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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陶行知与胡适1（第2页）

陶行知（1891—1946）出生于务农、贩菜兼营小本生意的家庭，过的是清贫的生活。幼时随父识字，年稍长，随父挑菜进城，其母则在一个教堂内任炊事员兼勤杂。陶童年时期很聪颖，受过蒙馆和经馆的教育。十三岁进入耶酥教会的学校读书，翌年即书壁：“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曾邀集同学，反对当时乡中为非作歹的和尚，并毁坏寺内泥菩萨。少年期的陶文浚（行知的原名）得到他的校长的帮助，考入金陵大学。辛亥武昌起义，陶氏拥护革命，信仰孙中山关于民主共和的主张。可见家境清贫，植根于乡土的陶氏，虽受教会学校的教育，但依然热爱自己的祖国。1914年陶氏大学毕业，向亲友借贷筹资，赴美留学，利用课余和节假日，勤工俭学，并与胡适同出杜威教授之门，同在1917年归国。

首先，让我们对于陶、胡二氏的政治立场作一比较。陶氏在归国时表示，“我要使全中国人都受到教育”，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很高的政治觉悟。陶氏甘愿舍弃待遇优厚的教授职位，和一批人从事平民教育的推广。他感到“经过一番觉悟，我就像黄河决了堤，向中国平民的路上奔流回来了。”他不仅如此说，而且脱下长衫马褂，穿上布衫草鞋，艰苦创办人所周知的晓庄师范，为广大农民服务。“和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对稻粱菽麦黍稷下功夫。”这就是他的风范。这个时期的胡适，却怀念故宫中的废帝溥仪，不特去晋见了这个少年“皇上”，而且事后作诗纪念：“我昨晚忽然想做诗纪一件事，……成短诗一首：咬不开、捣不碎的核儿，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百尺宫墙、千年的礼教，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胡适日记》下，页371-372）。

陶胡二人，一个向着平民，一个惦念着他的“皇上”！

1930年晓庄师范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所封闭，进步师生遭残杀，陶行知受到通缉。1932年，陶氏在上海办工学团，政治觉悟进一步提高。他坚决表示：“团就是团结，就是团体。团以保生，这个意思就是教人民大众团结起来，结成坚固的团体来保卫自己的生存权利，如果有什么混账王八蛋来欺负压迫老百姓，咱们老百姓就起来和他干——啊！”（戴伯韬：《陶行知的生平及其学说》，页80）这个时期的胡适，为了欺世盗名，加入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所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但涉及释放政治犯的盟章，胡适就公然反对。宋、蔡等对他严加责备：“释放政治犯，会章万难变更。会员在报章攻击同盟，尤背组织常规，请公开更正，否则惟有自由出会，以全会章。”（《胡适来往书信选》中，页193）结果，胡适被开除了。

陶氏与胡氏对比，一为反暴政压迫的斗士，一为“助桀为虐”的帮凶。

1930年，胡适发表《我们走那条路》一文，提出五鬼闹中华的主张，说什么“悬想一个意义不曾弄明白的封建阶级作革命对象，或把一切我们不能脱卸的罪过，却归到洋鬼子身上，这些都是盲动。”（《胡适与中西文化》，页94）陶行知说他抓住五个小鬼，放走一个大妖精。这是一个很辛辣的批评。也可以看出彼此的政治观点，有很大的差距。

1935年胡适写了一首《飞行小赞》，大意是，古人辛苦学神仙，现在他不修不炼，也能凌云上天，看水看山。陶行知读了以后，作诗讽之：流尽工人汗，流尽工人血，天上不须半日，地上千万滴。辛苦造飞机，不能上天嬉，让你看山看水，这事大希奇。胡适对他的助手说：“你看了陶行知的诗，可见他这个人一点幽默感也没有”。（《谈话录》，页301-302）这显然不是有没有幽默感的问题，而是立场问题。

三十年代中期，陶氏与沈钧儒等在上海组织救国会，反对国民党政府对日寇不抵抗，而从事内战。陶氏作为国民外交使节，出访28国和地区，揭露日寇的野心和暴行；动员广大华侨及国际友人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国民党反动政府悍然逮捕救国会的“七君子”，陶氏受到第二次通缉。这个时期，胡适加入汪精卫、周佛海、高宗武等人的“低调俱乐部”，力主对日妥协，与后来成为大汉奸的高宗武深相结纳。胡氏还发表“等五十年后再抵抗”、“日本要征服中国，必须先征服中国人民的心”等等谬论，大受舆论的抨击。陶行知在国外致书给胡适，告诫他毋作妥协之论调。陶在一次演讲中，提到“一·二八”淞沪抗战时，一位名叫胡阿毛的卡车司机，被日军强迫运输一车军火；他毅然将卡车开入黄浦江，使满车军火和押送的日兵，全都葬身江底，他自己亦壮烈牺牲。陶行知对此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致敬胡家出好汉，不是胡适是阿毛”，既歌颂了民族英雄，又鞭挞了胡适。

陶与胡对比起来，一个是抗日救亡、百折不挠的斗士；一个是畏敌如虎的懦夫。

1936年，陶氏到了伦敦，谒马克思墓，赋诗致敬；有“光明照万世、宏论醒天下”之句，表达了心悦诚服的心情。同一年度，胡适在北京，复信给一个文坛小丑，申述其一贯反马列主义的主张：“我在1930年写《介绍我自己的思想》，其中有二三百字是骂唯物史观的辩证法的。……我们对左派也可以说，你们不能拿没有东西来打有东西的”。（《胡适来往书信选》中，页338）陶胡二人，一个是勇猛精进，一个是顽固到底。

