虽行款亦皆酷似。乃知二王之后便有松雪，其论盖不虚也。”

除赵孟頫外，元代的著名书家还有鲜于枢、邓文原、李倜、吾丘衍、张雨、虞集、柯九思、揭傒斯、康里巎巎等，他们之中，有的或多或少地受到赵孟頫的影响，有的在当时与赵齐名。

鲜于枢以草书成就最高，连赵孟頫也为之推崇，称“伯机（即鲜于枢）草书过吾远甚，极力追之而不能及”。有《唐人水帘洞诗》《归去来辞》《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论草书帖》等传世。

邓文原则以章草见长，其传世作品《急就章》能糅合楷书笔意于其间，极富新意。

李倜是比赵孟頫更能体现或理解“二王”风韵的书家，其行书跋《陆柬之书文赋》，潇洒蕴藉，然而仅余此一件书迹，而且不显于书史。

此外，元代还有多位隐士书家，他们虽非元代书法之主流，但其创新精神及其作品的审美价值仍然不容忽视，突出的有杨维桢、倪瓒、吴镇、陆居仁等。

杨维桢有《真镜庵募缘疏卷》和《城南唱和诗》等作品传世，这些作品，点画狼藉如粗服乱头，结体怪异，不落俗套，章法乍看似凌乱不堪，而其古怪面目之下反映的却正是山野隐逸任情恣意、不为时风所囿的自由心态。

倪瓒本以画名，传世书作多是见于其题画与跋文的小字，古拙而灵秀，十分可人。

六、明清时期的书法

元末，百姓不堪压迫，义军四起。后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明朝。

明初书法，最著名的是“三宋”和“二沈”[3]。

“三宋”是宋克、宋璲和宋广，而成就与影响较大的要数宋克。

宋克（1327—1387），字仲温，号南宫生。好击剑，习韬略，为人豪侠。工章草、小楷及草书，得康里巎巎弟子饶介亲授，初学赵孟頫，进而上追魏晋，深得钟、王之法，备受杨维桢的推重、赏识。

“二沈”即沈度、沈粲兄弟，虽书名隆盛，但却是馆阁体的开端，对书法的发展非但无功，反而有害。

明朝中期则有吴门书派、华亭书派的相继崛起。

吴门书派名家林立，故王世贞说：“天下书法归吾吴。”其中最重要的是“吴中四名家”：文徵明、祝允明、陈淳、王宠。他们在艺术主张上反对僵化柔滑的馆阁体，追求书写的意趣和个性的发挥，对后世影响很大。

文徵明（1470—1559），初名壁，以字行，更字徴仲，号衡山居士。因曾受荐为翰林待诏，故人称“文衡山”、“文待诏”。一生不事权贵，洁身自好，深为士林所重。幼年不慧，又因书法欠佳而失去乡试资格，遂发愤习书，日临智永千文一过，书艺大进。“稍长，颖异挺发。学文于吴宽，学书于李应祯，学画于沈周。”（《明史·列传·文苑三》）并于沈周之后成为吴门书派的领袖人物，德高望重，“四方乞诗文书画者，接踵于道”。90岁时为人写墓志铭，忽颓然而逝。其子文彭、文嘉也雅有书名，门生众多，以至于以他为首的吴门书派独霸明代书坛一百余年，还影响到国外，盛行于日本的德川时代。

文徵明兼擅各体，而以小楷、行草成就最高。其小楷温纯精绝，名动海内，堪与元之赵孟頫比肩。他的小楷用笔异常劲健，虽细如发丝亦坚挺不滞，体态端和典雅又极富趣味。直至暮年，所作小楷仍笔笔精致，毫无懈笔，可谓精能之至。传世小楷有《前赤壁赋》《屈原离骚经》《琴赋》《归去来辞》等。

文徵明的行草早年多受苏东坡、赵孟頫等的影响，中年以后“取《圣教》损益之”，晚年则着意于黄庭坚的行书，但终因未能有所突破而与其师沈周同一格局，世传其用山谷体大字行书所写的作品虽体势开张却乏绵劲，欠遒厚，于是不为世重。反倒是其具自家面目的小字行书典雅醇正、遒健爽朗。传世行草作品有《滕王阁序》《西苑诗》《赤壁赋》等。

祝允明（1460—1526），字希哲，号枝山，长州（今江苏苏州）人，因官至应天府通判，故人称“祝京兆”。与文徵明、唐寅、徐祯卿合称“吴中四才子”。自幼聪颖过人，《明史·列传·文苑二》称其“五岁作径尺大字，九岁能诗……尤工书法，名动海内”。书法初得自家学，并于魏、晋、唐、宋、元诸大家无不临写工绝，清梁同书称他“力追晋人，不肯落唐以后”。

祝允明各体皆精，且其摹拟古人笔意而写的作品无不肖似，如《论书卷》是仿欧体小楷，《录孙过庭书谱》是拟颜真卿《麻姑仙坛记》笔意等，还有一件临仿各家书体的作品《六体诗卷》。

