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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的教育事业与教育思想节选1(第3页)

什么是民德?

要目有四项:

觉悟,联合,解放,

还有创造——要捣碎痛苦的地狱,

创造人间的天堂,

教人民做主人,

不让公仆造反,

为老百姓造福,

不靠高调歌得响。[11]

它要培养和大众共同做事的人才,如果它也免不了要培养领导人才的话,它是要培养愿意接受大众领导而又领导大众的人才,说得正确些,它是培养大众做大事。

新大学是大众大学,新大学是茅棚大学。[12]

社会大学是茅棚大学,但是它的教授和教师都是共产党员和民主进步人士,所以它教出来的学生,绝大多数成了民主运动的促进者。

(八)晓庄研究所

晓庄研究所,是陶行知回国要做的第二件大事缩小活动范围而成立的。陶行知原拟设立的晓庄学院,因反动政府不给批准就不能公开招生,而只好成立由少数人筹款和约集少数研究人员组成的私人研究机构。1938年冬成立,开始研究教育本质、生活教育理论体系,教学做合一理论体系,地球运动原理,小型炼钢炉和内燃机改造等专题。不久,因陶行知逝世而中断研究。

(九)中华业余学校

中华业余学校,是陶行知回国要做的三件大事之一。1938年11月创校于香港的九龙山东道。它是用业余教育方式,运用战时教育方法,以“主人教育”口号为号召办理的夜大学。它的学生成分,自工人、店员、教师,以至银行行员和海关关员;它的课程和分科以适合各行业和配合抗日救国运动的需要,而分设政治经济、文学、音乐、戏剧、绘画、英文、俄文、会计、教育等九部。香港虽是一块殖民地,但爱国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经“主人教育”的号召,纷起响应,加上当时抗日救国人士多从香港转入抗日大后方和解放区,只要有可能,都到中华业余学校来宣传演讲抗日救国的道理,更加鼓足学生的救国热情,各自回到本工作岗位上和组织参加多种多样的爱国团体,进行宣传鼓动,在抗日救国上起着一定的作用。办了两期,由于客观环境而停办。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业校友纷纷回港,积极筹备,于1948年8月10日复校,改名中业学院。

陶行知一生的努力,是在于想尽方法,要为劳苦人民大众和他们的孩子争取受教育机会和致力于争取民主上,所以他的教育事业是带有人民性的。因为它在各个阶段都与我党发生或多或少的联系,晚年更靠近我党和接受党的领导,所以他的教育事业是有进步性的,因而影响全国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因此,在解放后,他的教育事业在重庆的,由重庆市人民政府接办了;在南京的,由南京市人民政府接办了;在上海的,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接办了,并把育才学校改名为上海市行知中学,以纪念这位人民教育家和民主战士。

生活教育社和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都以完成一定的历史任务,而宣告了有意义的结束。

[1]原载《安徽史学》,1958年第3期。

[2]原载《安徽史学》,1958年第3期。

[3]见《生活教育章程》的《总则》。

[4]见方与严:《乡村教育》内载有陶行知著《乡村工学团初步计划说明书》一文,上海,大华书局,1935年版。

[5]见陶行知:《行知诗歌集》中《新安小学儿童自动旅行团小影》一诗,上海,大孚出版公司,1947年版。

[6]见《战时教育》月刊第6卷第1期内,陶行知著《育才学校创办旨趣》一文。

[7]见《战时教育》月刊第6卷第1期内,《育才学校公约草案》一文。

[8]见陶行知:《行知诗歌集》内《育才学校歌》一歌,上海,大孚出版公司,1949年版。

[9]见《战时教育》月刊第6卷第1期内,陶行知:《育才学校创办旨趣》一文。

[10]社会大学成立时,反动政府不准立案,有人讥笑它为野鸡大学。陶行知就幽默而有力地改叫它为野大学,以示别于当时所谓“在朝大学”。

[11]见陶行知:《行知诗歌集》内,《社会大学颂》一诗。

[12]见《生活教育》半月刊第3卷第7期内,陶行知:《新大学》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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