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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 高教理论与历史（第2页）

如果都是依附西方的思维和表达方式，那么中国就只能有教育研究领域而没有教育学科可言了。我们不要指望哪一天西方学者也发明出一个“高等教育学”的名称来，也不要期待有哪个美国学者将来会使用“高等教育学”的词语。即使西方永远不出现“高等教育学”的提法，中国的“高等教育学”也可以理直气壮地称为学科。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者应增强使命感，促使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更加理性和自觉，进而建立一个更为开放自主的高等教育学科体系。当然，将高等教育学认定为学科，并不排斥它同时也是一个开放的研究领域，或者说是一个适用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的领域。

中国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化阶段，在高等教育迅猛发展和体制转型的推动下，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体系逐渐凸显出来，高等教育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成果层出不穷，人才辈出，且研究方法上与国际逐渐接轨，为中国高等教育学学派的建立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已取得的重大研究进展的基础上，推进高等教育研究的国际化，相信会逐步形成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学科理论学派，或可称为高等教育研究的中国学派。

[1]本文发表于《高等教育研究》2009年第11期。

[2]李明忠：《高等教育的学科化研究与多学科研究》，《高等教育研究》2005年第10期。

[3]PhilipG。Altbach。ReseardTrainingiioeofArt，2001。InPhilipG。Altbach&DavidEndberg，HigherEdu，AWorldIoryofdPrograms，Phoenix：TheOryxPress，2001，p。2，p。17。

[4]赵炬明：《学科、课程、学位：美国关于高等教育专业研究生培养的争论及其启示》，《高等教育研究》2002年第4期。

[5]覃红霞：《科举学研究：在学科与专学之间》，《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6]《新唐书》卷一九八《儒学传》序。

[7]《辞海》（中），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第2577页。

[8]丁雅娴：《学科分类研究与应用》，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1994年，第38页。

[9]华勒斯坦：《学科·知识·权力》，刘健芝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22页。

[10]华勒斯坦：《学科·知识·权力》，刘健芝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5页。

[11]覃红霞：《走向开放的科举学研究——兼论科举学学科与专学之争》，《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12]霍斯金：《教育与学科规训制度的缘起》，参见华勒斯坦：《学科·知识·权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43页。

[13]王洪才：《教育学：学科还是领域》，《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14]李均：《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2～18页。

[15]高等教育是一个历史的、相对的概念，是学校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不同的社会以及同一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同，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不一样，高等教育也就表现出不同的形态或模式。广义的高等教育是指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人们所能够受到的当时最高的终端教育，而严格意义或狭义的高等教育是指建立在初等和中等教育基础上的专门教育。狭义的高等教育到近代才产生，而广义的高等教育在古代早已存在。

[16]庄启：《论大学学位及学凭之颁给》，《教育杂志》1912年第4卷第7号。

[17]沈步洲：《大学课程刍议》，《中华教育界》1913年3月号。

[18]刘海峰：《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序，参见李均：《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序第4～5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22页。

[20]鲁迅：《呐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75页。

[21]李均：《从专学到学科：“科举学”的应然求索》，《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22]艾尔曼：《从前现代的格致学到现代的科学》，参见《中国学术》第2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7页注①。艾尔曼根据西方和日本学者的研究，称该词的来源是宋代文人陈亮（1134—1194），“陈亮使用‘科学’作为‘科举之学’的简称。12世纪这一用法在宋代是唯一的。而且我在我使用过的明清考试档案中也没有看到过任何类似的情况。”现在于陈亮的文集中已无法找到“科学”一词。我认为，在大量使用“科举之学”的情况下，既然“科举学”可以成为“科举之学”的省文，偶尔出现以“科学”为“科举之学”的省文也不足为奇。另外，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大辞典》2194页在“科学”条中有两种释义，第一种为“中国古代科举之学的简称”。

[23]刘海峰：《科举学导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73～274页。最新的研究成果可参见周程：《“科学”一词并非从日本引进》，《中国文化研究》2009年夏之卷。

[24]胡建华：《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的特殊性分析》，《教育研究》2003年第12期。

[25]刘海峰：《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本土化》，《中国高等教育》2001年第2期。

[26]a：ItsEarlyHistory，Literature，andLaranslationofeseOffiehePreseerReview，Vol。XXXIV，No。II，1840，p。280。

[27]刘永：《牛津人的辉煌》，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53页。费正清也持此观点，参见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42页。

[28]潘懋元、陈兴德：《依附、借鉴、创新？——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之路》，《中国教育报》2004年9月3日。

[29]吴薇：《依附理论及其对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影响》，《大学·研究与评价》200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