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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学科视野中的科举制1（第2页）

科举与史学也有千丝万缕的关联。所谓“六经皆史”，便是指许多儒家经典本身就是先秦的历史记载。科举中试“论”的体裁往往以史论为重，因而科举在以经术和文学取士的同时，实际上还以史学取士。尤其是“五经”中的《春秋》是分量较大的考试教材，历来被视为“大经”，而《春秋》实则为史书，可见经书中纯史学的分量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另外，唐宋时期有三传科目，便是以《春秋》的《公羊》《穀粱》《左传》专门设立考试科目。而一史、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科则更是以史设科。重视以史取士的直接后果便是保证了入仕的政府官员具有一定的史学素养，知晓历代兴衰成败得失，有助于鉴古知今、鉴往知来，并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古代史学的繁荣和发展。

书法的繁荣也与科举以书取士相关。唐代科举中有专考文字和书法的明书科，而且投考明经、进士科的举子也须擅于书法，加上铨选考试“身、言、书、判”，其中“书”要求“楷法遒美”，促进了一代书风的形成。北宋中叶以后科举考试实行糊名誊录制度，书法相对不受重视。而清代殿试及朝考后试卷不再誊录，评卷重书法，也形成了朝野重视书法的社会风尚。清代状元陆润庠、刘春霖等人都是小楷名家，凡是进士出身者多写得一手优美的小楷，甚至许多应考的文童也会写“馆阁体”，说明科举考试对推动练习书法具有巨大的作用。

另外，唐宋科举中设有明法科，历代科举三场考试中第三场都要考判文，促进了中国古代法律知识的普及；古代印刷业的兴盛也与科举推动文化的普及有关；科举与中国古代“至公”观念的形成与发展，与读书至上、学优则仕的价值观也都息息相关；而科举文物及科举文献更是科举文化的现代遗存。限于篇幅，本文不再展开。总之，无论科举制的是非功过如何，它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要素，或者说是中国历史与文化中的重大存在。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或是否承认，科举文化这种存在照样在起作用。因此，充分认识并深入研究科举文化，在今天还有明显的现实意义。

以上从多学科的视野进行观察，只是提纲挈领地勾勒科举政治、科举教育、科举文学、科举社会、科举文化五个方面，但已可以看出科举制是一个具有多方面重大影响的制度，“科举学”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其研究内容极其广博。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对科举制及与之息息相关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跌宕起伏，随着科举制百年祭成为一个越来越近的话题，学术界日益重视反思科举制的功过和废科举的影响。而如何对待科举制百年祭，确实值得我们未雨绸缪认真筹划。

[1]本文发表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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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姚小平：《也谈康乾盛世——文字狱、学者的待遇及其他》，《中华读书报》2002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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