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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就教育论教育能走出教育的困境吗（第1页）

第一章就教育论教育能走出教育的困境吗？

2007年11月，我在成都市青羊区参加小学生“减负”座谈会。我说要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首先，教师要把每一节课上好，让每个学生听懂、学会，这样就可以少布置课外作业。其次，学校减轻了学生课业负担，家长切不要再增加学生额外的学业负担，不要买那么多课外辅导书，不要上那么多补习班。我说我最讨厌奥数班，奥数班摧残人才。谁知道我话音刚落，一个小学生举手发言，说：“顾爷爷，你说不要上奥数班。但是，不上奥数班就上不了好的初中；上不了好的初中就考不上好的高中；上不了好的高中就考不上好的大学；上不了好的大学，将来毕业就找不到好的工作。我怎么养家糊口啊？”这话出于小学生之口，我听了真是觉得又可笑又可叹。这反映了教育问题的根子并不在教育本身，而是在社会，是社会矛盾在教育上的反映。现在谁不愿意自己的孩子享受更好的教育，将来能够考上名牌大学，毕业以后找到一份既体面又舒适的工作？虽然现在大学毕业生，甚至研究生就业，并不容易，但是总比没有学历的要强得多。父母这种期望是无可非议的，是完全合理的。但是，我国优质教育资源不足以满足所有家庭的需求，所以教育竞争就难以避免。虽然国家明令取消重点学校，也投入大量资金改造薄弱学校，但重点学校已经在社会上生根，在广大家长的心目中生根，家长还是瞄准几所过去的重点学校。于是教育竞争越来越激烈。

教育是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是人们向上流动的最重要的渠道。家长为了子女的前途，再苦也要让子女上优质学校，这样将来才能有向上流动的机会。因此，可以这么说，争夺权力和财富是教育竞争的根源，再加上当前社会分配不公，就加剧了教育竞争。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我们在后面要一一分析。但是社会分配不公，就业困难，贫富差距过大，城乡二元结构尚未消除，是教育出现问题的最主要的根源。要说教育的病理，这是最主要的病理。

下面我们来说说其他的病源。

一、“学而优则仕”的文化传统影响着教育

中国文化传统源远流长。中华各族人民勤劳勇敢，不怕困难，不畏强暴，艰苦奋斗，创造了世界上唯一绵延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孔子提倡“学而优则仕”，提倡教育，任用贤才，起到了进步作用。儒家学说把培养“君子”作为教育的主要目标。所谓君子，就是要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和才能。拿今天的话来阐释，就是要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这种用人制度当然比封建的世袭制前进了一大步，虽然它并不彻底。科举制度在隋朝应运而生。这种制度摒弃了世袭制和用人唯亲的弊端，它激励庶民百姓通过学习进入仕途，促进了社会流动，相对公平，同时又鼓励读书，尊重知识，促进了社会文化建设，是社会的进步。

但是，“学而优则仕”明显存在功利主义思想。由于科举是封建社会庶族，也即中小地主阶级子弟入仕的唯一途径，而且一举成名天下知，荣华富贵随之而来，所以社会上广泛形成了“读书做官”“做官发财”的思想，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宋真宗曾有一首《劝学诗》，诗云：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

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

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儒林外史》中描写的范进中举的场面，生动地表现了封建社会对科举的狂热追求。

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的最大影响是制造了学历主义的价值观。这种功利主义、学历主义价值观一直影响到今天。“读书做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女颜如玉”的思想普遍存在。升学的竞争，重视普通教育，轻视职业教育，追求高学历，不是与科举制度的学历主义一脉相承吗？今天的中考、高考与科举考试何其相似？科举考试把知识分子一分为二，考取功名的成为人上人，进入统治阶级；落榜的成为人下人，被人统治。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不就是科举失败者的悲惨下场吗？今天的中考、高考也相类似，考上的出人头地，可以谋取较好的职业，没有考上的只能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据媒体报道，某建筑工地上的一名普通工人，高考的分数比工地上的工程师还要高，但由于地区高校录取分数线的差别，考分低的考上大学的，成了白领工程师，考分高的没有考上大学，成了最底层的工人。这种落差深深地印在每一个家长的脑海中。

当然，今天社会的工作在人格上应该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但在人们心目中总有高低之别，尤其在物质生活上，有很大差别。这种差别必然激化教育竞争和考试的竞争。

