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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人物的原产地（第2页）

近现代影响中国历史的重要人物中，湖南人的比重最大。在曾国藩之后，有谭嗣同、唐才常、沈荩、熊希龄、黄兴、蔡锷、陈天华、宋教仁、杨度以及毛泽东等，他们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尽人皆知。谭嗣同参与的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但是他以他的血唤醒了中国。黄兴是国民革命的最早领袖，宋教仁是民主政治的最伟大实践者，蔡锷在二次革命中居功甚伟……而毛泽东，在之后的一百年中的中国历史中都留下了他的印记。而在其他各个领域中的湖南人（比如沈从文），虽然对国家政局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但也在中国文学、科技等方面的历史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广东

总的来说:广东人很有活力，勤劳。北方人的所谓勤劳，是能吃大苦卖大力，而广东人的勤劳是东奔西跑不停不休。如果我们把北方的勤劳比作牛，广东的勤劳就像急急忙忙储存松果的松鼠。另外，广东人在经商等事情上的脑子很灵活，善于抓住机会，对新的趋势能很快地跟上。广东人性子比较急，不会有北方人的那种“韬光养晦”“沉稳”等特点，他们的特点是，想到什么就要去做。

和湖南人以及其他地域的人不同，广东人往往不是理想主义者，对政治也不关注，他们所关注的大多是和日常生活有关的那些事情。

当我们说“湖南人务实”的时候，我们的意思是:湖南人有理想就去做，不会空谈。当我们说“广东人务实”的时候，我们的意思是:广东人不会在意那些和生活无关的理想。

在古代中国，广东远离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是只有被贬谪的官员才会来的“蛮荒之地”。儒家文化在这里的影响相对比较小，因此，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在古代的广东地区相对比较少，人们都只是过自己的日子而已。

但广东临海，近现代当海洋成为主要的交通要道的时候，广东有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除了上海、福建的部分地方之外，广东是和国外联系最多的地方。广东人的求新性格，外向的行为方式，可能都和这一点有关。

最早的以“拜上帝”为号召的广东人洪秀全，就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作为一个几乎最成功的邪教教主，他的军队曾横扫半个中国，让千百万人丧失生命，也让自己着实享受了做皇帝的幸福生活。他改变了历史，虽然是以毁灭的方式。

康有为、梁启超也都属于近代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刚才我们说广东人不关心政治，康梁却是例外——他们的性格也都有广东人的那种“急性子”，也许正是因为广东人的这种急性子使他们的戊戌变法操之过急。政治上单纯的广东人，不能和两千多年训练出来的，精通种种权谋的中原人在政治上相比较。因此，康梁会被轻易击溃，而袁世凯却可以高奏凯歌。

孙中山

孙中山当然是不能不提的。中国历史因他而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和一般广东人不同，孙中山当然也极为关心政治，不过他的精神更多地传承于西方文化，而不是中国本土的文化（这一点，民国宋氏家族也是一样）。他不能算一个纯粹的中国人，而应该算一个广东人和美国人的集合体。但广东人的性格，对孙中山的行为模式很有影响。广东人对新事物敏感，孙中山才引进了中国没有的新事物，共和国。广东人务实、勤奋、注重行动，因而孙中山就不知疲倦地一次次带着大家造反。广东人性子急，孙中山也等不得那种渐进式的改变，总想尽快改变中国的现状。这带来了后人评价不一的一些行动，比如，宋教仁被刺后，他不是耐心用法律去解决，而是动武去反袁……

如果没有广东人，中国历史不知会是什么样子，但是肯定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江浙

江浙的人总的来说，相对其他地方的人，是精致、敏感、细腻的一种人。他们不喜欢好勇斗狠，性情比较温和，体质上相对有一点柔弱，脑子比较聪明，喜欢享受也懂得如何享受生活。才子比较多，诗人比较多，沉醉于或沉迷于情感生活中的人比较多。如果人可以分豪放派和婉约派的话，他们可以称为婉约派。如果说他们的缺点的话，我觉得江浙人做事的魄力相对弱一点。也许是因为习惯了在春光旖旎中的生活，他们缺少那种破釜沉舟的气势，有时候也比较容易优柔寡断。江浙属于古人所说的江浙，是中国人美好生活的寄托处。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二十四桥明月，寒山寺外钟声，种种心情百转千回，江浙人都有几分艺术的气质。

