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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二十六国行12（第1页）

陶行知二十六国行[1][2]

一、国民外交使节

1936年7月11日，邹韬奋在香港主编的《生活日报》第一版上刊登了一条通栏消息，大标题是：“大众教育家陶行知今日出国”，小标题是：“参加世界新教育会议，考察英、法、德、意、土、苏联、美国新文化状况，宣传中国文化及救亡运动的实况，征求世界人士对太平洋集体安全的意见。”陶先生对该报记者说明此行的目的任务：“我特别注意的是向会议报告中国的现状、中国大众文化运动和救亡运动的实况，以及中国大众当前英勇奋斗的事实。我要借此次国际会议粉碎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国际上的武断宣传，让世界公正人士明了中国的一切。自然我也要报告中国的新教育者如何在艰难困苦中，用教育的工具改变中国的实践。”陶先生又谈到在伦敦参加世界新教育会议后，准备作世界旅行，以进一步达到上述的目的任务，尤其是要“唤起侨胞参加救国运动”。当时陶先生是上海文化教育界救国会的执行委员，受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全救会）的委托，乘出国之际到世界各国宣传抗日反帝，动员海外侨胞支援祖国抗战，并争取国际友人的同情和赞助，所以当时进步人士都说陶先生是“国民外交使节”。

出国前夕，陶行知在香港和他的亲密战友邹韬奋，对胡愈之起草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作了修改，两人先行签字，然后由韬奋持至上海与沈钧儒、章乃器作最后修正，7月15日四人联合发表。8月10日得到中共中央的复信，声明：“我们同意你们的宣言纲领和要求，诚恳的愿意与你们合作，与一切愿意参加这一斗争的党派组织或个人合作……来共同进行抗日救国的斗争。”这两个文件的发表，代表了亿万爱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起了振聋发聩、鼓舞人心的作用。陶行知后来在巴黎全欧华侨救国联合总会成立大会上，又作了关于团结御侮的“再度说明”，引起广大华侨的热烈反响。

热心为中国工农大众服务的教育家陶行知，当时作为抗日救国运动的群众领袖，作为全国救国会的代表，满怀救国热情，肩负起“国民外交使节”的重任，走向世界，行迹遍及欧美、亚非26国，目的是把抗日救国联合战线的种子散布到世界各个角落去。

二、在欧洲参加一系列国际性会议

世界新教育会议与一般教育会议不同，是对教育事业持有一种新信念的人交换意见和进行研究的国际性机构，他们认定教育是创造新世界的一种工具，希望通过教育改变现实，创造新世界向前发展的条件。因此这一会议讨论的范围，并不局限于教育。

陶行知先生于1936年7月31日到8月14日在伦敦参加世界新教育会议第七届年会。这次会议共有50余国代表参加，中国被邀请的教育家共三人，陶行知是其中之一。[3]在会上，陶先生报告了中国大众教育运动与救亡运动的实况，着重介绍了工学团与小先生制在运动中的作用，引起许多代表的注意和赞赏。

9月初，陶行知和钱俊瑞、陆璀在日内瓦参加世界青年和平大会以后，立即赶到比利时布鲁塞尔，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各国代表到会的有4900余人，中国代表团公推陶行知为代表团主席，并决定由陈铭枢、陶行知、王礼锡、胡秋原四人参加大会主席团。陶行知还参加教育组会议，钱俊瑞参加青年组讨论，其他代表都参加分组讨论。陶先生向世界拥护和平的人士报告日本破坏和平与我国民众为拥护和平而反抗侵略的救国运动，博得了各国代表的赞扬与同情。

大会结束时，陶行知被推选为中国执行委员，他又为中国代表团起草了一封致世界和平大会主席书：“为使国际和平会议在远东更有效的发展，以及使这个运动在远东与西方有密切的联系，我们参与比京会议的中国代表诚恳地请求大会的常务会议尽速派遣代表到中国去，以资常务委员会与中国分会有以联系。我们深信大会此举对世界和平与正义的运动大有裨益，而为中国人民所欢迎。”

大会结束后，陶先生又和钱俊瑞、陆璀等于9月12日到达巴黎，受到中国学生会和华侨抗日救国会的热烈欢迎。陶先生在欢迎会上发表演讲，题目是《怎样才可以救中国》。他说，我们首先要问谁是危害中国的敌人？他痛斥日本帝国主义5年来侵占中国大片国土，几千万同胞受剥削被奴役，强调指出“要救中国，没有其他办法，只有抵抗。”“抗日的办法有三种，第一是经济抵抗，第二是文化抵抗，第三是武力抵抗。三者要并行。”他还提出，要建立联合战线，要有三种联合。第一是国内联合，最主要的是国共要合作。第二，我们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日本的老百姓也是受日本军阀压迫的，我们应当和尊重民族平等的日本人联合起来。第三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也要联合起来。他的这些讲话，引起听众的热烈鼓掌。