“学而优则仕”是我国的文化传统，没有人说“学而优则工”“学而优则农”。我们的家长认为自己的子女读了书就要当干部，当白领。现在不是出现一种“读大学无用论”的思想吗？它就是“学而优则仕”的思想的另一面，认为读了大学而没有当上公务员或其他白领而是去卖猪肉，读大学还有什么用？

西方社会则没有这种思想观念。比如，德国的孩子在上完四年基础教育后就开始分流了，根据能力和成绩分别升入主要学校、实科学校、文科中学。主要学校即普通初中，学制五年。其学生毕业以后可进入职业基础学校或全日制职业学校，接受三年职业教育。实科学校学制六年。其学生在第八学年开始按学科重点进行分化，毕业后获得“中等阶段证书”，有才能的可在第七学年后转入文科中学，一般再接受一年职业教育后就业。文科中学即完全中学，学制九年。其学生毕业后即有高等学校入学资格。这种分流是完全根据学生的能力而定的，他们的家长并没有因为这种分流而有意见，或者让自己的孩子都上补习班，挤入文科中学。[1]法国的初中学制四年，分三个阶段进行：①适应阶段一年，便于小学与中学衔接；②中间阶段两年，在实施个别化教学过程中，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选修若干课程；③导向阶段一年，完成初中学业，开始分流。高中阶段分普通高中、技术高中、职业高中三类。普通高中又分为三科：文学、经济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高中分四科：第三产业科技、工业科技、实验室科技、社会医疗科技。普通高中和技术高中毕业会考文凭获得者，可直接进入大学学习。职业高中为短期中学，学制两年，毕业后就业。[2]美国则大多是综合中学，设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由学生自己选择，毕业以后也有不同的出路。

东方国家则不同，追求升学率、追求名校不只在中国很激烈，在日本、韩国等国也很激烈。这是东方国家较普遍的现象，恐怕不能不说与儒家文化圈的思想传统有关。

“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的思想为什么在我国持续存在，根深蒂固？我想，这与我国工业化没有完成有关。现代教育是现代生产的产物，工业革命以后才提出普及教育的主张，才需要有文化的技术工人。而我国长期处在小农经济社会，缺乏对技术工人和有文化的农民的需求，过去教育又不普及，能够受到较高教育的人，从学校出来就走入官场，所以人们头脑中总存在“读书做官”的思想。我想，随着我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这种观念会逐渐改变。

二、重学术、轻技术的传统思想

重学术、轻技术的思想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培养“君子”的教育目标相一致的。君子是具有高深学问的人，是劳心者，而不是劳力者，是不从事体力劳动的。技术掌握在劳动人民的手里，但君子认为这是雕虫小技，不屑一顾。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只重视伦理道德，不重视科学技术。《礼记·王制》说，“凡执技以事上者”“不与士齿”“作**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孔子就不谈技术，连种田都不谈。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曾经批评过孔子不要学生参加劳动。他说：“孔子办学校的时候……不喜欢什么生产运动。他的学生向他请教如何耕田，他就说：‘不知道，我不如农民。’又问如何种菜，他又说：‘不知道，我不如种菜的。’”[3]语出《论语·子路》，原文是这样说的：“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子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这和孟子说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不是一样吗？古代墨家和名家是重视科学技术的，但是在当时就未成为主导思潮，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政策施行之后，墨家和名家更丧失了应有的地位。少数知识分子也从事过科学探索，例如，东晋道家葛洪曾经研究医学、兵法、天文；明代李时珍潜心研究药学，撰写了《本草纲目》，对我国的中医药学影响很大；明末徐霞客走遍中国山山水水，对地理学做出了很大贡献。但这仅限于少数知识分子，而轻视技术的思想已成为主导思想。

我们常常从出土文物中看到，我国古代已有很高的冶炼技术、制陶瓷的技术，哀叹怎么后来都失传了。我想，原因是：一方面，统治阶级垄断了这些技术，产品只供朝廷享用，不让在民间流传。例如，新中国成立后在江西出土的官窑中发现许多成品都被砸碎掩埋了，就是因为当时的朝廷不让这些专用品流传到民间。制窑的技术当然更不让流传。另一方面，学校教育不传授这些技术，并且蔑视技术。知识分子不去总结这些技术，因而缺乏典籍文献流传下来。一旦掌握技术的工匠过世，他的技术也就终结，不能流传于后世。

