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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统的大中国（第2页）

道家的“一”则不同，道家的“一”是在天地之道的层面的“一”，如果我们把这也叫作统一，那是统一于“天地之道”，也就是只在最超越的层面去统一，而在思想、文化、政治等方面，道家则给差异性留下了最大的空间。

政治地理上或国家版图上的统一，在儒家、墨家和道家都不是很强调。在儒家看来，其他民族的人只要接受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就可以和中国人一样看待。但在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之后，中国人都比较重视政治地理上的统一。“一统江山”被放在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地位上。因此，赵匡胤容不下江南的小朝，虽然那个小朝对宋朝完全没有敌对性和危险。清朝皇帝也完全容不下台湾的郑成功，不仅因为郑成功和清朝敌对，也是因为他的存在妨碍了“一统天下”。而政权在地理上的统一，也被看成是其他方面大一统的条件。

四

和“大一统”有关的这些思想和理念，逐渐渗入了所有中国人的心中。使得所有中国人都会或多或少地有一种对大一统的需求。

天道层面，它使得中国人有一种融合性。中国人非常容易接受那种“不同的宗教或思想，都是殊途同归”的想法。不像西方人会发动宗教战争，会排斥异教徒，中国人不会认为有这样做的必要。佛教传入中国，在多数时候都没有什么阻力。皇帝也会很感兴趣，士大夫也会跑去参禅。其他宗教来到中国，也都没有受到什么打压。甚至在民间，你会看到同一个小庙中，可以同时供奉佛祖、耶稣、太上老君、关帝等各路神灵。中国人相信在天道的层面，所有的智者并不需要互相协调，就会有一种天然的统一性。

在文化领域，“大一统”却带来了对思想的禁锢。秦朝之后，统治层经过探索采用了董仲舒改造后的，更适应专制社会的一种新的儒家思想，并用法家的那种做法，借助权利把这个思想强加给了整个社会。如果孔子在后世重生，我估计他也会对此不满。因为孔子虽然很重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但是他不会喜欢文化也被政府垄断。思想的“大一统”，使得文化变得缺乏创新性。中国人的性格因此而变得保守，社会文化的进步也因此增加了许多困难。中国学术更不敢质疑权威，更不敢开创新的研究领域。在科学进入中国后，中国人没能在科学中有更大的成就，也不能说和“大一统”的理念没有关系。当然，在文化领域大一统的理念也有好处，它强化了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加强了文化的凝聚力，也让中国人有了一种归属感，心理上得到了很大的安慰。

在政治领域，“大一统”理念不幸成了专制的工具。本来，孔子说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是“邦有道”。如果国王是无道的、甚至邪恶的，那么按照孟子的说法，我们就可以不承认他是一个合法的领袖，而可以把他看作“独夫国贼”。但是政治领域的中国，后来逐渐走向专制，于是中国人的“大一统”理念，就被用作了驯服中国人的工具，使得中国人变得越来越没有自我意志。中国人因此更加从众;中国人不敢出头，相信“出头的椽子先烂”，不敢和上级提出不同意见……这些都以此有关。而那些有点权力的人，也因而会理直气壮地认为，所有自己的部下，都应该“在思想上和领导保持一致”。

在国家的领土统一方面，“大一统”理念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深深影响了中国的历史。皇帝渴望更大的权利，所以要一统天下。而百姓从一统天下中并不一定有直接的获益，但也是喜欢“天下一统”，是为什么呢?国家大或者小，和百姓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当然，也许有一定的关系。但是百姓喜欢天下统一也包含心理因素——实际上，正是因为有了“大一统”的理念，所以国家疆域的扩大，就可以给民众带来自豪的感受，因此，大家喜欢国家统一。而且，不论是哪个社会阶层的人，都有一种心态:一统是理所当然应该的，而没有一统天下，各自割据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

这种心态，对中国的历史很有影响:例如，诸葛亮不甘心割据于蜀，六次出祁山，直到让自己积劳成疾而死去，就有这个心态的影响。再如宋太祖赵匡胤建国之初，南唐的李后主对宋完全没有威胁和敌意。南唐对宋进贡、称臣，把自己不叫皇帝，而叫江南国主。但是赵匡胤还是要找机会去灭亡南唐。也是因为赵匡胤需要一统天下，不能容忍“卧榻之侧有他人酣睡”。还有本文前面提到过了，民国时陈炯明等人提出联省自治，各省相对独立，建立一个类似联邦制的国家。但是这个做法相当不得人心，陈炯明也被历史无情地抛弃了。直到今天，香港、澳门回归，我们欢欣鼓舞，而台湾省还不能和大陆统一，也是所有中国人心中的一个不解之结。

