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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书法的历史演进（第2页）

当时，汉承秦制，文字自然也还是小篆和隶书。从今天还能见到的少量西汉书迹，如《平都犁斛》《赵王上醻刻石》等来看，西汉篆书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分书意味逐渐加重，字形日趋简便方正，转折处由圆变方，与后来的分书已比较接近，只是线条仍然粗细一致，还未出现波磔挑法而已。

到新莽时，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全面复古，这种风气自然也波及书法，于是这个时期的书迹如《张掖都尉启信》《新莽嘉量》等，都是标准的小篆，回环曲折、方中带圆、整齐匀称。

书体的发展从来就有两条轨道：一条是愈加规范工整，另一条是走向潦草随便。当金文（大篆）发展到鼎盛之时，开始出现草化现象，我们称之为“草篆”或“古隶”。西汉初期，书写较为简便的隶书已经是日常使用的字体，这种隶书不但日渐成熟，而且又孕育了新的书体——章草。

因此，我们不要简单地将书体的演变理解为甲骨文→金文（大篆、籀文、古文等）→小篆→隶书→楷书→行书→草书。书体的演变远比这要复杂得多，是两条发展的轨迹，即由简变繁，又由繁变简；由草体变正体，又由正体发展成草体。下面借用《大学书法教材集成·大学师范书法教程》中的文字书体演变表加以说明。

值得注意的是，由上表可知，楷书是最后才出现的书体。

而在这一时期，汉隶登场，章草、行书、今草也相继出现。

从考古发现可知，最早的隶书在战国末年已经出现，如《云梦睡虎地秦简》，这些简书墨迹跟西汉早期隶书已毫无区别。这种书写相对简便的古隶，在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后，至东汉完全成熟。相较于篆书，隶书化纵长为扁方，方笔增多，笔画粗细变化丰富，线条节奏起伏较大，用笔更为率性随意，蚕头雁尾，表现力更加丰富多彩。此外，东汉刻碑之风盛行，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风格各异的优秀的汉碑石刻，堪称“一碑一奇，莫有同者”。著名的有《石门颂》《礼器碑》《乙瑛碑》《史晨碑》《曹全碑》《张迁碑》《西狭颂》《封龙山颂》《开通褒斜道刻石》等。

可以说，秦篆演变为汉隶，是书法史上的一个重大变化，史称“隶变”。这一变，令隶书在结构上冲破了造字“六书”的本意，字形变化很大，在书写线条上，改变了篆书的匀称、单一的线型，用笔上提按、转折、方圆、藏露之法毕现，充分体现了毛笔的工具性能。汉代书法的多元化发展，标志着书法自觉期的到来。书法已开始脱离实用而成为人们创作和审美的对象。“隶变”所带来的结构变化、笔法变化引起楷行草的诞生、发展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接下来谈谈草书。

草是相对于正书之“正”而言的。把字写得杂乱无章、随便潦草，犹如起草文稿书信，被称为“草稿”，这就是广义的草书，包括草篆、草隶、章草、今草等。

草书兴起于秦汉之际，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被规范、雅化，于是出现了章草，并于西汉时期得以成熟。章草之名，一说是汉章帝所造，故谓“章草”；一说汉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章》，以所变草法书之，故称之；一说“章”即章程法则、规矩之意。具体如何，至今未有定评。章草字字独立，波挑分明，字形方扁，横势明显，笔画出现连笔并已形成草书符号，为后来草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为楷书的形成埋下了伏笔。

书法的演变是由以下几个因素共同发挥作用的：一是求快速、求简易；二是求规范、求通行；三是求美。因此，当规范的章草出现后，人们并未满足于此，于是章草继续发展演变出今草，并催生出行书和楷书。

一般而言，今草与章草的区别表现在章草字字独立，还留有隶书的遗意，显得古朴、厚重，而今草已无隶书笔意，并且上下字之间的连接增多，显得更为流畅、轻灵，书写更为快捷。今草的成熟晚于章草，基本在东晋时期得以成熟。

草书的流行在东汉末年达到一个高峰，文人士子竞相习练草书，据赵壹《非草书》所言，时人习练草书已到“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随处众座，不遑谈戏，展指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腮出血，犹不休辍”的疯狂境地，而其中的佼佼者，无疑当数今甘肃酒泉的张芝。张芝，字伯英，据传他临池学书，池水尽黑。张怀瓘《书断》称：“伯英学崔、杜之法，温故知新，因而变之以成今草，转精其妙，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脉通于隔行。”认为张芝“专其精巧，可谓草圣”。

