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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关于要素对形成东西方教育文化作用的分析及东西方教育文化的佐证与差异性对比（第1页）

第四节关于要素对形成东西方教育文化作用的分析及东西方教育文化的佐证与差异性对比

（要点）教育文化现象本身是人类生命群体在追求生命最优的过程中，对教育呈现出某种需求的现象。

教育文化既是人类历史的，也是人类现实的；既是人类生命群体的，也是人类生命个体的；既是人类生命群体某个区域的，也是人类生命群体某个阶层的；既是国家的，也是民族的。

形成东西方教育文化的差异，是历史的必然。

在本章第二节、第三节人为地把东西方人类历史的发展切成了两大段（我们姑且称之为第一阶段历史和第二阶段历史），从中选择六个方面的要素，作了陈述与对比，然而从系统论的角度，缺少了1500年到现代这段历史六方面要素的陈述对比，从系统理论上讲，得出结论似乎不够严谨科学。然而，之所以不再专题陈述对比1500年之后的这段历史（姑且称之为第三段历史），一是前两段历史的发展已经构建了东西方教育文化的基本框架；二是第三段历史可以认为是在已经形成的教育文化框架内的教育践行、丰富与充实。因此，有理由坚信前两段历史铸就的教育文化总体构架的清晰性与可信性，加之以第三段历史的教育文化实践为佐证，我们能够从本质上把握东西方教育文化及其特点。

为了清晰地把握结构，突出要素对形成教育文化本质所发挥的作用，我们将六要素分为四个作用，即经济类型作用；政治文化类型作用；宗教与科学技术作用；战争规模与频度作用。以这些作用，探讨其与人类生命个体建立的“关系”，进而在人类生命本质属性的基础上发挥对人类生命个体现实经验关系记忆累积的作用及其方向性的形成，即教育文化的形成。

经济类型对形成东西方教育文化作用：分析、佐证与对比

（观点）西欧的经济类型，虽然也是在农业革命之后建立起来的自给自足庄园经济，然而，庄园经济类型同我国小农经济类型有着明显不同。

人类生命个体同其他生命个体一样，首先立足于生存。因此，经济基础决定了人类生存追求方式。从我国前两段历史中可以看出，农业革命之后，就奠定了我国坚实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基础。即使在我国商品经济随着农业相对较快发展的第二历史阶段，由于政府的“重农抑商”政策和户籍管理制度，使得我国农民依然牢牢束缚在“土地”之上，与“土地”建立了重要关系或优化关系。尽管商品经济在我国第二历史阶段有强劲的历史需求，但没能得到政府强有力的支持，甚至是限制、压制、鄙视，使得商品经济没有像农业经济那样得到人们的重视，商品经济一直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而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一直占主导地位。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让农民生命个体与第二结构系统要素建立的关系态长期受到局限，致使他们在生活生产的社会实践中，进行长期的、年年岁岁的重复，他们的现实经验关系的累积，充其量是有关农业和畜牧业的低层次的经验技术及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经验。农业革命之后，虽然农业和畜牧业等得到较好的发展，但是由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没能够有效促进人类生命个体的有效供给与需求，不可能带来革命性的技术进步。因此，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缺乏优化农民生命个体关系态建立的要素，所以自给自足的经济极大地限制了生命个体追求生命最优，也限制了科学技术的进步。

由此可以看到，我国长期固有的经济类型，极大地限制了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与第二结构系统要素建立丰富关系的可能性，必将导致其建立现实经验关系的陈旧性、简单性与封闭性。与此同时，由农民建构起来的生命系统，其内生追求生命最优的动力机制明显不足，只满足于追求低层次的生存与物质上的相对最优，而文化上略显低俗化。农民更多关注饲养牲畜和栽培植物的实践知识，关注乡里乡亲、友好邻居的交流来往，如传统节日、婚丧等事项。低俗化，一般说来由第一类教育即可完成，而不需要第二类教育。这样，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对第二类教育的需求度明显降低。更由于经济对教育的垄断作用，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社会，也无力支撑第二类教育及其发展。即便是极少数相对富裕的家族投资第二类教育，也多以“土地”为支持方式，如义塾田、膏火庄田、书灯田等。又由于当时以农耕为主的土地生产财富的局限性，也较少投入到科技教育或支持科技发明，更多开展迎合社会对儒家经典文化的教育。

然而，我国在第三历史阶段，特别是明清两代统治者“却小心地避免向贵族对农村的控制提出任何挑战。”依然坚定地维护农业经济地位，然而，“发人深省、颇有意义的是，明朝政府率先控制和约束商人阶层。”[20]清朝乾隆皇帝面对西方的通商使者“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粤海关志》卷二十三）。除此以外，国内即使发展商业，也给予强大的约束，“中国的商人和实业家通常加入以行会头领为首的地方行会。但是，这些行会头领需要得到政府的许可证明，并奉命负责每个行会成员的经营。……更重要的是，政府垄断了供朝廷和行政机构消费的许多商品的生产和分配，……政府还完全控制了全体人民所必需的基本商品的生产和分配……这些限制剥夺了中国商人创建自由企业的机会，束缚了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助长了官员的腐化和堕落……”[21]因此，我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始终是我国主导的经济类型，一直没有进行根本的改变，直到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我国的改革开放，才真正探索农村经济改革的方向与道路，加速开启工业化革命进程。