王宠（1494—1533），原字履仁，后更字履吉，号雅宜山人。精小楷，尤善行草。明何良俊评称：“衡山（即文徵明）之后，书法当以王雅宜为第一。盖其书本于大令，兼之人品高旷，故神韵超逸，迥出诸人之上。”惜英年早逝。其传世书法作品有《滕王阁序》《刺客列传》《游包山集卷》《自书诗卷》《石湖八绝句卷》《草书李白古风诗九首》等。

华亭书派则以董其昌为首。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别署香光居士，华亭（今上海松江）人。自述因书拙而发愤临池，“凡三年，自谓逼古”，但在眼界开阔之后才认识到“于书家之神理，实未有入处，徒守格辙耳”，“更二十年，学宋人，乃得其解处”。（董其昌《画禅室随笔》）

董其昌工诗文书画，通禅理，精鉴藏，故视野开阔，眼光过人。他在书法上崇尚平淡天真，极力追求淡雅虚静的意境。他有意将自己与赵孟頫比较，认为“赵书因熟得俗态，吾书因生得秀色”。到了晚年，才认识到：“余年十八学晋人书，便已目无赵吴兴；今老矣，始知吴兴之不可及也。”

董其昌传世书迹很多，其小楷空灵、淡雅；行书平和、简静，得杨凝式《韭花帖》之趣；行草书受东坡“渐老渐熟，反归平淡”的影响，喜用淡墨，笔致虚和，颇见韵致；其草书如《仿怀素体书唐人绝句卷》《试笔帖》等，既有怀素《自叙帖》的趣味，而又有其自家疏淡、雅逸、幽远的意境，观之如闻悠扬古乐，梦入仙境一般。不仅反映出董其昌用笔的精到，结体的精密，章法上强调虚实的对比，而且突出了其在用墨上的匠心独具。

明代于吴门、华亭两派之外，能特立独行者或独辟蹊径者，则属徐渭。

徐渭（1521—1593），初字文清，更字文长，号天池山人、青藤道士等，因八次应举皆不就，遂绝意仕途。曾为胡宗宪幕僚，因施计擒贼，得胡信任。后胡获罪下狱而死，徐渭恐受连累，多次自杀不成，抑郁成狂，复因误杀其妻，陷于牢狱达七年之久，幸得友人张元忭等营救获释。从此，以卖书画度日，死前穷困潦倒。

最震撼人心的是徐渭的草书（75）。他的草书风格狂放至极：粗服乱头、满纸狼藉、左奔右突、横冲直撞，根本不计工拙、不考虑局部细节的美，而只在乎其狂躁情感的宣泄。在整体的气势上，已然超过了前代的旭、素、黄庭坚、祝允明等诸大家。他“打散”传统书写技法的创新之举和对羊毫长锋“卷滚”笔法的运用，使得他的草书作品石破天惊，充满着勃勃生机，为后来晚明书坛的发展开拓出一条新路。

但值得注意的是，因为徐渭在把书法引向纯粹的视觉艺术形式的同时，把传统的法则放在极次要的地位，作品时而精彩纷呈，时而粗劣散乱，并不适宜作为初学草书的范本。

为徐渭作传的“公安派”领袖人物袁宏道在《中郎集》中如是评价徐渭：“文长喜作书，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余不能书，而谬谓文长书决当在王雅宜、文徵明之上；不论书法而论书神，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也。”

而晚明至清初时期的书家与回归传统、集帖学大成的董其昌不同，他们在主张个性解放的艺术思想之下，继续走徐渭开拓的创新之路，使这一时期的书法并未因乱世而失色。这一时期的代表书家有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傅山、八大山人等。

张瑞图（1570—1641），字长公，号二水，别号果亭山人。曾官至尚书、太子太师、大学士等。因在宦官魏忠贤擅权时未能主持正义，在魏畏罪自缢后被牵连入“逆案”[4]，遂为世人所轻，从此备受痛苦煎熬。

张瑞图诗文书画俱擅，尤以书法为世所称，与董其昌、邢侗、米万钟并称“晚明四大家”。他的书法思想相当激进，认为“晋人楷法，平淡玄远，妙处都不在书，非学所可至也……假我数年，撇弃旧学，从不学处学之，或少有近焉耳”。因而，虽然他也是以钟、王为根基，但他的创新之路完全异于时人，和徐渭一样也是极为反叛、反理性的，只是相对于徐渭而言，张瑞图仍然注重线条的细节。

张瑞图的书作满纸尖锐的折角，跳**的结字，气势在断开的字与字之间依然贯通，凌厉犷悍，仿佛要发泄满腔的郁积，以求平复他陷于苦闷、压抑的痛苦心情，但这种过于尖峭、锐利、毫不含蓄的风格，并不为当时儒士所接受。不过在今天看来，张瑞图的这种反叛的勇气，无疑启发了后来者对自我艺术价值的追求（76）。

黄道周品行高洁，博学多才，精通易经、天文历数等，也兼擅音乐、书画，但终其一生都抑郁不得志。

黄道周一方面视书法为小技，一方面又认为书虽小技却能通大道。对于书法，他标举“遒媚”二字，并“加以浑深，不坠佻靡”，因而，清王文治的《快雨堂跋》说他的小楷“楷格遒媚，直逼钟王”。有《壬申元日诗册》《孝经》等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