抗战时期，陶氏居重庆，从事于有利抗战的工作，艰苦卓绝，培育人才；结合进步人士，发扬正义，争民主，反独裁，百折不挠。鉴于反动派不断捣乱，他曾气愤表示：“要知道民主是要用血、用生命去争取的！”日本投降后，陶氏拥护中共关于避免内战、国共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的主张。别有居心的胡适，这时居然致电毛泽东，要求中共解除武装，否则将因内战而完全消灭。虚声恫吓，徒然暴露其狂妄与顽固。晚年居台湾，还往往借题攻击中国共产党，胡氏花岗岩之头脑，不可改也。

其次，让我们对陶胡二氏的教育观点作一比较。据胡适的看法，杜威最注重的是教育的革新，其种子在中国确已散布不少，将来各地的试验学校渐渐发生，有了试验的机会，十年二十年后，将变成无数杜威式的试验学校，将直接间接影响中国的教育。（《杜威先生与中国》）胡适这种估计，显然是落空了。陶行知开始也相信杜威的“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从做上学”等主张，但陶氏不仅注意探讨教育理论，他又是一个教育实践家。通过实践，他发现杜威这一套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行不通的。他于是幡然改图，经过不断探索，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具有创造革新意义的教育学说。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广大青年，在马列主义思想影响之下，纷纷走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这就使胡博士坐卧不安了。他一方面大声疾呼，要“多研问题、少谈主义”，同时又树起“整理国故”这面旗帜，号召青年回到故纸堆中去讨生活，并荒谬地提出，释明一个古字，其功不在发现一颗新星之下。后来，他受到抨击，只好装模作样地慨叹，“现在一般少年人跟着我们向故纸堆中去乱钻，这是最可悲叹的现状。我们应该换条路走走了。等你们在科学实验室有了好成绩，然后拿出你们的余力，回来整理我们的国故，……”（《胡适文选》，页372），告诫青年搞了科学，回过头来还要整理国故，这就是胡氏的“迷魂汤”，陶行知本人在青少年时期饱读经史，但他从不号召青年去钻故纸堆。反之，他积极提倡“科学下嫁运动”，认为，“资本家专有了科学，他们设立了科学研究室，开办了大学专门学校，可是能够享受现代科学成果的，只有他们和他们的子女。我们现在要做相反的工作，我们要做工种田的人得以享受近代科学知识……这就需要一个科学下嫁运动。”于是他和一批同志在这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在抗日时期创办的育才学校，也注意使学生在各种知识和科学方面，打好基础，以便于进一步对专门科学进行深造。

三十年代开始，国难日深，青年学生目击时艰，政治觉悟大大提高，不断从事“抗日救亡”以及“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的运动。胡适对此搬出他从外国个人主义者学来的法宝，喋喋不休地告诫青年，要先“救出自己”、“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所以不宜参加群众运动。1935年北京爆发了波澜壮阔的“一二·九”爱国运动。胡适连忙发表致北平大学同学书：“若长此荒废学业，今日生一枝节，明日造一惨案。不但于报国救国毫无裨益，简直是青年人自放弃其本身责任，自破坏国家将来之干城了！”（《胡适往来书信选》中，页292-3）这样的论调显然是作为国民党政府策士的胡适妄施釜底抽薪之计。心劳日拙，当然不能得逞。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发生了巨大的影响。陶行知时在上海，完全拥护这个宣言关于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也积极支持“一二·九”爱国运动。他向人表示，迎接南下的学生代表，以便建立一个南北统一的抗日大联合。他还纠合同志组织国难教育社，推行国难教育，其目的在于推进大众文化，争取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保卫中华民国领土与主权之完整。在国难期间，陶氏教子：“要把自己青春的火药，对准日本帝国主义轰炸，不要在盘子内浪费掉。”（《人民教育家陶行知》，页65）这个期间，胡适又如何教子呢？他对儿子说：“养成做工的习惯是第一要事。没有‘丙’等分数的人可以做学问的，也没有‘丙’等分数的人可以做事有大成功的。”（《胡适的日记》下，页535）胡适所注意的是“救出自己”，“出人头地”，陶行知所注意的是为着民族的解放而英勇斗争。两种人生观，两种教育观点。

概括起来说，陶行知与胡适是在近现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出现的各有特点的典型人物：

陶氏出身于清贫的家庭，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为提高劳动人民的素质，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终生。胡适出身于官绅而兼商人的家庭，始终站在剥削阶级的立场，崇拜帝国主义的势力，为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而敌视人民革命的事业。

在认识论方面，陶氏经过探索之后，坚持唯物主义的观点，主张实践出真知。他的格言是“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这就是他的观点。胡适宣传“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科学方法”。他应用这种方法研究旧中国问题，得出“五大仇敌”的结论，而封建势力、帝国主义都不在内。（《我们走那条路》）这种方法究竟有何价值，可不言而喻。他服膺实用主义，把真理看作是一时公认的应付环境的便宜假设。环境改变了，他从倾向于“打倒孔家店”转而尊孔，真理都在他手里，这就是实用主义的妙用。

在人生观方面，陶行知的格言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他说到做到，经过艰苦而英勇的奋斗。不断追求真理，成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党外布尔什维克。胡适的格言是“救出自己”，是典型的利己主义者。他见机而作，善于表现，养尊处优，成为具有剥削阶级文化修养的代表人物。

俱往矣，陶氏的风范永存，胡氏呢？

[1]原载《教育论丛》，198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