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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语文教育观1（第3页）

一套好的教材，只有采用适合的教法，才能取得理想的教学效果。教法的关键是个“活”字，要研究活教、教活课本的艺术。

七、用心点燃学生创造性思维之火

具有创造艺术的教师往往是智慧型教师。他们总把教学看成一种创造，而且能用自己的教育机智去激发学生的创造意识，用自己的创造之火点燃学生创造性思维的火花。

在十多年对中外母语教育和母语教材比较研究中，我清晰地看到一个重要轨迹：创造力的培养是各国母语教育发展的总趋势，创造性教育是各国母语教育的主旋律。我们要走出“赢在起点，输在终点”的困境，必须重视运用教科书来培养和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

心理学实验证明，除了智力上有先天性缺陷的孩子，每个学生内心深处都深藏着创造思维的潜能。

一个成熟的教师，一名优秀的教材编者，往往会运用自己的教学艺术和创新设计，积极开发学生的思维能力；会发挥自己的教育机智，用自己的心去点燃学生创造性思维的火花。

创造性思维并非深不可测的大海，亦非高不可攀的巅峰。它是在已知的基础上求未知，在继承的基础上求创新，在变革的过程中求突破。其基本特征是求新、求异、求变、求活。

创造性思维的基础是丰富的知识积累，而知识的运用是关键。多读书，读名著名篇，这是积累的重要途径，但在读中更需多体悟、多思考、多应用。要使学生懂得不能只满足于“继承”性的读书，而要在阅读实践中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有创意的看法，不满足于只有一个所谓的“标准答案”。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对同一问题，站在不同侧面，处于不同心理，选取不同角度，采用不同思路，都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只有摆脱预设“唯一”答案的这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的禁锢，才能爆出灿烂的创造性思维的火花。

语文教学本身就是一种复杂的多维的综合体。语文教学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具有广阔的空间和得天独厚的优势。语文教师必须也必然要在教室的有限空间里，在课堂的有限时间内，运用教科书启迪学生积极地想，合理地想，全面地想，辩证地想，从而打开他们创造性思维的门扉。

在大多数情况下，学生的创造性思维、非凡的灵感，往往产生于极其细小的一闪念、极为普通的一瞬间。教师要特别留意这“一闪念”和“一瞬间”。在引导学生读写听说的过程中，要善于察言观色，透过学生的一言一行、一姿一容，把握学生的情绪和心理变化，相准“稍纵即逝的瞬间”，发现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嫩芽，排除堵塞思路的障碍。

亚里士多德说，思维是从疑问和惊奇开始的。教师要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就必须使学生始终有新鲜感、新奇感和追求感，让他们把积极思维、突发奇想、标新立异、锐意创新作为一种需要、一种追求、一种乐趣、一种享受。

创造性思维绝非贝多芬、莎士比亚、瓦特、爱迪生这些伟人的专利，任何人哪怕是最平凡的人都具备创造性思维的潜质，处在创造性思维萌发时期的青少年尤其如此。只要教师能够引导学生经常保持好奇心，不断积累新知识，不满足于固有答案，而去探求新思路，善于抓住灵感并将它发展下去，大多数学生都可以成为富有创造性思维的人。如果我们能把教科书编活，教活，让学生学活，就必然能点燃学生创造性思维的火花。

八、教科书要走进精品的殿堂

我从亲身经历的教改实践中认识到，教材是文化科学的载体，是社会文明的象征，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教法学法改革，无不受制于教材。它确实是教学之本，育人之本。如果教材不改革，再好的教法也不能奏效，而且正确的教育思想内容也得不到体现。因此，借助教材内容和体系的改革，把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教改成果巩固下来，即用教法改革来促进教材改革，又以更新了的教材从根本上来制约教与学，这可以说是深化语文教学改革的新思路。按照这条思路，从1983年起，我开始了改革教材的新探索。我以“五说”语文教学观为基础，学习中外语文教材建设的理论，研究国内外多种体系、不同风格的语文教材，用十多年时间先后主编了三套语文教材。我国中学语文教材编写从清末民国初算起，有百年的历史，仅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教育出版社就编写了几种体系的多套教材。在深化语文教学改革的阶段，编写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中学语文教材，探索建立合乎科学要求的更新一代的中学语文教材体系，必须更新编辑指导思想。

新教材应当充分反映国内外语文教学研究的最新教学思想和最新教学成果。语文教材当然不可以“集大成”，搞“拼盘”，但要尽可能多地根据学生掌握语文知识获得语文能力的需要，有分析地借鉴吸收我国传统语文教学和语文教材编写的宝贵经验，并充分反映、融会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语文教学和语文教材改革的新鲜经验。大语文的教学思想、单元整体教学思想、“教是为了不需要教”的教学思想等，都可以成为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原则；培养自学能力和自学习惯等经验也可以引入教材编写之中。

