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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之死（第1页）

“士”之死

一

生活在当代中国土地上的许多人也许并不能算真正的中国人，对于他们来说，真正的中国人是一种很奇异的人种，而且也是日渐稀少的一个人种。

“士”的精神，是真正中国人的核心品质，而这种品质也已经日渐稀有。

因为，在当代生活在中国的那些人眼中，“士”的一些行为很是怪异。

有个怪异的故事叫作两桃杀三士。说齐国有三个勇士公孙接、田开疆和古冶子，武艺高强，功勋卓著。只因他们得罪了宰相晏子，晏子在国王那里进谗言，说这三个人骄傲难管束，不如消灭掉。但是这三个人都是武林高手，没有人能够战胜他们，怎么杀呢?晏子想了一个主意，他送了两只桃子给他们三人，说让他们“自评”谁本事功劳大，优先者得到桃子。公孙接、田开疆先分别自述了自己的丰功伟绩，然后各吃了一个桃子，但等到古冶子一说自己的功劳，他们两个人发现，古冶子的功劳比自己的大多了。功不如人却先吃了桃子，两个人感到很羞耻，为了洗雪这个羞耻，他们毅然决定自杀。古冶子看到他们自杀，说道:“他们两个都死了，唯独我自己活着，这是不仁;用话语去羞耻别人，吹捧自己，这是不义;悔恨自己的言行，却又不敢去死，这是无勇。”于是他也自杀。

轻易自杀不值得学习，但是在这个故事中有一种精神，他们看重生命的尊严，看重仁义、勇敢、真诚等品质。他们对自己的道德品质要求很高，以不道德（虽然是很轻微的）为耻。他们的生活是有品质的生活，他们生活中重要的这种品质是自己内心的品质，而不是身外之物的品质。在他们看来，对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要有高贵的心灵。高贵的心灵如同美玉，即使是被石头包裹在外也不要紧，但如果心灵低贱，仅仅有绫罗绸缎（或名牌服装）包裹身体，那也只如同用绸缎包着的一个马桶。他们的人生如同一次艺术创造，而被造就的是一个高贵的心灵。他们会以此为骄傲和满足，因此而感到自尊。在特别的情况下，如果不得不失去肉体的生命才能保护心灵的高贵，他们宁愿牺牲肉体。

这种观念，在当代中国的人看来，并不是很好理解。

去年，在一个心理治疗大会上，讨论和自杀有关的问题。我提出，虽然大多数自杀者往往有精神疾病，但是并非所有的自杀者都有精神疾病，有些自杀者可能心理是健康的，他们有自恋也是健康的自恋。一位专家不同意我的观点。我就举出例子说，屈原、项羽、陆秀夫、陈天华、老舍、傅雷等自杀者，心理健康程度可能比当时的常模还要好。那位专家就说，“至少他们也是适应不良，因为生命是最宝贵的，是最高的价值，自杀者放弃生命（所以心理不健康）”。我没有继续争辩，但我心中回想起了孟子的话:“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我也并不是很喜欢辩论，但是有不得已的理由。我们需要让当代中国的人知道，那些中国人也不愿意失去肉体生命，但是他们懂得，有些东西的价值，比肉体的生命珍贵得多，肉体生命很有价值但却并不是最高的价值。这是中国的士所熟知的道理。有时人可以死，但是精神不死，有时人还活着，但是精神已死，哪种情况是“士”的死呢?

真正的中国人要活得有尊严，宁死也不愿意没有尊严地苟活。这样一种刚烈的精神，是中华文化强大的来源。重道、重仁义、重信用、重情感、重尊严，勇敢、坚定、负责、有操守。比如，伯夷、叔齐为了抗议他们心中不正义的政权，宁愿饿死也不吃周朝的饭。比如颜真卿为了国家的安宁，知道自己必死也不辞去叛军中去试图劝降。比如即使宋朝已灭亡，文天祥也宁死不愿意屈从元人。比如明代亡国，异族入侵的时候，数以万计的士人和百姓自杀也不投降。再比如日寇入侵时，中国军队穿着草鞋，用着子弹不够的劣质枪以及大刀，和武装训练都远胜自己的日本人血战。那些在抗日战争中宁可被处死也不投降的烈士们、比如宁死不屈的杨靖宇等，都获得了敌人的尊敬。他们是真正的中国人。当然，也不仅仅是在生死中可以看到这种中国精神，我们也可以在其他的种种选择中看到中国精神。比如，苏东坡为了坚持对民众有益的政见，一次次被贬，直到被贬到最远、最荒凉的烟瘴之地。比如，范仲淹在穷困得只能天天喝粥吃咸菜的状态下，想到的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翻开中国历史，类似这样的可歌可泣的故事不胜枚举。

