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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地与香港教师教育的比较研究（第2页）

就师资培训的模式来看，内地与香港亦大为有别。内地设有专门的机构对在职教师予以培训提高，并形成了省、地、县三级教师培训网络和多渠道、多形式的进修途径。省级教育学院以培训高中师资为主，地（市）级教育学院培训初中教师，县级进修学校则培训小学教师。值得一提的是，内地培训机构对中小学校长的岗位培训和提高培训，是香港难得望其项背的。此外，还有电大、夜大、函大、自大等机构辅助教师的培训。当然，师范院校也承担了一部分教师的培训，但毕竟为辅。专门机构的设立使教师培训具有稳定性，但条块分割又使培训与培训机构之间缺乏协调性。香港没有专设的在职进修学校，教师的职后培训仍由师资培养院校承担，且形成了一套比较全面的教师进修制度，比如有五年以上教学经历的教师必须参加教育学院开设的八星期的带薪进修课程班学习，另外，香港对新教师的入职辅导格外重视，这一点很值得内地借鉴学习。

从世界教师教育的发展趋势来看，封闭定向型师资培养模式越来越不能适应未来教师培养与培训的需要。许多国家都努力改革其原有的教师教育体系，逐步弱化其独立性，而将教师教育的任务部分地交给有条件的综合性大学来承担，逐渐由定向型向非定向型发展，或实行两者混合的教师教育体制。就中国而言，随着形势的发展，内地高等教师教育体制必然从封闭走向开放，走定向型与非定向型相结合的混合设置道路，完成由独立设置培养机构的封闭型教师教育体制向混合型的教师教育体制转型。在这个方面，香港师资培训的经验与教训，有必要引起内地的重视。

（四）课程设置的比较

由于受集权型的管理体制和封闭定向型模式的影响，内地的课程设置与香港不尽相同。

内地教师教育的课程设置比较整齐划一，一般都分为四大板块，如高师的课程包括政治和社会科学课程、文理基础课程、学科专业课程和教育专业课程。中师的课程设置也是四大板块，必修课、选修课、活动课、实践课。高师的政治和社会科学课程、文理基础课程与一般大学并无二致，只是在学科专业课程和教育专业课程上有所区别。学科专业课程一般根据中小学教师应担任的课程而开设；教育专业课程包括教育学、心理学、教材教法、教育实习等。现行高师教育专业课程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课程门类少，形式单一，完整性差；二是课程内容严重脱离中学的教育实际，而且陈旧，重复性大，实用性差。当然中师的课程设置也不尽合理，如中师文化课程存在高中化问题等[6]。

香港师资教育的课程设置却显得灵活多变，往往因不同的培养类型而设有不同的课程。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开设的学位教师教育文凭课程就分为四大范围：课程与教学法；社会制度与组织；文化与思想；教育心理与辅导。每一范围又分必修科和选修科，如“课程与教学法”范围，必修科为分科课程与教学法，选修科为教育传意与科技、课外活动、课程设计原理等。2～3年制的小学教师的训练课程分为四大领域：A为专业课程，主要科目有教育学、教育技术学、小学历史研究等；B为自选课程，学生在中文、经济与公共事务、地理、历史、音乐、体育等科目中任选两门；C为教学实践；D为普通课程，主要是中、英文的语言技能[7]。

两地教师教育的课程设置除了在类型上有别外，还在内容上大有不同。由于两地社会历史条件不同，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差异，内地特别重视政治思想教育，无论哪级师范学校均开设有中国革命史、马克思主义哲学等课程，而香港对此却相当淡化。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化，内地不少师范院校纷纷对课程的设置予以调整。如从1993年9月起北京师范大学将各专业的课程分必修课和选修课两类。必修课一般占70%，选修课占30%。必修课分为公共必修课和专业必修课。公共必修课包括中国革命史、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心理学、公共体育、公共外语、军事理论、法律基础、形势教育与德育、计算机、图书情报资料索引、电化教育等。公共选修课方面要求文科（不包括艺术系）学生至少需选修2学分艺术类课程及2学分自然科学课程。理科学生至少需选修2学分艺术类课程及2学分社会科学课程[8]。首都师范大学为贯彻北京市委与市政府《关于加快北京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决定》，建立面向市场经济的高等教育运动新机制，于1994年上半年进行了修订教学计划的工作。这次修订调整了课程结构，优化了教学内容，更新原有课程内容或重新组合有关内容，压缩了总学时，增加了学生的自学时间，分别开设学术提高型、应用技术型、学科教育型以及第二专业型课程，供学生选修，以利于因材施教[9]。1994年，华中师范大学为适应社会发展与高等教育改革深化的需要，对原有本科专业学分制教学计划作了修订，强调坚持专业教育与通才教育相结合的教育思想，坚持“拓宽专业，注重基础，加强应用，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以培养社会所需要的智能型、复合型人才，该教学计划力图提高课程的综合化程度，强调公共选修课应围绕学生所学专业的特点和未来职业需要开设，体现出文理交叉、拓宽知识，加强所学知识的应用性。目前该校公共必修课占课内总学时的25%左右，有14门课程。公共选修课则开设了中国文化史、自然科学史、英美社会与文化、社会学等54门课程。要求各专业学生必须修满8学分4门课程，其中文科学生至少选修一门自然科学类课程和一门艺术或体育类课程，理科学生至少选修一门社会科学类课程和一门艺术或体育类课程[10]。内地师范院校课程设置的调整，有助于克服以往不足，使师范院校培养的人才更好地适应21世纪社会发展和教育改革的需要。