新教材应当力图形成科学性与实用性统一，系列性与模糊性统一的编排体系。我国传统语文教材的编排大致可以分为“综合型”和“分科型”（也称“合编型”和“分编型”两种模式）。人们几乎公认：分科型教材眉目清楚，系列分明，但要想取得整体的综合的效应比较困难；综合型教材，整体性强，一人执教便于统筹兼顾，但要形成知识学习和能力训练的科学系列，又颇不容易。编写新教材的实践，应当力求集两型教材之长，避二者之短，研究和设计出更新一代，更趋于完善的新的符合我国中学语文教学实际的教材编排体系，这种新体系要力求达到科学性与实用性、系列性与模糊性相统一。

新教材应当真正姓“语”。新的语文教材从内容到编排体系，都必须体现语文学科的个性特点，能够帮助学生切切实实提高读写听说能力，扎扎实实打好语文基础，逐步养成正确理解和运用语文工具的习惯，从而在义务教育阶段，初步具备社会主义公民参与现代化建设和继续学习所必需的语文基础知识和语文基本能力。同时要优化语文教材内容，使之在形成学生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面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在弘扬民族精神、提高民族素质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并充分反映汉语文丰富的文化底蕴，使学生能更好地了解和继承我国优良的文化传统，从而提高思想和文化素质。其实，只要真正选好了文质兼美的课文，教材编辑设计贯彻了语言与思想统一的原则，教师又运用了科学的教学方法，那么教材在完成提高学生语文能力、掌握语文工具任务的同时，是一定可以渗透思想道德教育的。

教材质量决定着教材的生命。因此，能走进神圣课堂的教科书，能对学生施以终身影响的教科书，毫无疑义应当是精品，是最美的精神大餐。我常常问自己：教科书如果不是精品，能进课堂么？不是精品的教材，能算好教材么？没有精品意识的编者能算称职的编者么？随意挑选几篇作品，随手加上注释练习，能成为学生学习的课本吗？从个人经历中我深切体会到：教科书作为教育后代的依据，确确实实要影响人的一生，它教学生学会做人、做事、合作、求知，独具审美眼光，净化、纯洁情感世界，积累丰富的语文知识和自然社会常识。一篇堪称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未必能成为优秀典范的课文；一部震撼社会的经典著作，也未必可以作为一套优秀教材。因为名文名著是面向社会某一群体的，而教科书则是为孩子的终身发展而编写的，是“特殊精神产品”。它的内容要考虑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它的体系要根据不同年段的需要来安排，它的编辑设计要适合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和中国孩子学习母语的规律，而且要力求人性化、弹性化，努力构建师生之间、师生与课文作者之间平等对话的平台，它的语言表达应极其准确、严密、规范。

教材的“编者语”、练习题题干等的措辞如果平易近人，自然亲切，与学生如话家常，富有人情味，就能让学生如坐春风；多用“是否可以”“能不能”“请”之类探讨商榷甚至求教的口吻，就能促进师生之间，学生与文本之间的平等对话。一个字可以点燃学生创造性思维的火花，一句话可以让全班学生的眼睛都亮起来。每个单元的主题词，如果能写成饱含哲理的短小优美的微型散文，更有可能让学生终身受用。编者切忌板着面孔过多地用“命令式”的语气，避免用“秋霜”去熄灭学生积极思维的火花。

语文教材作为语文教学之本，它是科学文化的载体，精神文明的结晶，国家意志的体现，培育后代的依据。正因如此，我们在教材编写中才提出了提高母语教材质量是母语教材建设的这一根本宗旨。借用工程建设中一句话来说，（编写教材）百年大计，质量第一。每个优秀的教材编者都要有教育家对后代高度负责的精神，有战略家高瞻远瞩的眼光，有科学家严谨求实的态度，有哲学家深邃的思辨和睿智，有艺术家无穷的超人魅力，坚持精编、精研、精改，严格、严肃、严谨的科学态度，用学养、智慧、经验，把语文教科书编成一流的卓越的“特殊精神产品”，让学生从有限的课本中去获取无限的知识。

