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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陶行知教育理论的几点认识1兼评全面正确评价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第3页）

从育才学校的组织领导来看，当时教师中各部门的负责人几乎都是由共产党员担任的，这就保证了育才学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育才学校是国民党统治区进行反蒋抗日、争取和平民主斗争的一个阵地。在重庆所进行的民主运动中，育才的学生不仅是运动的积极参加者，而且常常是组织者之一。陶行知就亲自组织学生参加重庆沧白堂政协促进会。他教学生们要保护中共代表王若飞同志和民主人士在会上的安全。一九四六年二月，数万人在较场口召开庆祝政协会议成功大会，育才师生组织了近百人的保卫队跟随陶先生保卫主席台上的民主人士。育才的学生，有的英勇参加反蒋抗暴斗争身负重伤集体住院，有的因参加川西大足县的农民武装斗争而英勇牺牲。从一九四○年到全国解放前夕，育才还不断地输送学生到延安及其它根据地参加革命斗争。

育才学生的革命思想觉悟不是自发产生的，是在教师的积极影响和教导下提高的，也是在革命斗争中提高的。党的领导，教师的主导作用是决定的因素。

育才学校又是陶行知进行民主革命斗争的基地，他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人才，为中国的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因此，陶行知和他的教育事业一直受到中国共产党和周恩来同志的亲切关怀和帮助。为了帮助陶行知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精神上、人力上以及财力上都给予大力的支持。一九四○年周恩来、邓颖超同志亲自到北碚草街子育才学校给师生们作形势报告，揭露蒋介石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反革命政策，提高了全校师生的政治觉悟，树立在党领导下坚持抗战到底的胜利信心。为了使育才的学生在德智体方面得到全面发展，周恩来同志那次特捐助四百元为学生购买运动器材之用。随后中共中央代表团又委派徐冰同志送给陶行知一套南泥湾垦荒大生产的照片，借以鼓励和支持陶行知组织师生劳动生产，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育才学校的政治迫害与经济扼杀。

一九四七年育才学校由重庆迁往上海，宋庆龄和董必武同志为育才学校从各个方面募得许多物资、经费来购买土地，修建校舍，使育才克服了重重困难。这时育才分为重庆、上海两处，重庆为育才分校。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崩溃前夕，社会经济极端恶化，育才学校正在得不到经济援助的情况下，敬爱的周总理，由北京转经香港给育才分校汇来八百元银元，使育才度过了黎明前的黑暗，迎来了大西南解放的曙光。

陶行知的教育事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部分。“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晓庄师范、育才学校、社会大学都没有超政治，超阶级，它不是无目的，而是有目的。

育才学校的教学情况是怎样的呢？本文不打算全面地介绍，那是需要专文评述的。这里只介绍几点。

育才学校创办时有六个专业组，后来增加到七个组：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社会、自然、舞蹈等。各专业组除进行系统的基础知识（语文、数学、外文、政治等）教育外，同时还进行系统的专业知识教育。《全评》说什么这是“采用美国‘文纳特卡制’教学方法”。陶行知在早期就反对拉黄包车。有诗曰：“分明是教员，爱做拉车夫，拉来一车洋八股，谁愿受骗谁呜呼。”他认为“中外情形有同者，有不同者。同者借镜，他山之石固可攻玉。不同者而效焉，则适于外者未必适于中。”育才学校的一整套教学方法是陶行知在中国的土地上长期实践的结晶，决不是什么美国的“文纳特卡制”。关于普修课与特修课之间的关系，在育才二周年时，陶行知做了较全面的阐述。他主张普修课的导师应能扼要指出与特修课的联系，特修课的导师乃至较深造的学生，提出各组学习的精华，深入浅出地公诸全校，以丰富全校普修课的内容。这样，“普修课与特修课之鸿沟打通，乃能达到一般的特殊与特殊的一般之境界。”

育才学校的教学不是灌输式的，死气沉沉的，而是启发式的，理论联系实际的，生动活泼的。陶行知主张要给学生最重要的四把钥匙，即：一是国文；二是一门外国语；三是数学；四是科学方法——治学治事之科学方法。“与其把学生当作天津鸭儿填入一些零碎知识，不如给他们几把钥匙，使他们可以自动地去开发文化的金库和宇宙之宝藏。”当时有些教学内容还采取形象化的教学方法讲授。例如社会组的时事课是用活报的形式表演给大家看，甚至自然组的化学课也用这种表演的形式。自然组创作了化学之舞，将枯燥的化学变化的公式用舞蹈来表现，使人易学易懂。这种把科学艺术化、舞蹈化、大众化的办法，真是一个破天荒的创举。

根据陶行知的教育思想，育才学校从来没有单纯地关在古圣寺里进行。学校规定学生每周有一个下午到周围的农村、手工作坊、煤窑、民船上去办识字班，教劳苦大众识字，教他们唱歌，向他们宣传团结抗日救国的道理。抗日胜利后，蒋介石挑起内战，则向他们宣传反独裁，反内战，要民主，要和平的正义主张。育才学校的学生深入群众，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拜老百姓为师，同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情。这在当时是有口皆碑的。陶行知说创办育才学校的主要意思就是“要引导学生们团结起来做追求真理的小学生；团结起来做自觉觉人的小先生，团结起来做手脑双挥的小工人；团结起来做反抗侵略的小战士”。对此，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委非常重视，特商请育才创办农村工作见习班，吸收一批进步的知识青年到育才来学习农村工作经验。