再来谈谈行书。

张怀瓘《书断》云：“行书者，后汉颍川刘德昇所造也。”

此说表明行书也形成于东汉时期，但说是刘德昇所造却是不可能的，行书应该是同草书差不多同时产生并发展的，所以最多只能说刘德昇是个像程邈一样的人物，对行书的形成及流行有过贡献。

那么行书是怎样产生的呢？

行书亦符合书体演变规律，产生于日常的书写之中。它有草书一样的连笔，却没有草书那样的符号化，基本保留了隶书的形体结构，故而通俗易识，书写速度也较快。稍懂一些草法的书写者，只要他把字写得有节制一些，不使用那些符号化的草书写法，那么笔下出现的便是行书。

我们在西汉居延汉简以及东汉武威医简、永寿二年瓮、朱书砖等文物资料中看到的字迹，已带有行书的写法，这可以说是早期的行书。行书这种书体，连笔少些、简省少些，就接近楷书；连笔多些、简省多些，就接近草书，没有特定或固定的形体，它是对草书写法的“略加节制”而不是“正书之小讹”。[1]可以说，行书是草书在向楷书演变转化过程中衍生的一种书体。它的这种介于正体与草体的特性，既使它“可塑性”较强，又让它便于识读及应用于日常书写之中，因而这种书体的流行是情理之中的事。在经过刘德昇整理、加工、升华后，再传至胡昭和钟繇，后来在东晋达至历史的最高峰，成为最流行、最实用的一种字体，从此盛行不衰。

楷书这一书体差不多同行书是同时出现的。

学术界认为，秦汉之际已经产生楷化的笔画，证据是钩画的出现。因为隶书无钩画，故钩画，特别是竖钩笔画，是楷书区别于隶书的标准。楷书的发展与成熟则在魏晋时期。

至此，书体的产生和发展已经基本完备了。值得一提的是，在两汉时期，因为经济的空前发达及国力的提升，并且国祚有四百多年，“汉”这个字影响深远！我们的语言被称为“汉语”，文字因此也被称为“汉字”。

西汉末年，纸已被发明出来了[2]，这种比简牍更方便的材料一经被用于书写，对书写者而言无疑是某种解放，所以，汉末时人们竞相疯狂习练草书，也就有了挥运的资本了。可以说，造纸术的发明对书法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而这一时期书体产生、演变的频繁，导致对书体的称谓颇为混乱，现加以简单说明：

当篆书化圆为方，变弧为直，易纵势为横势时，隶书就产生了。当隶书进一步演化、美饰，出现蚕头雁尾这种装饰性的写法时，隶书又被称之为“八分”。当书写出现了为与下一笔相呼应、相连贯而使横画按顿、回收，撇画顺势挑出而形成上粗下细之状，横、竖画出现勾、挑、趯等形态之时，楷书产生了，但这时的楷书仍然被称之为“隶”，而楷书后来又有“正书”、“真书”等说法。因此，我们没有必要纠缠于古人的这些纷乱的说法，大体有个区分即可。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较为频繁的时期，尽管此时期社会动**，但思想、文化、艺术等却是活跃而繁荣的。在书法领域，“二王”父子的出现，使书风焕然一变，既为书家赞誉，也影响了民间书风的变迁。

三国时期的隶书碑刻已流于刻板，艺术水平远低于汉碑。碑刻最著名的是《天发神谶碑》（19），此碑以隶体效篆书，用笔方折，收笔呈尖状，具有浓厚的装饰趣味，颇受后人青睐。而魏《正始石经》（又称《三体石经》）却因工整有余而韵味不足，对后世书家影响甚微。

19《天发神谶碑》（局部）

可以说，篆、隶发展到此，已无多大实用性，遂日渐式微，代之而起的是楷、行、草书。

这时，在书法史上留下赫赫威名的是曹魏时期的钟繇。

钟繇（151—230），字元常，颍川人。魏明帝时为太傅，故人称“钟太傅”。钟繇一生勤习书法，甚至留下其为得笔法而捶胸吐血、掘墓盗书的传说。姑不论传说真假，且看看钟繇的书法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