正是因为有许多这样的骨鲠中国人，中国人才能在外敌入侵的时候，宁愿用血肉筑起长城，也不愿做亡国奴;才能在暴君的**威之下，宁愿慷慨赴死，也不放弃内心的正义。士以高贵的心灵为依托，不畏惧任何强暴，为这个世界维护道义的存在，让这个世界不仅仅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而能够有美好、有仁爱、有公理、有秩序。士，真正中国人的代表，在这样做的时候不是重点考虑自己的利益，而是看重这个过程中自己的灵魂，他需要的最大的报酬只是真实的荣誉。这样的精神，对于个体的肉体生存来说，也许并非最适合，但是对整个民族的强健来说，却意义重大。敢于用生命保护正义的人越多，这个民族整体必然更能得到正义，必然繁荣昌盛。

随便说明一下，虽然我把中国人的这种精神叫作“士的精神”，但是并不是说这个精神只在社会身份是士的人身上存在。墨家的成员，大多社会地位并不是士大夫，但是从精神上却完全是“士”，具体说是“侠士”。

遗憾的是，这样的人，这样的精神，两千多年来的趋势是日渐消亡。

有个古代笑话，说一个读书不精、经常读错字的书生死后，阎王问他来世想做什么。他回答说想当一只母狗。阎王很奇怪，问为什么。他回答说:“古人说过，临财母狗得，临难母狗免，做母狗太幸福了。”

其实古人的原话是:“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本来的意思是，不是自己的钱不要随便拿，有了危险也不要苟且偷生不敢面对。这个书生读错了字，以为“毋苟”是“母狗”，所以就想要当母狗了。但是关键还不是读错字的事情，而是他有一种人生态度，一种有便宜就占，有危险就跑的态度。这种态度让他不再是堂堂正正的人，而变成了一条母狗。不禁联想到了汶川地震时，谭千秋、张米亚、汤鸿、杜正香等“临难毋苟免”的老师。

二

为什么士的精神会日渐衰落呢?让我们从春秋战国末期讲起。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国人心中还有很丰沛的“士”的精神。一个原因，当时士人阶层很受尊重。春秋战国时期，各个国都争相延揽人才。士在一个国家如果不受重视，完全可以去另一个国家，士的“就业渠道”没有被一个皇帝所垄断。士人阶层也没有受到太大的政治压迫，也没有受到太大的威胁，这为他们精神的独立提供了条件。史记:“子击逢文侯之师田子方于朝歌，引车避，下谒。田子方不为礼。子击因问曰:‘富贵者骄人乎?且贫贱者骄人乎?’子方曰:‘亦贫贱者骄人耳。夫诸侯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贫贱者，行不合，言不用，则去之楚、越，若脱然，奈何其同之哉!’”一个士人遇到太子，太子主动尊敬地打招呼。这个士人竟然不理睬，并且说出“贫贱骄人”的道理，这种情况，在现代中国人的心目中已经很难想象。这里面的关键，正是因为一旦不合，士人可以很轻松地去其他国家（不需要签证）。

但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当时有“士”生存的精神土壤。那个时候，社会价值观中士大夫的精神是主流。士比较能够得到理解。豫让为了报仇，一次次试图行刺赵襄子。行刺不成功豫让被擒之后，赵襄子先是释放他。豫让为了不被认出来把自己毁容，并吞碳毁掉自己的声音，再次试图行刺，但是又一次被擒获。赵襄子虽然决定杀掉豫让，但是被豫让的精神所感动，并且同意把自己的衣服送给豫让去用剑砍，好让豫让临终有一点安慰。要离行刺庆忌，庆忌在受伤之后，却告诉手下不要杀死要离——说，“不要在一天中死两个壮士”。这样的环境中壮烈的死是一种光荣，是一种为人所敬的行为。

