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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二十六国行12（第2页）

五、结合社会活动，宣传和实践教育主张

陶行知既是杰出的爱国主义社会活动家，又是世界闻名的大众教育家。他把社会活动和教育活动结合在一起，反对脱离社会死读书。

他到美国后，半个月内就在哥伦比亚大学演讲了三次。11月21日对该校师范学院讲演《中国之新教育》，列举事实，阐明什么样的教育可以救国，学校怎样办民众教育，介绍他所从事的新教育——救国教育。他到处参观华侨学校，向华侨宣传，动员团结御侮，支援祖国，进行最实际最有效的爱国主义教育。

1937年八九月间，他到墨西哥访问，曾向墨西哥学校讲《创造的教育》，介绍了小先生制，受到热烈欢迎。在刚入境时，“曾受官方的留难”，经过他对各方面的引导，后来受到热忱接待，墨西哥总统还专门约期接见。9月24日，他在午宴上发表告别词，提出三点希望：（一）希望墨西哥与中国结成兄弟；（二）希望停止以武器军火供给日本；（三）希望停止以港口供给法西斯国家使用。可见他的演讲既是社会活动，又是教育活动，对听众进行了保卫世界和平、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教育。

陶行知是一位杰出的演说家，他的演讲内容丰富，语言生动，饶有风趣，很能吸引听众，收到很好的教育效果。他在海外到处访问、讲演、座谈、参观，实际上也就是在实践并发展他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教育理论。通过他的活动，广大华侨在社会大学校里，在开会、座谈、唱歌、捐款、游行、交朋友等等活动中受到爱国主义教育、救国教育和创造性的大众教育。

六、三次瞻仰马克思墓

1938年6月15日，陶先生离美回国，当时国共第二次合作，国内政治形势比较好，各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有代表参加国民参政会，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和陶行知等也被推举为参政员。陶先生经过伦敦时，向爱国侨胞介绍了美国侨胞抗日救国活动情况。6月25日，他特地约李信慧（原在美留学，和陶氏一同回国）一同去拜谒马克思墓。这是两年来他第三次瞻仰马克思墓了。第一次是1936年10月30日，拜谒回寓后还特地写了一首小诗《马克思墓》，内容是：“光明照万世，宏论醒天下。二四七四八[4]，小坟葬伟大。”短短四句诗包含着无限的真情实意，表现了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敬仰和赞扬。

第二次瞻仰马克思墓是和吴玉章同志一道去的。吴老所写《回忆陶行知先生》文章中有一段，说：“一九三八年二月，我们一同出席伦敦世界反侵略大会的时候，一同去瞻仰马克思的坟墓。我们在一片荒冢里，找寻了几遍，才发现恩格斯所题的墓志，而惊叹这一旷世伟人的墓竟这样平凡。这象征着生要和大众打成一片，死也要和大众打成一片，才是真正的伟大。这和陶先生要知识分子站在人民大众之中，为人民大众服务，做人民大众的人中人，而不是站在人民大众头上，做人上人之思想，是相符合的。陶先生崇拜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吴老和陶先生在欧洲、在四川重庆有多年交往，他对陶行知崇拜马克思和辩证唯物论的评论，绝非过誉。

陶先生离英经过柏林时，受到爱国华侨热烈欢迎。“七·七”抗日一周年，他向华侨作了长篇报告，讲了“七·七”的意义，介绍了美国华侨由分裂而联合，一致从事救国运动的情况，同时揭露日本宣称“中国赤化”，妄图孤立中国的阴谋，特别强调：“抵抗到底，必定胜利！”7月14日途径巴黎，适值法国国庆，陶先生和爱国华侨、国际友人一起参加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大游行。当时在巴黎的中国音乐家任光和参加西班牙反法西斯纵队的中国革命志士张纪以及李信慧等，都参加了游行。

7月24日夜晚，陶行知到达开罗，受到爱资哈尔回教大学中国留学生的热烈欢迎。在30名留学生中有一位是他的学生。他带领同学高唱《义勇军进行曲》。陶先生说：“谁也不曾想到在古老的沙漠国度里听到我们民族的吼声，这太使我感动了。”爱资哈尔大学是世界古老的学府之一，有上千年的历史。这些中国留学生对于祖国人民争取民族自由解放，都怀有最热烈的期望。陶先生了解到他们也在尽力为抗日救国出力，从仅能维持生活的费用中抽出钱来进行爱国宣传，利用开罗无线电台向全世界揭发日本帝国主义的欺骗宣传，深表宽慰，并加鼓励。他还了解到在埃及的华侨，组织过战区灾民救济会，发动捐款和购买救国公愤，又多次印发传单，劝告伊斯兰教徒起来抵制日货，在物质上援助中国抗日。对此，他十分感动地说：“这些教徒所表示出来的爱国精神，是多么好啊！回汉两族的隔阂是清除了，中国各民族的共同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他还在船上组织了一个歌咏团，请任光教唱救亡歌曲，每日4时半教歌一小时。船上40多个中国人，团结一心，带着满腔救国热情投向祖国的怀抱。

