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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语文放谈1（第2页）

“匠人语文”重视教学技法，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往往技法完美或比较完美。这是它的优点，但也是它的缺点。“匠人语文”比较忽视教师功底的修炼，主要表现是不读书（指名著）或读书很少。有的名师甚至主张或实际践行着一个“潜规则”，即要成为一个好语文教师，只读杂志即可。有的名师作报告，不提或基本不提语文教师如何读名著的问题，自己的著作中也基本不涉及这方面的经验。这恐怕是“匠人语文”的致命弱点，如果形成风气，对语文教师队伍的成长极为不利。这也是我提倡“文人语文”的一个重要原因。

“文人语文”始终是凸显教师功底的教学。用时髦的话来说，“文人语文”是有本钱、有学问的教学，所以，能教“文人语文”的教师，是语文教师中的实力派。

（六）“匠人语文”重“有限”，“文人语文”重“无限”

“有限”和“无限”是反映物质运动在时间和空间上辩证性质的一对哲学范畴。有限范畴，反映着具体的事物、现象和客体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暂时性、局部性和相对性。无限范畴，反映着客观实在的物质总体的永恒性、普遍性和绝对性。有限和无限的关系是辩证的，是对立的统一。

“匠人语文”在教学过程中由于功底有限，视野比较狭隘，因此教学只能是“有限”的教学。这样教学的直接结果，正如有的教师所言：虽然可能许多学生的分数得到了“有限”的提高，但是语文的“无限”丰富性被简单化了，文学作品的开放性被窒息了，阅读者的主体性被扼杀了。教者虽有方，学者却无兴，如此教学，必然会导致学生阅读兴趣的减弱和阅读能力的下降。长此以往，必然会导致整个民族语文素质的下降。而“文人语文”则在有限的时空中提供了语文无限的可能性、开放性和丰富性，学生的主体性得到极大发挥，学习兴趣得到极大激发，语文教学最终成为引导学生达到诗意栖居目标的桥梁。

（七）“匠人语文”重预设，“文人语文”重生成

“预设”与“生成”，是近年来特别是新课改以来非常流行的一对新词语，但是在教学实践中却是一个和“教育”一样古老的问题。预设体现对文本的尊重，生成体现对学生的尊重；预设体现教学的计划性和封闭性，生成体现教学的动态性和开放性，两者具有互补性。教学既要重视知识学习的逻辑和效率，又要注重生命体验的过程和质量，所以，我们的课堂教学实际上总是在努力追寻着预设与生成之间的一种动态平衡。

“匠人语文”在教学过程中以预设为主，或者大部分日常教学都以预设为主，其主要标志就是教学模式化。我们并不反对教学模式，甚至可以说，一个教师的教学如果形成一定的模式，如果这个模式有一定的个性和创意，那就是教学风格成熟的一个标志。但是，如果没有创新，成熟也许在某种意义上就意味着死亡。因此，我们不反对模式，但是反对模式化。“文人语文”也不是没有预设，但是预设得不死板，不僵化，在教学过程中及时融合了师生双方许多即兴的、灵感的乃至率性而为的东西，所以使得教学过程成为真正的“生”与“动”的交响曲。

（八）“匠人语文”重积累，“文人语文”重积淀

语文教学中“积累”与“积淀”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笔者认为：（1）“积累”主要是理性习得的，“积淀”主要是感性习得的。积累起来的东西可以条分缕析，具有较浓的理性特征。积淀起来的东西就不能条分缕析。（2）“积累”适宜于“真理模式”的知识的学习。积累的结果，可以分解为累积项，这各项之间是逻辑的、历史的联系体。积淀的结果则不能分解为累积项，或者说，即使各项累积起来，作用也不大。（3）“积累”是“整体”的又是“体系”的，“积淀”是“整体”的但不是“体系”的。任何知识的最后获得（最终目标），都是作为“整体”结构于人的认识图式中。但是，“整体”的既可以是积累的，又可以是积淀的，既可以是“体系”的，又可以是“非体系”的。这取决于教育的内容，取决于学习对象（课程）的特征。属于真理性的模式的知识，进入认知图式的是一种逻辑结构，因而是“体系”的；属于非真理模式的课程，进入认知图式的是一种无先无后、无主无次的知识网络，因而是“非体系”的。（4）积累的结果主要是“知识”，而积淀的结果主要是“能力”。在教学过程中，积累知识，主要理解这门知识是什么、为什么，因此讲解、分析是课堂的主要形式。积淀知识，是靠自己亲身体验和感受，经过大量的感性实践化入认知图式，因此，学习的主要形式应是熟读、多读、多思、揣摩、多写等课内外实践方式。无论是现代语文教育还是古代语文教育都证明，语文教育的本质是积累和积淀的统一。[3]强调语文教学应该以积累为主的是“匠人语文”教学观，强调应以积淀为主的是“文人语文”教学观。

（九）“匠人语文”重“娱生”，“文人语文”重“互娱”

现代教学的功能，绝不仅仅是传道授业解惑，还应娱乐。但是，我们通常只注意如何在教学过程中娱乐学生，而常常忽视师生“互娱”。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匠人语文”不重视教学的娱乐性，有时只考虑到让学生快乐。而“文人语文”提倡把教学过程打造成一个多向的“互娱”过程。“文人语文”反对在教学过程中脱离教师幸福指数的单纯“娱生”，也反对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脱离学生幸福指数的“自娱”，用新课改的理念说，就是教学既要使师生双方得到发展，同时也要使师生双方在愉快中发展。

