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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第2页）

好人也许会误事。

其实，这并不是历史上第一次发生这种事情。

明代就多次发生这种事情。

因为南宋的屈辱议和，偏安一隅不思进取，都让士人们深恶痛绝。所以到了明代，士人有一种潮流，那就是绝对不能容忍议和。

因此，当明代遭遇外患的时候，议和永远不能成为一个选项。

如果皇帝想要议和，大臣和士子们必定群情激奋，极力抨击。因此，就算是崇祯皇帝走到了几乎山穷水尽的时候，他也没有办法去议和。

何止是议和，当崇祯皇帝发现内忧外患几乎不可收拾的时候，他曾经考虑过迁都南京。放弃部分国土，保住半壁江山。

一次崇祯做了一个梦，梦中有个高人给他看了一个字:“有”。某善于解梦的大臣说，“有”这个字，是“大明”少了一半。崇祯又一次兴起迁都的念头。

其实如果他迁都，和后金之间，有了一个战略纵深，而且江南毕竟相对富饶，也许有可能保住半壁江山。

但是，他刚刚放出一些风来，就遭到了士人们的坚决反对。崇祯皇帝是一个顾名声的人，只好改口说迁都并不是自己的意思。

结果，都没有迁，但是国家亡了。清军入关，对汉人施行了圈地、剃发和屠城等高压措施。

这，也可以说是那些正义的士人们好心办了坏事吧。

为什么他们的好心，会办了坏事呢?

当然这种事情也许不只中国有，但是在中国历史上，这种事情应该相对比较多。原因和中国人的心理有关。

中国的士人阶层所受到的教育，是“希圣希贤”，也就是以成圣贤为目标的。而圣贤的标准是很高的，即使已经是贤人的曾参，还是需要每日三省吾身，天天反省自己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士人树立更高的道德标准本来不是坏事，但是，这本来应当是精神世界中的自我修养的事情，而不应该用过高的标准去处理世俗世界的事情。在世俗世界，绝大多数人不可能有这样高的道德素养，一般人还是要考虑很多现实的利害。有些文化中，意识到了要区分这两个领域“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而在中国，这个区分却并不清晰。

这就导致了人们会用一种道德上完美主义的态度，去要求那些处理世俗事务的人。士人们不愿意承认世俗事务处理时应有的妥协和不完美。他们会有一种绝对的规范来要求，而常常忽视了现实的可行性。

而且，完美需要承认，中国人的性格有不成熟的一面。自体心理学研究指出，心理不成熟的人的认知更容易是黑白分明的，好就是好，坏就是坏。他们对“好”的对象有苛刻的要求，不能允许它有坏的地方，否则，就会导致理性化的破灭，因而带来暴怒。

根据我的观察，中国明代的士人和民国的知识分子都有这样的特点。

所以他们不能接受妥协，而结果往往是他们只好接受那个“坏”的。

以史为鉴，也许我们需要改变，需要懂得不求那个完美的好，允许一定的妥协，从而获得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当然，我们会看到另外一些中国人似乎没有这种“完美病”，他们很“识时务”，时常妥协到没有原则，这是另一个极端，也是不可取的。没有道德操守更不可取——好人有时会办坏事，坏人更经常办坏事。

成熟起来，找到合适的做事方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一个人来说，是这样;对一个民族来说，更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