五

作为一个心理学家，我看“大一统”的理念时，关注的不仅仅是历史沿革，也不仅仅是它对中国的影响，还有包括这个理念所反映的人的心理特质。

从心理学看，人提出的思想、理念等，都会受到其内部心理特点的影响。比如，哲学家叔本华提出的哲学观很悲观，我相信这是因为他自己的生活本身就不幸福，使得他有点抑郁。尼采之所以有超人哲学，固然有时代的、哲学发展上的种种原因，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其中一个原因是他实际上是个不成功，有些自卑的人。那么，中国那些倡导大一统理念的人，心理是什么样子的呢?接受了这个理念的那些中国人，心理又是什么样的状态呢?这是我们心理学家需要去回答的问题。

在人的心理世界中，“大一统”或其他类似的理念，都是和心理深层的一种“一体感”有关。

人的一生中，有两个阶段会最有一体感，一个是婴儿时期;一个是心理很成熟之后（往往是老年）。

婴儿期的一体感，是由于心理上并未分化。1岁不到的婴儿，不大能区分开哪些是外界世界，哪些是自己。他们玩自己脚趾头的时候，就好像在玩一个外界世界的玩具。而他们对妈妈的期望，就仿佛妈妈是自己的一部分（或自己是妈妈的一部分），他们认为妈妈应该了解自己的一切。这种一体感，是一种混沌的一体感。这种一体感，会让人感到很愉悦、很安全。

当儿童逐渐长大，就开始逐渐分化。他知道自己是自己，别人是别人。他逐渐知道人心隔肚皮，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视角因而有不同的观点。他逐渐学会，能从自己的视角看世界，也能尊重别人的不同视角。这个过程中，他越来越成熟，但是一体感却逐渐减少了。

当一个人能有很好的独立自我的意识后，他开始学习和别人建立关系——儿童最早和妈妈之间虽然极为亲密，但那不能算是一种人际关系，因为他们那时候是“共生”的——我就是你，你就是我。只有当他知道妈妈是妈妈，爸爸是爸爸，同学是同学，自己是自己之后，他才会建立人际的关系。这需要他尊重人和人的不同，又能在不同中找到大家相互联系的方法。

如果他的心理发展得很好，当他越来越成熟，他就越能和其他人，以及整个世界建立起联系。最后他会有一种感觉，感觉自己和整个世界成为一体。他又有了很强的一体感。

最幼稚的婴儿的一体感，和最成熟的人的一体感，它们之间在一体的感受上是非常相似的，但是它们之间实际是很不同的。婴儿的一体感是未分化，成熟者的一体感是分化后的整合。有未分化一体感的婴儿，不懂得人和人之间的差异，是混沌的合一。这种一体感虽然会带来一些好的感觉，但是会忽视人和人的差异，也就抹杀了人的独立性。这样的人，要么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要么让别人的意志强加于自己，不能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最成熟的人，他们懂得自己，也懂得别人和自己不同，更懂得在有差异的人之间，可以建立关系——而建立关系的基础，是在更深层面的共同性。

六

一个团体或社会，也很类似一个人。一个团体或社会可以如同儿童，也可以如同成人。观察中国的诸子百家以及中国的社会，从心理特征方面去判定。我认为，从整体上看，春秋时期的中国人如同婴儿，他们有一种未分化的一体感。这使得他们比较容易接受各学说中，那些和“一体感”有关的思想。这样说，并非对那个时候的中国人的贬低，因为那个时代就是全人类的儿童期，像个婴儿并没有什么问题。

但西方和中国有一个不同，西方当时占主导的思想家，心理发展的阶段比一般人要高，达到了“分化”的阶段。因此，从整体上说，西方的哲学家会教导大家如何独立，如何发展独立的自我。而中国的诸子百家中，道家以及儒家的创始者，心理成熟程度已经非常高，因此，他们懂得了那种成熟的“一体感”——有差异的人之间，在天地之道的基础上，以成熟的关系构成整体，因而带来一体感。“君子和而不同”，就是这种整体。

但道家和儒家过于超前，因此，多数人不能真正理解，于是他们就把自己的那种婴儿式的一体感，和道家以及儒家的最高境界混淆了。这样，反而使得他们的心理发展暂停于婴儿阶段——于是他们就有了一种婴儿心理的“大一统”。

法家则是另一种情况，他们看到了人和人的差异，但是他们不喜欢这种差异。因为每个人都有自我意志，而这些自我意志又不相同，这使得当权者的意志受到了阻碍，于是他们通过压制别人，强行让国王或统治者的意志取代了其他一切人的意志。这种压迫，也使得绝大多数的心理无法成长，心理无法独立，只好像一个婴儿服从父母一样，绝对地服从统治者。而心理上未分化的中国人，刚好可以“让别人的意志强加于自己”。这也促使中国人的心理暂停于婴儿阶段。

大多数中国人的“大一统”心态，就是这样的心理特点的产物。

如果我们中国人都像孩子，而且像孩子依恋母亲一样依恋这个国家，如果他们都希望母亲和自己“一统”，这当然有好的一面，但如果这个被当作母亲的当权者，实际上是个自私的女人，不把大家当子女看呢?我们需要正视“大一统”理念所带来的流弊，让“孩子”逐渐长大、独立，懂得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和界限，然后再学习如何建立关系——这可能是中国社会未来几百年的任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