西欧的经济类型，虽然也是在农业革命之后建立起来的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然而，庄园经济类型同我国小农经济类型有着明显不同。

一是庄园经济随着第一、第二历史阶段的发展，农民没有长期稳定地被束缚在庄园的土地上，即可以流动起来。一方面，使得农民生命个体与第二结构系统要素建立关系态更加丰富，在生活生产的实践中获取的现实经验关系的累积更加丰富多元，有利于生命个体追求生命最优；另一方面，庄园主与其对外开放的结构系统要素建立关系态也更加多元，庄园主在管理的实践中，为了追求其生命最优，必将对庄园生活、生产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行优化，即将积极主动探索新技术及积累更多的现实经验关系。因此，庄园经济内生发展的动力要高于我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这一经济结构体系相对我国经济类型具有开放性。

二是随着庄园经济发展，商品贸易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由此带来城市的崛起，城市逐渐被公认为新的社会成分，市民不再受封建法律的制约。商品贸易经济类型给生命个体对外开放的结构系统将注入更多的多元要素，即生命个体与第二结构系统要素建立丰富的关系态，以此带来生命个体丰富的现实经验关系记忆的累积。当然，新关系态的建立也不可能立即产生经验关系，甚至虽然能够建立关系，但是短时间内很难转化为经验，或永远产生不了经验。然而，一旦产生了经验，建立的关系一般是长久的、牢固的。因此，丰富的关系态，是丰富经验关系建立的基础，而丰富的经验关系——知识，为形成教育文化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商品贸易经济，极大地推动了城市的崛起，城市文化快速形成。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相比，城市更容易聚集各类优秀人才，不仅物质条件优越，如住宅、商场、交通等，而且精神文化也更加丰富，如剧场、广场等。由此带来市民生命个体与第二结构系统要素建立丰富多元的关系态，更易累积生命个体高雅的现实经验关系——通过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文人学士等的传播，即高雅文化。高雅文化，一般说来由第二类教育完成。因此，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支撑。然而，商品贸易经济的发展也为第二类教育的持续与发展提供了可能。又由于商品贸易经济追求利润最大化，必须寻求提高生产效率，或降低劳动成本。至此，社会各基层更加重视第二类教育的实用性——科学技术与应用管理。以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代表，即是有力佐证。

从西欧第三阶段历史来看，或者说从文艺复兴之时，商品贸易经济类型已经是西欧经济发展的主流方向，商人从中获取大量利润；与此同时，商人为获取更多利润，一方面实现经济扩张，建立国内外市场，“欧洲经济适应国际贸易的程度开始远远超过东方诸较为自给自足的帝国的经济。……最终使欧洲人航行于各大洋，使欧洲商人遍布每一个港口。”[22]另一方面促进工业发展——工厂通过改进、发展、创新技术降低成本，获取利润；再一方面，促进海洋知识（如海风气流系统）、航海技术、军事装备等发展，为海外扩张提供了保障。经过一系列与商品贸易相关的建设、发展、创新，西欧最终建立了较为成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从人类本性角度，看资本主义的经济类型，有助于人类生命个体建构丰富多元的关系态，寻求以生存为基本保障的物质利益方向的追求构建关系态，进而追求较高的生命最优化。诸如，经济实力雄厚的商人群体对文化、艺术、技术等的兴趣、需求与支持，极大地推动各类文化的发展。如达·芬奇等人是意大利商品贸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文艺复兴的产物。

政治文化类型对形成东西方教育文化的作用：分析、佐证与对比

（观点）我国封建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与儒家文化的高度契合，使得我国虽然有历朝历代的更迭，但是两千多年封建君主专制和主流的儒家文化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

西欧思想文化的根基是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为代表的思想文化体系。西欧政治与思想文化体系非常契合，形成了以个人为本位、以法治为中心的西方人文主义，奠定了西欧民主制度和法律体系的重要思想基础。

政治文化作用，主要从国家政治与文化两大方面来讨论对教育文化的影响。从我国前两个阶段的政治来看，我国是长期稳固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国家，其核心是皇帝制度，皇上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对国家的管理实行郡县制，通过户籍管理制度，实现其对人口的管控；从国家的主流文化看，我国主要是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历史证明，我国封建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与儒家文化的高度契合，使得我国虽然有历朝历代的更迭，但是两千多年封建君主专制和主流的儒家文化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即使有些变化，也是完善、发展与补充。

其实，从儒家文化的产生、发展过程，可窥视到儒家文化（包含道家文化）的起源——类比自然界运行规律，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儒家文化从人类本质属性积极的一面论证人类社会有序管理的合理结构——“纲常伦理”结构。“纲常伦理”社会结构系统，在“天人合一”思想建构下，追求社会管理的宗法结构，类比自然界的有序包容，更加关注社会现实，以期实现人类社会的和谐建设，进而提出——“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理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等以人伦为中心，实施其“纲常伦理”教化，以道德修养为旨趣的道德人本主义，实现人类社会的有序运转。简言之：个人服从家庭，家庭服从皇帝。通过科举选士，一方面通过考试内容维护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另一方面将人类精英个体——社会管理人才，选拔到社会管理层，实现其长期统治。