李约瑟在编纂《中国科学技术史》时就提出，中国历史上曾经创造出辉煌的技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李约瑟难题”。我想，近代科学未能在中国产生，应该说与这种轻视技术的传统思想和传统教育制度有关。

由于重学术、轻技术的思想，再加上我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工业不发达，所以我国职业教育很不发达。在老百姓的思想里，职业教育低于普通教育，职业学校的学生似乎也就低人一等，因而职业院校每年都招不满学生，而普通大学的入学招生都像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三、攀比文化助长了教育竞争

在朋友圈里常常会遇到一种现象，朋友聚会的时候，总要谈起各自的孩子。有的家长谈到自己的孩子考上了清华大学或北京大学，表现出无比自豪的样子，另一些家长就会流露出羡慕的眼光。

攀比是教育竞争的推手，所谓“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但是“起跑线”在哪里？每个孩子的“起跑线”是一样的吗？现在许多家长把“起跑线”设到幼儿园，甚至更早。但是儿童成长是有规律的，而且有一定的阶段性。超越儿童发展的阶段性，不仅不能促进儿童的成长，反而会损害他的成长。我国古时候就懂得这个道理，即不能“揠苗助长”。同时，儿童生来是有差异的，用一种模式去塑造他，必然会抑制、扼杀他的特长，所以古代就强调“因材施教”。古代的教育著作《学记》就讲道：“使人不由其诚，教人不尽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就是说，教师要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了解他们的优势和劣势，根据不同的情况指导他们的学习，否则就不会成功。《学记》又说：“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就是说，教师要了解学生学习有四种失误：或者贪多，或者不求进取，或者学得太少，把学习看得太容易，或者遇到困难即停止。这都是对教师说的，也是对家长说的。家长要了解孩子的情况，顺其天性，因材施教。

要知道，每个儿童的“起跑线”是不同的。刘翔和姚明的“起跑线”能一样吗？运动员尚且如此，不同专业的“起跑线”更是不同。现在许多父母不顾儿童发展的阶段性，不考虑儿童的差异，从幼儿园开始就让孩子上培训班，盲目地给孩子加重学习负担和压力，不仅不能让孩子健康地成长，反而会抑制他们的特长，滋生孩子的厌学情绪，影响他们的正常发展。《光明日报》曾报道过这样一个案例：“小倩原本成绩平平，父母为了让小倩能上重点初中，从小倩四年级就开始着手准备。为了及早‘占坑’，孩子休闲活动时间几乎被奥数、英语以及各类补习班占满了。经过了无数次‘选拔’，加上爸爸托朋友、找关系，并花了一笔不菲的赞助费，小倩终于进入了某重点中学的实验班。但孩子初中生活的艰难，却让小倩的父母始料未及。进入重点中学实验班的学生大多是各小学的‘尖子生’，小倩时时能感受到来自同学的压力。此外，重点中学课程进行得特别快，小倩跟不上课堂节奏，常常听不懂。每月一次的‘月考’更是令小倩丢尽了面子，无论小倩自己怎么努力，排名永远处在倒数前几名的位置。初二时，小倩彻底对自己失去了信心。每天一睁眼心情就不好，晚上睡不着，经常做噩梦，最后连学都上不了了。父母实在没办法，想让孩子转学，但小倩又不同意，说‘那多没面子，好像是被学校淘汰的’。小倩的父母左右为难，悔之晚矣。”[4]这个例子充分说明，如果不考虑孩子的具体情况，盲目跟风，后果不堪设想。

家长要找准孩子的“起跑线”，就要了解孩子的优势和劣势，扬长避短，不要与别的家庭攀比。其实，这种攀比一般发生在知识分子、富裕家庭中，社会底层的老百姓较少有攀比心理，也没有条件去攀比。我每个月去附近最普通的理发店理发，理发师的孩子要考大学了。我问她：“你的孩子准备考什么大学？”她回答：“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孩子能考个学校，有学上，将来有个手艺、有个工作就行了。”知识分子是有理性的，在孩子的教育上真应该向普通劳动者学习。

现在不仅家长有严重的攀比心理，学校也在攀比。重点中学已经不是比一般的升学率，而是比升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升学率，比升入“985”大学的升学率。所以我说，攀比之风不解决，中国只需要办两所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