江浙人其实也很勤劳。他们不喜欢犯险也不喜欢反叛。他们的勤劳方式如同蜜蜂，或者如同编织蛛网的蜘蛛。他们不停地工作，精心地耕作、绣花或者制造工业产品。他们有耐心，能够从小的收入逐渐积累而最后富有起来。

想理解江浙人的这种性格，要从历史中找原因。春秋战国时，江浙人的性格应该和现在很不同。吴国人很是英勇善战，越国人也有一种豁得出去不怕死的精神。比如，有个叫要离的吴国刺客，为了刺杀庆忌不怕牺牲一切。而庆忌被要离刺伤，临死的时候居然吩咐手下不要杀要离，因为他欣赏要离是个壮士。再如越国人和吴国作战，为了挫伤吴国士兵的锐气，居然先让一排敢死队员在阵前自杀。三国时期，孙策被称为小霸王，手下也是猛将如云。其实据我观察，江浙人中现在其实也还是有这种不怕死敢赌命的气质，只不过这种气质是潜伏在内的，一般情况下不表现出来。

江浙人如今所表现出来的性格，和历史上的两个事件有关:一个是东晋的南渡;一个是南宋的南渡。这两次其实很类似，都是中原政权被来自北方的野蛮民族攻击，只好逃到南方继续存活。因为南渡过来的，有许多文化素养比较高的士族——如王羲之、谢灵运所属的王谢家族——所以使得江浙更有文人气息。而且这些人过去习惯了享受生活，到了江浙后也还继续着风花雪月的生活方式——也许恰恰是这样的生活方式，使得他们过去不敌于粗犷的、骁勇的野蛮人。“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就是说得那些南宋的官员和士绅的生活。更何况江浙地区是鱼米之乡，四季美景令人陶醉，也真的更适合过这种风花雪月的日子——也许“雪”比较少，但是江浙的烟雨迷蒙，比皑皑白雪更有诗情画意。

如果要列举历代江浙的文人，那真的是举不胜举。早有陆机、陆云兄弟，有谢灵运，后来有唐伯虎、金圣叹、郑板桥，近现代有钱钟书、徐志摩、鲁迅……江浙才子是如何之多，如果把江浙的文人除去，估计中国文学史要减少一半的篇幅。因此，对中国人的文学艺术的历史，江浙文人的影响极大。没有江浙人，中国人在生活的审美上会损失惨重。

江浙当然也出过不少的政治军事家，南京也是多次被当作都城。只不过以南京为都城的，几乎都没有可能统一全中国。唯一的例外是明代，但是明代也是在统一后不久，以南京为都城的皇帝朱允炆就被朱棣打败，而明的都城也换到了北京。原因固然多种多样，但也许其中一个原因是，近现代江浙人的性格不是很适合残酷的战争。当然，我们看到在抗日战争中，出身于江浙的领袖蒋介石也是非常英勇顽强的，但是不管怎么说，相对其他地方的人来说，还是显得他有些魄力不足。他的性格，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对中国的命运有相当决定性的影响。

北京、上海，虽然都是极为重要的大城市，但是在这里并不大需要多说，因为北京土生土长的名人，并不能说很多，只以老舍、侯宝林、梅兰芳等不多的一些文学家和艺术家为主。上海本地的名人，也并不很多。有人说，陆机、陆云、陆逊乃至黄道婆等可以算是，但是我认为他们当然不能算，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上海”这个城市在呢。我们说美国的名人有谁的时候，并不能把印第安部落的老酋长算在内吧。所以近代好像也只有钱学森、李政道等少数人。因此，在这里北京和上海我们就可以省略了。

理解历史可以启示未来。在我们预测某个对国家影响很大的人物的行为时，他们的籍贯也是可以被考虑的因素之一。心理历史学，实际上不仅仅是一门象牙塔中的学问，经世济用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