“九·一八”五周年时，前来参加欧洲华侨抗日救国联合大会的欧洲各国华侨的代表团聚集在巴黎，举行各种各样的纪念会。在巴黎中国学生会举行的纪念会上，陶行知和陈铭枢、吴康、钱俊瑞等都发了言。陶先生讲话时特别指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已踏上国际政治舞台，在布鲁塞尔世界和平大会和日内瓦世界青年大会上，中国代表团曾经提议建立太平洋地区集体安全制度，以保障东亚和平。他的讲话使海外侨胞得到很大的鼓舞。据巴黎《救国时报》1936年9月30日报道：“自从国内抗日救国团体派赴世界和平大会及世界青年大会代表陶行知、钱俊瑞、陆璀到欧后，即竭力鼓吹建立全欧华侨抗日救国之总机关，一时各国侨胞纷纷响应，乃由陶行知、王海镜、胡秋原诸先生于8月24日发表告海外同胞书，号召全欧侨胞不分党派，不问信仰，在抗日救国共同目标之下，团结一致，举行全欧华侨抗日救国大会。”后来又报道：“陶先生及英、法、德各国侨胞在巴黎举行筹备会，负责邀请各国侨胞选派代表来法出席并起草各项章程及文件，筹备一切事宜。”同年9月20日，全欧华侨抗日救国大会在巴黎正式开会，到会的有欧洲各国侨胞代表及各地来宾400余人，还有不少侨胞函电大会，表示热烈祝贺与拥护。这次大会表明旅欧华侨在抗日救国旗帜下的伟大团结，盛况空前。陶行知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之再度说明》，大声疾呼要停止内战，要建立抗日救国联合战线，并结合十二点说明朗诵了十二首小诗，非常生动而有说服力。大会着重主张南京政府应立刻停止“剿共”军事行动，由人民救国团体隔断双方阵线，互派全权代表，负责谈判停战和抗日协定，同时邀请其他党派参加救国联席会议，协商救亡政策及具体办法。

三、在美洲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

1936年11月初，陶行知从英国出发赴纽约，在美洲访问一年半，大部分时间是唤起华侨团结起来，支援祖国抗日救亡，同时争取国际友人的同情援助。其中不乏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

陶行知抵美后，访问了许多华侨组织和学校，介绍中国的青年运动和人民抗日救亡运动，宣传中国必胜的道理。当时美洲华侨组织复杂，各立门户，常有纠纷，甚至发生自相残杀的“堂斗”，有一年“堂斗”死了六七十人。通过陶先生和其他进步人士的说服帮助，终于使他们捐弃前嫌，团结起来，共赴国难。许多城市的华侨成立起抗日救国会，开展义卖捐献活动，推行救国公债。

在此期间，陶先生到处奔波，参加讲演会、座谈会、读书会，有时还教救亡歌曲，组织华侨歌咏队。在陶先生促进下，1937年继“旅美华侨统一捐献救国总会”成立之后，又组织纽约华侨举行万人游行。最令人感动的是有些华侨领袖人物，从前因政见各异，互不团结，此时在救国活动中变成了亲密兄弟，坐在一起开会办公，共同战斗。陶先生在回国后一次报告中曾说：“美国新华侨是从旧的背景里活跃出来的，好比是新生的孩子，我也可算是接生婆之一。”又说：“新华侨的努力救国，不但是美国如此，我所到的各国，同胞们都表现相仿佛的精神，这是可为祖国庆贺的。”

陶行知一方面充分运用自己在美国的社会关系，做争取国际友人的工作，一面动员华侨多交外国朋友，扩大国际影响。他告诉华侨，交朋友要把个人的朋友变为中华民族的朋友，这就首先自己要有抗战必胜的信心，才能起到国民外交的作用。在陶先生倡导和鼓舞下，许多爱国华侨参加了国民外交活动的行列。最突出的是从事洗衣工作的华侨，在陶先生的启发和指导下，用很多小纸片，印上“请不要买日本货”等内容，放在洗好的衣服口袋里，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陶先生后来还写了一首《衣联歌》勉励洗衣工人：“洗去中国的国耻，洗去世界的罪恶。……兄弟们联合起来，拿出我们的真本领！”当时华侨抵制日货非常认真，连小孩子都懂得宁可穿得破旧，也不买东洋布。陶先生特为写了一首小诗：“好少爷，真不错，宁可裤子破，不买东洋货。如买东洋货，没人嫁你做老婆。”陶先生还和爱国华侨一道去做码头工人的工作，说服他们不要搬运军用物资到日本去，于是一方面大批日本货在美国卖不掉，另一方面码头上成堆的军用物资运不出去。后来日本派了一个工头到美国去，找了两个工会都碰壁，又去找旧金山码头工会领袖卜立哲斯，也受到一顿严厉的教训，垂头丧气而去。当时的中日宣传战，由于陶行知和进步人士以及广大华侨的共同努力，是打了胜仗的。