汉民族与世界各民族同居于一个地球，母语教育，包括母语课程教材建设互动、互融、互补，是当前世界母语教材交流和发展的趋势。

中国语文课程从清末废科举兴学堂开始，便引进西方课程，形成我国中小学教育的雏形，1904年我国语文设科的第一套课本即有外国学者介入。百余年来，以杜威为代表的西方教育学家的教育思想，一定意义上催生了我国语文教育的现代化追求，而我国众多的语文教育家在语文教育探索之路上，总是把继承我国传统教育的精华与吸收国外先进教育理念的“他山之石”结合起来，使那些对我有用的“舶来品”中国本土化。这些人中既有远赴欧美日本各国进行学术考察以其取来的“经”作为我国借鉴的蔡元培、梁启超、朱自清等名流，更有胡适、陈鹤琴、艾伟等学者，他们从国外学成归来后，把国外先进的语文教育的思想理念化为自己的血肉。新中国成立后，普希金、凯洛夫、赞可夫、布鲁姆、布鲁纳、苏霍姆林斯基等外国教育家的教育思想源源而来。学习国外语文教育的思想理念和经验，从总体上促进了我国包括语文课程教材在内的母语教育的发展，尽管也产生过一些负面影响。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世界各国不约而同地进行了不同规模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改革，世纪之交，其规模不断扩大，全球化、现代化、信息化的世界推动传统母语课程教材改革，已是大势所趋；即使某些局部地区（如我国的台湾地区等）出现了反复，但改革的潮流是无可阻挡和逆转的。

我国百年语文课程教材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在当代，我国母语课程教材建设的相对滞后，直接影响了语文教学效率的提高，尤其是束缚了学生创造精神、创造力的发展。这正是制约着我国语文教育乃至整个素质教育健康发展最主要的因素，与建设创新型国家、发展创造教育是很不相称的。百年语文课程教材发展之所以出现波折，当代语文课程教材建设之所以发生困惑，其中一方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既往我们对中国百年语文课程教材的全貌，对发展规律的探究仅仅停留在梳理、概括和综合的浅层次上，只有局部的零碎的研究，系统而全方位的研究工作则刚刚起步；另一方面，又忽视了对世界各国母语课程教材的发展和改革的现状，以及最新成果的广泛了解，缺乏国际母语教育宽阔的视野，难以摆脱封闭、独善、狭窄的思路，因而对母语课程教材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显然不足。时代要求我们，必须站在反思过去、面对现实、瞻望未来的高度，从封闭、狭窄、保守的思路中解放出来，坚定地走我国母语课程教材改革的创新之路。

为汉语文教育开窗，并不是权宜之计，乃是我国母语教育、母语课程教材建设的战略目标和适应当前国际潮流的时代要求。

说起母语教育借鉴外国，人们常常会联想到“搬”，并谆谆告诫：“千万不能照搬外国。”这个提醒有必要，很重要，但也反映了有的人对学外国存有一种“祀优”心态。机械模仿固属大忌，然而，对“搬”不可笼统地反对，不可绝对化，关键在于弄清楚“为什么要搬”“搬什么”“怎么搬”。外国的东西未必都好，毒品不可“搬”，洋垃圾不能“搬”，对此必须头脑清醒；财富、知识、智慧，包括母语教育经验，未必都是“中华牌”最好，要有自知之明。应该说，中外各有长短。我之长，当然要弘扬；我之短，可以用他人之长来补。这样，我们的知识才会更扎实，经验才会更丰富，智慧才能更具有灵性。有如此好处，何不“搬”之？

“搬”，又是要有眼光的。对国外母语教育和母语课程教材的经验，要有选择地“搬”，要挑真正有价值的“搬”；千万不要把毒品和“洋垃圾”搬回来。我以为，“搬”是前提，为我所用是目的，以我为主是原则，鉴而用之是途径。否定民族传统的虚无主义和“拉祖配”式的封闭主义皆不足取。我们要理直气壮地“搬”，暂时搬不动的，如果真正对我有用，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要搬回来。话又说回来，要“搬”，又不能“一切照搬”，立足点还是自我发展、自主创新、自力更生、自强不息。“搬回来”的东西未必立马可用，重要的是“化”，要融化为自身的营养。这就是“搬”中有“创”。等我们也成了“造物主”之后，外国人也会把我们的“搬”过去，这就叫互动，或曰“搬来搬去”。这就是国际交流，国际互容，可以促进世界母语教育共同发展。所以，我主张：大家不妨都学学“搬运工”，在中西合璧中逐步完成自塑、创造的过程。

作者简介：

洪宗礼，1937年生于江苏镇江。1960年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长期工作于江苏泰州中学。1984年被评为语文特级教师，1988年授予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3年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1994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9年被评为江苏首届教学名师，2007年被评为江苏省中小学荣誉教授，现任国家基础教育课程专家委员会委员、全国中语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江苏省人民教育家培养工程导师、江苏母语课程教材研究所所长。先后在《人民日报》《人民教育》《中学语文教学》等报刊上发表文章数百篇，主编经国家审定通过的三套一类语文教材，主编国家“十一五”规划重点图书十卷本《母语教材研究》，出版《洪宗礼语文教育论集》《洪宗礼语言教学论集》《语言教育之链》《写作与辩证思维》《语文人生哲思录》《洪宗礼文集》等著作。

[2]钟启泉，洪宗礼，柳士镇，倪文锦：《母语教材研究·序》，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

[3]倪文锦：《我看工具性和人文性》，载《语文建设》，2007（07）（08）。

[4]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