七、访问印度、新加坡和越南

陶行知回国途中访问印度，是应印度民族独立运动领袖甘地的邀请。他于8月8日到印，12日抵加尔各答，访泰戈尔，谈一小时饮茶而别。当日受到全印大会领导人、学生、工人、农民代表的欢迎。14日下午从迎宾馆出发，到谢岗甘地住处，两人席地而坐，谈了两个多小时。甘地在谈话中曾向陶先生了解中国普及大众教育的情况，并约陶氏撰写文章。22日陶先生在轮船上草拟《中国大众教育运动》一文提纲，9月9日陶先生在香港用英文写成文章寄甘地。甘地将它发表在《贱民》周刊上，并亲自写了按语：“陶行知博士不久前来印度访问我时，我曾邀请他送一份中国人民教育运动情况的小册子给我。如今他已经送给我，不得不认为这份具有指导意义的小册子对我们印度是非常有用的。”由此可见，甘地对陶行知关于大众教育的主张和经验是多么重视。

当时印度正在组织援华医疗队。陶行知在印度访问了两星期，亲身体会到被压迫的印度人民对于中国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同情和支援多么真诚。回国后在武汉至重庆的轮船上，正好遇到印度救护队，陶行知和他们亲密交谈，还教他们十课新文字，对中印人民友谊的增进是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新加坡的华侨在1936年7月曾听过陶先生出国后所作的一次讲演，这次回国经过新加坡，有许多青年朋友热情地列队唱着救亡歌曲欢迎他。朋友们告诉他华侨竭尽全力抵制日货，如果有人贩卖日货，就要受到处罚，大商店就罚款，充作救国金，小商贩教育不改，就要割下一只耳朵。陶先生说：“耳朵割了不能再长，这个做法要改正，应该用火热的救国热情去说服他们，教育他们，帮助他们研究贩卖别的东西来代替日货，那就更好。”他的开导帮助了华侨在抗日救国旗帜下加强团结。

陶先生离开新加坡于1938年8月2日到达越南西贡，当即访问华侨团体。次日在中国戏院演讲，向侨胞们报告欧美华侨团结一致开展救国活动的情况，受到热烈欢迎。8月29日他在日记中有一段记载：“旅越侨胞季玉堂与张长有十一年失欢，昨夜听我演讲旅美华侨曾因意见不合而暗杀械斗，今则和好，令二人感动颇深，因此接吻联欢，和好如初。”又记载有华侨节省菜金捐助抗日，推销救国公债200万元，以及不卖大米给日本等。

八、在香港会晤邓颖超，发表“回国三愿”

陶行知于8月30日回到香港，第二天中午香港文化界人士举行聚餐会，欢迎陶行知与因公来港的中共代表、国民参政员邓颖超。9月1日陶先生在青年会作公开演讲：《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他首先热情赞扬四万万五千万人站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又分析了国际形势与大国态度，列举事实说明中国人由被人轻视而变为被人敬佩，指出：“不能等待国际形势的根本转变”，“决定最后胜利的因素，是我们团结到底，奋斗到底，抗战到底！”

陶先生到港时，正逢各界同胞献金救国热潮，其中以菜果、鲜鱼小贩义卖捐献最令人感动。陶先生曾为此写诗赞扬：“南海有义卖，高风可崇拜。富翁学穷人，中国不会败！”后来他还和蔡楚生、金山、李信慧等访问渔村和渔民小学，勉励小学生为抗日救国努力学习，并摄影留念。

陶行知在港停留一个月，出席各种集会，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讲话，宣传抗日救国。还曾对新闻记者发表了他的“回国三愿”：一是创办晓庄学院，培养人才；二是办难童学校，收容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的苦难儿童；三是创办港九业余补习学校，动员华侨抗日。不久，中华业余学校在港成立董事会，陶先生任董事长，副董事长是黄泽南，校长是陶氏好友吴涵真，校务主任是方与严。这所学校后来在港九培养了不少进步分子，有些学生到抗日根据地工作，为抗战与革命输送了一批骨干力量。

10月1日，他回到当时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武汉，受到他的亲密战友沈钧儒、邹韬奋、胡愈之等热烈欢迎，并分别和蒋介石、周恩来、李宗仁等会见。他坚决谢绝了国民党当局许诺的高官厚禄，满怀救国热忱，下定决心，要为抗日救国大办抗战教育、救国教育，为抗战救国培养人才，继续为民族民主革命和人民教育事业艰苦奋斗，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

[1]根据陶行知海外工作日志1938年8月17日记载：“统计二年来之行踪：五次进英国，七次进美，六次进法，四次进加，三次进比，三次进德，三次锡兰，二次埃及，二次印度，二次新加坡，一次墨西哥，一次爱尔兰，一次捷克，一次荷兰，一次瑞士、奥、匈、保、南、希、巴勒斯坦、黎巴嫩、吉布地、爱登、安南、柔佛、意大利、香港。”解放后陶宏整理陶氏日记，编写成：《陶行知出访廿八国日志》，实际上香港和当时的巴勒斯坦为地区，故作“二十六国记”。——作者附记

[2]选自安徽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编：《陶行知一生》，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

[3]另有南开大学的张彭春和中山大学崔载阳，崔因事未赴会。

[4]马克思墓穴编号是247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