在当时这种士的精神是主流的情况下，与之相竞争的其他精神和其他意识形态还没有很体系化地形成，因此，遵守这种价值的人，遵守得理所当然。而那些做不到这些的人，也只好承认自己做不到，而不能说自己有更好、更高的价值才不做。那个时代当然也有很多人在危险中选择“逃命第一”，但是他们不可能说出“范跑跑”的那套理论，并且自得地认为自己的行为才是更先进的。

但是，在春秋战国的后期事情发生了变化，不同的价值观开始出现。比如，有个群体叫作纵横家，这些人对道义并不怎么关心，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其中最有趣的故事是苏秦的，他一开始想当官但是失败了，回到家里，妻子见到了他不理睬，嫂子不给他做饭，父母也不和他说话——全家人都这样势利——苏秦受到刺激，便刻苦学习，再次出去游说各国国王，最后大获成功，竟然可以同时佩六个国家的相印。这一次回家的时候，嫂子竟然拜伏在地上，连头都不敢抬。苏秦问她:“为什么前倨后恭?”嫂子很直接地答道:“因为你现在地位高，又有钱。”从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苏秦和他的父母妻嫂，在价值观上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一个人的价值在于他是不是有钱有权。因此，苏秦失败回家后受到冷遇，并没有因此对家人的势利小人的样子很反感，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宽厚，而是他自己也觉得这是自然的事情，而当自己得到财富地位之后，则也安然享受嫂子伏地不起的那种恭敬，享受地位、权利所带来的面子。

苏秦六国封相衣锦荣归图

我们想象一下，如果孟子遇到这样的事情会如何?他会说“大丈夫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他会不理睬那些势利的人，继续做自己认为应当做的事情，不管那个事情是不是能带来财富权利——有财富权利很好，没有也没关系。因为孟子觉得人的价值，在于其内在的品德，而不在于外在的财富、权利。苏秦则认为，人的价值当然要从外在的财富、权利上得到体现，否则你再优秀也没有意义。

也许有些读者读到这儿，会想:“苏秦说得对啊，没有成功，人的确再优秀也没有意义啊。”现在我并不打算说服这些读者，我只是告诉大家，这样想的人实际上也许就是苏秦等人的思想影响的产物。各种价值观在这个世界上当然都有存在的权利，只不过本书中还是有倾向性的，我认为苏秦的价值观和孟子的价值观相比，对中国是更不好的。

法家对士的价值观的破坏，远过于纵横家。

法家对人性的观点，主要是一种性恶论。他们不大相信人精神中崇高的潜质，而非常了解人的生物性。他们认为人的动力主要就是利害，认为人都是趋利避害的，而这里所说的利害也不是精神层面的利害而是生物层面的利害，利也无非是权利、地位、金钱、美色，等等，害当然就是刑罚甚至丧命。

法家为国王，或者按照中国的习惯叫作国君服务，所以教国君所做的，都是如何通过赏罚，控制人的趋利避害之心，从而让国君的意志得到充分实现。

纵横家只不过出卖自己的智力，换得自己的名利，别人做不做士，有没有操守，他们并不是十分在乎。但是法家不同，法家的精神和士大夫的贵族精神是抵触的，法家的政治目标与士的精神也是抵触的。因此，法家对士的精神，有一种必欲灭之而后快的态度。

士有自己的操守，有自己的原则，有自己的精神追求，即使是国王权贵，也没有办法去改变一个真正的士的操守。因此，士是不容易被控制的。国君或权力者想要他们做什么，他们未必愿意做，而且这些人“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那么，他们不听话的时候国君拿他们有什么办法呢?因此，法家对这些人很是不悦。

在春秋战国早期，为什么国君们和士人之间，比较少有这样的管理和不服从管理的矛盾呢?那是因为早期的国君，把自己定位为“天意”的代言人，更多考虑的是国家利益和全民利益，自己的私利比较少。而士的精神，士的操守，和这样的国君是协调的。士的精神起到了保护社会的健康价值观的作用，而国君也遵守着同样的价值观。但在春秋后期以至于战国时期，国君们的私欲膨胀更厉害了，所以他们做事常常不合天理，违背道义，而这个时候他们和那些有操守的士人就开始有了矛盾。于是，真正的士人就开始不服从国君了，而国君又没有办法改变他们——也就令为国君私欲服务的法家们不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