我国这一政治结构和文化现象，使每个人类生命个体从出生开始就进入形式化、制度化的“纲常伦理”结构体系中，在儒家固有的“纲常伦理”精神文化世界，其生命个体与其第二结构系统要素建立的关系态，特别是处于结构系统中十分重要的成年人要素的关系态，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得不到应有的生命灵性的尊重（迁就、溺爱不是尊重）。“纲常伦理”精神文化，伴随我国人类生命个体成长的整个过程，即从生命个体与其家庭成员要素关系态的建构、与学校教师关系态的建构、走向社会参加工作与领导或资深同事之间的关系建构，生命的灵性始终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即生命的整个过程始终存在着固有的形式和内容上的生命个体抑制关系；只有在同伴之间、在与弱势的同事之间或自己处在强势的关系态一方，自己生命灵性才得以充分展现。如家长作风、官本位思想、理论权威、师道尊严、听不进不同意见、“一言堂”等，即为对生命个体灵性不尊重的种种表现。这一结构体系，除构建了社会运转的有序性——层级次序外，客观上造就了“崇拜过去”“崇拜权威”，助长了“官本位”的思想和以“老者自居”的意识存在。因此，我国的“祖先崇拜”文化传统也就不难理解了。当然，“崇拜过去”“崇拜权威”及“官本位”思想在教育领域的影响，依然难以动摇。所以，“师道尊严”“师徒如父子”等不符合教育本质关系的观念，在教育领域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

我国第三阶段（明朝、清朝）政治文化，其实质依然是第二阶段的延续，程朱理学占统治地位，文化专制空前强化，科举取士更趋僵化，1905年科举考试退出历史舞台。新中国成立之后，政治文化呈现新气象，但儒家文化依然是世俗社会主流的文化背景！因此，传统儒家文化依然渗透在社会各个领域。当前，我国出台《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对于激发亿万群众智慧和创造力，促进社会纵向流动，具有强大的推动力。但是，万众创新的基础，应尽快变革我国陈旧的教育文化，推动社会及教育领域形成新的、有利于生命个体创新动力的教育文化。

西欧政治文化。从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西欧政治的演变过程，不管是在城邦时期，还是在松散国家的庄园时期、等级君主或君主专制时期，人们都能感受到国家政治的两个特点：一是公民大会类组织的存在；二是法制建设及陪审团类组织的存在。而西欧文化在第一阶段历史结束之后，虽然进入基督教文化时期，但基督教文化也没有从根本上与古希腊文化完全脱离，或者说基督教在某种程度上传承了或保存了古希腊的文化，因此，才有文艺复兴发生的可能。所以，可以肯定地说，西欧思想文化的根基依然是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为代表的思想文化体系。由此，可以感受到西欧政治与思想文化体系也是非常的契合，形成了以个人为本位、以法治为中心的西方人文主义，从而强调了个体价值、强调了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契约关系，奠定了西欧民主制度和法律体系的重要思想基础。

这一思想政治文化体系，在教育上有利于人类生命个体确立以自身为核心积极主动构建与第二结构系统要素建立关系态。生命个体从出生开始，就没有建立固有的抑制关系，而更多的是其第二结构系统要素为生命个体提供优化关系，至少是一般关系，人为的抑制关系较少存在或几乎不存在，当然涉及安全类等要素关系的除外。较少抑制关系的建立，对生命个体本质属性灵性的束缚自然就较少，因此在教育上有利于生命个体在学习思考、社会生活、生产实践中，打破原有的经验框框，探索建立新的关系体系，获取新的经验关系，以此有利于丰富人类新经验关系的累积，即新知识的累积——原创知识。

从西欧第三阶段的历史或者从文艺复兴开始，追踪其社会与科学的发展足迹及其成果，我们便能更清晰地感受到其原创知识的存在。譬如，西欧的“三大革命”——政治革命、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及“三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的兴起。政治革命，以英国《权力法案》确立的国会至高无上为基本原则；美国以《独立宣言》确立了“人人生而平等”的基本原则；法国以《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确立了“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且始终如此。……法律是公众的意志的表达……自由存在于做任何不损害别人的事情的权利中……”“三大革命”增强了哲学家、社会学家和广大知识分子对社会及自然界的理性思考，当然，也带来了对宗教文化的再思考——宗教文化改革。虽然多数哲学家、社会学家及其知识分子拒绝接受上帝支配世界并任意地决定人类的命运这种传统的信仰，但是他们理智地选择了与实验和自然规律相一致的自然宗教——自然神论者；“他们乐于赞同上帝存在并创造了世界的主张，但坚决认为，上帝创世后，允许世界按照某些自然法则运转而不加以干涉。”[23]所以西欧第三阶段历史，在政治上产生了以洛克的《政府论》为代表的政治契约论及以卢梭《社会契约论》为代表的理论，论述了社会管理的正当性，推进了西欧的政治革命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