在重庆，育才学校又是传播革命文艺的宣传队。他们常到市区和郊区进行宣传演出，逢年过节都要为农民演出。那一个时期演出的节目有《活捉日本鬼》、《兄妹开荒》、《朱大嫂送鸡蛋》、《王大娘补缸》、《茶馆小调》，民间舞蹈等等。育才学校的音乐组、戏剧组确实在重庆募捐演出过，但这决不是为演出而演出，更不是为富商大贾、少爷小姐而演出，它一方面是为募到一些钱来度过困难；另一方面，它又是团结民主力量与国民党斗争的一种方式。冯玉祥先生就曾在募捐演出会上表演过节目。

方与严同志在育才《六年》这组诗中，描绘了育才学校七组一场（育才农场）的各自特色。他称颂戏剧组是：

舞台即战场，

把大众生活捧上舞台，

暴露邪恶、表彰贤良、活灵活现、毫无隐藏。

它，要作不平的控诉，

它，要作大众心灵的共鸣，

它，要真情、热情、世情，情情灌入大众的胸膛。

它，要台上台下凝结成一个巨人，把地狱翻成天堂！

称颂音乐组是：

它，要作民主的歌手，

它，要作自由平等的号角，

它，要琴声、弦声、歌声，声声打入大众心弦，透过大众心弦。

它，要唤起人人得行自己的主张，把世界造成乐园。

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育才学校，堪称文化教育界的一朵奇葩。

重庆的社会大学于一九四六年创办。学校在创办之前，周总理作为中共代表团的负责人，就非常关怀这所半秘密的学校的建立，非常关心这批在白色地区的红色青少年的成长。在反蒋统一战线的指导下，这所学校是由陶行知、李公朴、史良主持的。这所学校和它所培养的学生，在推翻蒋家王朝和以后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斗争中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陶行知对这所新型的社会大学之“道”作了说明：“大学之道”，“一切的学问都要向着人民的幸福瞄准。”社会大学适应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和不断发展的民主运动的需要。它是团结爱国民主力量的堡垒，它是民主基地，它也是对青年进行革命教育的最好场所。

当时在社会大学任教的有：翦伯赞、华岗、邓初民、马寅初、许涤新、王昆仑、侯外庐、杨晦、何其芳、艾芜、力扬、曹靖华、陈翰伯、张友渔，孙起孟、于刚、潘菽、李公朴、陶行知、方与严等。还有作为中国代表团顾问的何思敬同志也在社会大学主讲过关于宪法方面的课程。在社会大学任教的专家学者们，不仅半文钱的津贴也没有，还要冒着被国民党特务盯梢、绑架的危险去讲课。他们是为了青年的需要，为了人民的解放而教，邓初民老先生还表示要拿出些钱来给学生买教学用品。学生们同样冒着这种危险去听课，为了革命的需要、人民的解放而学，这也可以称之为为人民解放的教学做。所以当时敌人很恨它，也很怕它，千方百计地企图把这所革命的学校除掉。社会大学创办不久，副校长李公朴就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了。

《全评》一文却嘲讽陶行知所说的“有形的社会大学”实际上是“业余补习班性质的学校”，似乎不能算大学。又挖苦说：“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全世界二十万万二千万（当时人口统计数字），都欢迎上学。这好像是《山海经》中的神话那样，是永远也不能实现的幻想。”按照这种观点来看，扫除人类社会的文盲，提高全人类的科学文化素养，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也将成为“永远也不能实现的幻想”了。

我们认为茅盾同志对社会大学的看法是正确的。他说：“最近他计划中的社会大学则是他想把他的理论推到实践的最高峰，几乎可以说是推到了近于‘乌托邦’。然而社会大学决不是‘乌托邦’，他是一种的现实的基础的可能一步一步实现的理想。但它的整个计划看来颇为‘罗曼谛克’……”

陶先生一生致力于人民教育事业，并致力于民主运动，做到了鞠躬尽瘁。老一辈革命家对陶先生了解最深，对陶先生的评价也最中肯。陶先生逝世以后，陆定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的大会上指出：“陶行知先生，在他的政治生活中，他的主张，他的行动，他的作风，他的与人民的密切联系，他的刻苦耐劳，坚强不屈，视死如归，都是人民的模范。不仅别人应该把他当作模范来学习，我们二百万中国共产党党员们，也要把他当作模范来学习。陶先生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这是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像鲁迅先生、邹韬奋先生等所走的同样的道路。”关于陶先生的教育思想，陆定一同志认为。“陶先生的这种教育思想，正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正是为人民服务的教育思想。”

林伯渠同志称赞说：“行知先生是反对‘洋化教育’反对‘传统教育’的旗手，是人民大众的教育家。”胡愈之同志最近提出：“行而后知，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陶先生教育思想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