（十）“匠人语文”重生活（生存），“文人语文”重生命

为了现实，为了功利，为了生存，具体来说就是为了考试而“脚踏实地”，是“匠人语文”的主要目标。所以在教学中，“匠人语文”就是教“语文”，准确地说是教“小语文”，因此学生的考试成绩可能很好，在现实中可能更受欢迎。“匠人语文”是现实主义的，但却不是批判现实主义——教学中基本不涉及现实中的敏感话题和普世价值的引导。“匠人语文”是“不为时而教”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匠人语文”的执教者往往不具备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基本精神。而“文人语文”重浪漫，重理想，重“仰望星空”，重视生命存在的意义，教的是“大语文”。“文人语文”强调“教学合为时而教”，执教者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在与文本对话的基础上，也与自己的心灵对话，与自己的经历对话，与现实和历史对话，与古今中外对话，因而往往具有很强的现代知识分子的使命感。

诚然，按照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我们不能仅仅把“匠人语文”看作“文人语文”的对立面而排斥和批评，而要深度关注两者的联系。“匠人语文”和“文人语文”在理论上可以分开（这种分开是必要的），在实践中，二者之间常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包含，且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以上十个特点的“重”，也不能解释为“只重”，而是相对更重视一些。教学中应根据需要把“匠人语文”和“文人语文”有机地结合起来。

三、“文人语文”有何根据提出“文人语文”的概念，根据有三

首先，是基于对语文教学本质的认识。语文教学究竟是科学还是艺术，抑或是二者的统一，学术界并没有完全一致的看法。但是，语文教学既有科学的成分，也有艺术的成分，这一点是中外学术界所公认的。艺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大多为满足主观与情感的需求，同时亦是日常生活进行娱乐的特殊方式。艺术的根本在于将庸常生活浓缩化和夸张化，以不断创造新兴之美，宣泄内心的欲望与情绪。依据艺术的这一定义，我们可以得出合理的推理：与艺术作品是作者的抒情手段一样，语文教学也应该能够成为语文教师“抒情言志”的工具。这一点语文教育学术界以前是基本不谈及，或者根本不敢谈及。

其次，文学批评的三个向度也成为我们提出“文人语文”观的依据之一。有学者指出，从古到今，文学批评可以说走过了三个阶段，分别是三个向度。第一个是古典主义阶段，是向着作者回归，着重研究和评论作者写什么，他为什么要写这些，目的是什么，作者和他表现的生活是什么关系，他为什么能写出这些生活内容，他写出这些生活内容要实现什么作用。第二个是现实主义阶段，是向着作品发掘，发掘文本的客观意义。批评的重点不在于作者主观上要写什么，而在于作品客观上写出了什么，又呈现出怎样的客观意义和价值。第三个是现代主义阶段，是批评者主体意识的觉醒，这也是现阶段的文学观念。文学批评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虽然也描述，也分析，也褒贬研究对象，为研究对象“树碑立传”，但写出的终究是批评者自己，是批评者的见识、思想、情感和文采。

我国语文教学的发展历史大体也是如此，具体说，现阶段语文教学客观上已经进入了第三个阶段——通过文本讲教师自己的生命体验。

最后，是中国思想史上的著名“六经注我”论断。南宋大思想家陆九渊提出“六经注我”的命题，体现了一种大解释学的观念，是对原始儒学的回归。解释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解释学是以经典为文本、以文字为载体的常规注解。而广义解释学则远远超出了语言文字的范围，它以整个宇宙——包括自然、社会、人类心理为文本，以人生为载体，以生命的体悟、实践作为诠释的形式。陆九渊“六经注我”的大解释学凸显了诠释者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体现在创造性、实践性、超功利性等多个方面。[4]

冯友兰先生说：“从前有人说过‘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自己明白了那些客观的道理，自己有了意，把前人的意作为参考，这就是‘六经注我’。不明白那些客观的道理，甚而至于没有得古人所有的意，而只在语言文字上推敲，那就是‘我注六经’。只有达到‘六经注我’的程度，才能真正地‘我注六经’。”[5]

思想家可以“我注六经”，也可以“六经注我”，语文教师为什么只能够“我讲文本”，而不能“文本讲我”？

作者简介：

程少堂，1959年出生。1983年毕业于湖北大学中文系，1992年获得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2001年提出“语文味”教学理念。2008年享受“深圳市人民政府特殊津贴”。发表教育论文百余篇，出版《程少堂教育理论与实践探索》《程少堂讲语文》等著作。

[1]程少堂：《“文人语文”放谈》，载《语文教学通讯》，2011（05）：7～11。

[2]程少堂：《程少堂讲语文》，北京：语文出版社，2008：209。

[3]程少堂：《教育本质新探——兼与李大伟同志商榷》，载《高等教育研究》，1993（02）。

[4]张文修：《陆九渊“六经注我”的生命实践诠释学》，载《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2）。

[5]冯友兰：《从“我注六经”到“六经注我”》，中国新闻出版报，2009-0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