陶先生在美国从事国民外交，逐渐改变了有些美国人认为“中国人是懦夫”的思想，转而尊重中国人。他无论到何处演讲中国抗战情形，入场和出场的时候，听众都全体肃立，表示对英勇抗战的中国人致最崇高的敬意，在演讲的时候，一提到中国反抗侵略，听众即一致欢呼，一致鼓掌。当时美国各派都有人同情并援助中国抗日，但各不相谋，后来看到中国人团结抗战和华侨的联合，也经常召开联席会议，商讨援华问题。

陶先生为了更好地说服美国人禁运军用物资给日本，曾在1937年11月和爱国华侨胡敦元、林霖、林雨苓等创办了一个“中华经济研究社”，对日本军用材料来源及购买力进行研究，结果得知1937年美国运日本军用材料占日本进口军用材料总额的54。4%，从美国输入日本的废铁占输入总额的90。4%。陶先生就用这些事实在各种集会上宣传，促进对日禁运。1938年5月4日在洛杉矶5000人的集会上，陶先生又揭露“日本在中国杀死一百万人的时候，有五十四万四千人是美国军火帮助杀死的。”在座的国会议员司各脱先生立起对听众说：“请大家记着，日本在中国杀死一百万人的时候，有五十四万四千人是美国帮凶而杀死的，凡不愿做帮凶的人请站起来！”全场一致站起，表示禁运决心。后来这个研究材料载入国会公报上，成为对日禁运的重要根据。

1938年3月，陶先生第四次到加拿大访问，从东到西，沿铁路线到处演讲、广播，或座谈，或教救亡歌曲。4月14日，在华侨集中的温哥华市，由加拿大医疗界援华会主持召开大会，陶先生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他首先感谢加拿大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支持，感谢他们募捐和征集医疗物资，派人支援中国人民作战，然后介绍中国人民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的情况，宣传中国人民抗日的决心。当时温哥华市华侨抗日救国总会曾举行抗日救国大游行，汽车上的炸弹模型上面写着：“不要帮助日本侵略中国！”加拿大的妇女团体也上街宣传禁运军用材料到日本。这次访问加拿大，历时一个多月，对加拿大人民和华侨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宣传工作。他本人演讲的门票收入和华侨捐款都寄到香港保卫中国同盟，托宋庆龄买医药用品转交白求恩医疗队。解放后，加拿大进步人士来华访问时，还提起陶行知是中加人民友好的第一个使者。

四、联合旅外华侨及国际友人营救“七君子”

1936年11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王造时等七人在沪被捕，海内外爱国同胞和国际友人大为震惊激愤。世界和平理事会曾于12月21日致电南京国民党政府，对于中国分会委员沈钧儒等被捕提出抗议。1937年初，陶行知在美国和冀朝鼎、陈其瑗、胡秋原、柳无垢、陆璀、李信慧等33人发起援救爱国七领袖及马相伯先生运动，发表《旅美华侨告海外同胞书》，揭露南京政府镇压抗日救国运动，并提出三点要求：一、立即释放爱国七领袖，并立即允许马相伯先生返沪；二，确认日本为全国之公敌，救国为国民之权利与义务；三、立刻对日抗战，切实保障人民救国运动。并征得华侨300多人签名赞同。

陶行知等还在美国联络知名学者、教授发起援救运动，于1937年2月初致电南京当局，对于上海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七位学者被捕，表示严重关切。署名者有约翰·杜威、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保罗姆·大卫斯、路易·克伦、保罗·孟禄、保尔德·罗格等16人。

南京政府坚持反动立场，不顾广大爱国人民之反对和国际友人之声援，悍然于4月3日由江苏高等法院检察官以所谓“危害民国罪”罗织了十大罪状，提起公诉。所列被告，除上述七人外，又加上陶行知、罗青、顾留馨、任颂高、张仲勉、陈道弘、陈卓七人，对陶行知明令通缉。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各地救国运动进一步高涨，陶行知远在美洲，虽遭再次通缉，但意志愈益坚定，尽心竭力投入抗日救国的宣传组织活动。5月24日曾借用郑板桥的两句诗，手书一条幅寄回国内：“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以明心志并勉励亲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