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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统的大中国（第1页）

一统的大中国

心理虽然表面看是更虚的，不像粮食、衣服、房子那么实在。但是，从其效果看，心理世界中的各种理念却实实在在对社会形态、对生活、对历史产生着极为巨大的影响。

中国之所以成为现在这样的中国，核心的原因就是中国人所普遍具有的一些理念。在这些理念中，有一个理念是格外重要的，那就是“大一统”。

一

大一统的“大”，其原意倒并不是“大小”的大，而是“看重”“重视”的意思。大一统，意思就是看重“一统”。“一统”的“一”，意思是“一致”“归于一”的意思，也就是有一个共同的、一致的东西，作为一切的标准和依归。“统”的本义是指“始”，也就是最初的状态，我个人认为同时“统”也是让一切归于“一”的方式。“统一”，就是“一统”的方式和手段，“一统”就是“统一”的结果。“大一统”的理念，通俗地说，就是“应该有个统一的东西，让我们有所依归”。

这个愿望，实际上不仅仅是中国人有，任何民族、任何国家的人也都有。一个人心中没有一个根本的，作为一切的依归的基本价值和标准，这个人的心理就会混乱，就会没有安全感。一个民族、一个群体没有基本价值和标准，这个群体就会混乱而没有秩序。不过，中国人对“一统”的心理需要，比其他民族好像要大得多，涉及的层面也要更多。这使得中国人表现出了一些和其他民族的人不同的心理特点。

比如，中国人迷恋国家领土地域的广大，迷恋“大中国”，喜欢“国家统一”，就是“大一统”心理的一种表现。看重“统一”，就对“一统”的大片地域有非常积极的情绪——当人们说起“大中国”的时候，主要的情绪就是“骄傲”和“自豪”。我们不能想象中国人说“小中国”时也会这样，因为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大”已经不是一个中性的形容词了，而是一种非常值得骄傲的“中国”的品质。这一点估计俄罗斯和我们比较类似，但是其他国家比如澳大利亚，虽然地域也不小，但是似乎对国土面积大小并不是这样地在意。而且中国人觉得，地域大也就代表着“强大”。前一段在看过《大汉天子》电视剧后，流行的一句话就是“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这个心态，就是那种“大中国”的心态。

因此，中国人最不能容忍分裂祖国，而最重视统一中国。因此，对于那些一统天下的帝王，总体上会有更积极的评价，而对那些偏安一隅的人物则较为轻视。在辛亥革命后，曾经有一些人建议“联省自治”，让中国成为一个类似联邦制的国家，但是这个思想成不了主流，最终中国还是走向了“一统天下”。

再如在“大一统”的观念影响之下，中国人也比较重视思想的“正统”，甚至“思想的统一”，对异端比较排斥。在心理学研究中发现，中国人的“从众心理”相对其他国家的人来说，要强很多。我想，这也许也是“大一统”带来的一个影响。中国人不大懂得如何让不同的思想并行不悖。而有权势者，则更会以权力的高压去“统一思想”，从而带来恶果。

而比如现在的美国，对“正统思想”似乎就不是那么在意，而比较强调多元化，因此使得他们的性格和中国人有所不同。

二

那么，中国人这种对“大一统”理念的偏爱，是从哪里来的呢?

远古人们的心理，我们现在无法考证了。不过“大一统”思想在诸子百家中的源流还可以找到线索。

“大一统”这个词，最早出现于《春秋公羊传》。公羊传的作者是个儒家人物，传说是子夏的弟子。而这个词也是在他解释孔子的《春秋》时，所首创使用的。孔子在编写历史的时候，纪年用“王正月”。公羊传中解释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具体在这里，大一统指的是纪年上的统一。因为当时各国用的日历是不一样的，所以孔子用周王室的日历作为纪年的标准。就好比我们有农历即“阴历”也有西方的“阳历”，最后我们决定用来源于西方的“阳历”作为纪年一样。所以孔子所做的事情是“统一日历”。

但是孔子并不仅仅是统一日历而已:统一使用一个日历当然更方便，但是使用谁的日历却有不同，一般来说用谁的日历代表谁更有权威性。所以孔子要使用周王室的纪年，以强调周王室的正统性和权威性。这并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小事，我们现在各行各业，做产品的不如做品牌，做品牌不如做标准。因此，孔子的这个纪年背后就是他的一种基本思想，要统一在周王室的标准下。因此，孔子做的事情是在日历的技术层面上“一统”，而目的是在宣扬政治层面的“一统”。