（五）经费配置的比较

就拨款体制和模式来看，内地教师教育的经费配置属于条块分割型，而香港则属于协商直拨型。

属教育部直管的6所师范大学，其经费来源和财务管理隶属于教育部，地方所属院校则由省一级教育管理部门拨款。这是一种条块分割、部门所有的经费配置体制。就拨款的模式来看，分为两种：1985年以前主要以“基数加发展”方式配置经费；1985年以后，则实行“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的分配方式，并执行“包干使用、超支不补、节余留用”的原则。由于经费配置受管理体制的制约，内地师范院校的经费来源单一，筹资渠道狭窄，且师范生不能收取学费，致使师范院校的预算外经费大大少于其他类型院校，造成办学经费严重不足，办学条件较差，教师待遇较低。近年来，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上述情况已有所变化，但尚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香港的经费配置深受英国模式影响，属于协商直拨型。所谓协商直拨是指政府与大学之间有一个缓冲器（或称中介拨款机构），政府通过这个中介拨款机构（英国是高等教育基金会、香港是大学及理工教育资助委员会）直接拨给受政府资助的7所大学，香港教育学院也在资助之列。

从国际比较角度来看，香港的教育经费占每年财政总开支的比例（15%）已接近和超过发达国家。因此，香港教师教育的经费比较充裕，办学条件比内地好，教师待遇比内地要高。相对内地来说，香港的经费来源渠道多元化，它既有政府拨款，又有社会团体及私人的捐款，因而它的经费配置与内地相比就显得充裕，这主要是因为香港是一个现代化的地区，经济高度发达，而内地则处于准现代化阶段，国家财力有限，单靠国家财政拨款这一条渠道，不可能完全满足教师教育发展的需要。因此，内地教师教育必须改变单纯依赖国家办学和政府拨款的状况，建立面向社会办学、面向社会筹资的新机制。一方面，政府应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下简称《教育法》）精神，使师范院校财政拨款的增长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切实保证师范院校教师工资、生均公用经费逐步增长。在地方政府开征的其他用于教育的地方附加费中，应有一定比例用于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师培养培训，并减免师范院校的基本建设配套收费。另一方面，应积极开辟教师教育经费的其他来源渠道。大力扶持各级各类师范院校发展校办产业，使其享受有关校办产业的优惠政策。积极鼓励各地建立教师教育基金，倡导企业或个人向教师教育捐资，积极引进外资吸收国际多边或双边合作的援款、贷款支持教师教育。

从以上五个方面的初步比较来看，内地与香港的教师教育存在着诸多的不同，都有自己的优势与特色，也各有自己的问题与不足。在新的世纪中，两地教师教育如果取长补短，相互借鉴，就一定能够更好地迎接新世纪的挑战，为中华民族培养出更多创新型师资和人才。

[1]董宝良、周洪宇：《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潮与流派》，第80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

[2]吴式颖、阎国华：《中外教育比较史纲》，第734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

[3]吴伦霓：《战前香港师范教育》，载《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教师研讨会论文集》，1983。

[4]周小芳、木戈：《香港教师教育的发展历程》，载《教育研究与实验》，1997（2）。

[5]香港教育学院：《通讯》，第13期，1997-06。

[6]郑登云：《中国近代中师课程的沿革》，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6（3）。

[7]胡惠闵、王鉴君：《香港师范教育的沿革与面临的问题》，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7（2）。

[8]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本科教学计划》，1993年9月。

[9]首都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教学计划》，1995年7月。

[10]华中师范大学教务处：《华中师范大学教学指导书》，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