孔子看重“一统”，是因为他非常重视社会秩序。而在任何层面、任何领域要维护秩序，大家就不能够各行其是，而应该在某些基础上是统一的。比如，市场上大家去买卖东西，就必须共同使用一个重量的标准，不能你说一斤是十六两我说是十两，而他说“我比较喜欢一斤分成十二两”。学术研究中，术语的意义要尽量清楚一致。不能你说织女星是银河边上的一个大星，而我说“我喜欢把那个每个月盈虚变化的，地球的卫星叫作织女星”。而孔子的一统最重视的是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层面，他认为社会要有秩序，还需要这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观也统一，这个统一的价值观应当是天下人都尊王，而王则替天行道、抚养万民等。

三

当有种种不同的各个团体相遇并开始交流后，为了秩序总是需要某些“一统”，在历法、度量衡、文字等各方面的“一统”，中国人都没有太明显的异议。因此，在秦帝国最后统一了文字和度量衡之后，大家也都自然接受了。即使是秦被推翻，六国之后人也并没有号召“恢复各国的文字写法”。当然，也有所保留。文字虽然统一，但是口语的方言和发音被保留了差异性。

对于我们需要一个基本的“一”，这一点诸子百家也都没有异议。儒家说要“大一统”;墨家也提出“尚同”，法家提出不能“一家两贵”“一国两君”。只有庄子似乎没有强调“一”，他指出在价值观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是非观念。从终极的认识论的角度看，我们没有办法决定说，哪个是非是“绝对真理”。但这是因为庄子没有关注俗世间的生活。而关注世间生活的老子《道德经》就会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王得一以为天下贞”。

但是，除了度量衡、文字等，我们还应该在哪个层面统一?以谁的什么样子的标准去统一?这可就不容易得到共识了。大体上，统一的层面可以分为:天道层面的“一”，即天人合一以及人与道的同一;文化层面的“一”，也就是共同的文化价值;政治和社会秩序层面的“一”，即政见和行为规范等;地理上的“一”，也就是统一的国家版图，还有刚刚说过的，各学派都认可的器物技术层面的“一”，如度量衡等。

儒家希望“一统”的范围是比较广的，包括天道或自然秩序的“一”，即所谓“天人合一”，也包括文化、政治和社会秩序层面上的“一统”，即社会基本价值观的“一”，也就是希望整个社会都能够以“仁爱”为本，以“礼义”为途径，以“君臣父子”相处之道为基础，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

天道层面，儒家承认有“天”的准则。而在文化、政治和社会层面，当然儒家希望能以儒家的标准去统一。但是儒家也并不需要大家绝对的“思想一致、行为相同”，更不赞赏一个全然专制的社会。儒家才有“君子和而不同”的说法，尊重人和人之间的差异。他们认为基本价值观应该是仁爱，但是怎么样才是仁爱，完全可以用自己的见解。而政治上应该如何做，大家更是应该让贤人共同论议，但最后应有一个统一的决策者。

至于如何才能统一到儒家的价值观上，儒家的方式是靠“教化”。但在董仲舒之后的儒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利用政治权力的支持，让儒家思想成为唯一的正统思想。这使得思想上的多样性很受损害。

墨家虽然在具体的理念上和儒家相当不同，但是在希望社会有一个统一的文化价值观上，以及政治决策应当有统一的中心上，想法和儒家相似。为了获得良好的秩序，墨子提出“尚同”的理念:“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因此，墨家的“一统”也是在文化、政治和社会秩序层面的统一。墨家后来消亡了，对社会核心文化的影响不大，我们没有实际看到墨家的“尚同”对社会的影响——但从我的角度，对此我也是感到很不安的。

法家是最重视现实政治的，从现实政治的需要，当然更是需要“一统”。他们所关注的最主要的是在政治和社会秩序层面的统一。法家认为最重要的是权力要集中。韩非子认为“一栖两雄”“一家两贵”“夫妻共政”是祸乱的原因。管仲说:“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治之至也。”“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可治也。一国而两君，一国不可治也。一家而两父，一家不可治也。”在思想上，法家也推崇绝对的统一。因此，他们会焚烧其他学派的书籍，废除私学，把学校完全变成政府的一个部门——“以吏为师”。

法家的到达“一统”的方式，是在权力的重压下，强制性地达到的一种统一。法家的态度基本是这样的:“你别和我说道理，就算你说的头头是道又如何。”因此，法家的传统，带来的是绝对的文化专制和绝对的独裁政治，贻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