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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知并重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社会实验02（第2页）

音乐组经常到校外举行演奏会，据当时重庆《新华日报》报道，从1940年到1946年6年中仅在重庆即举行了14场音乐会。戏剧组的活动也很出色，他们常到外地公演。每次演出，从前台到后场，从布景到灯光、效果，一切由学生自理。这样的演出，对育才学校的师生来说，既是政治上生动的自我教育，也是有益的艺术实践，从“做”中学习。舞蹈组虽然建立较晚，但不甘落后，演出不少进步的歌舞剧。文学组更是全校创作、宣传活动中的骨干，他们先后组织了“佚名社”“榴火社”“浪花社”，开展文艺创作、举行诗歌朗诵会，配合抗日宣传。社会学组同学成立了，在城市、集镇作街头演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成为一支救亡宣传的轻骑兵。自然组的同学，也进行了富有专业特色的社会活动。他们运用学到的知识，开展了凤凰山林木普查，给各类树木逐棵挂上牌子，标出学名、俗名、差别、特性和用途等，然后请专家与老农鉴定。同学们还在老师的指导下，建立“鸟类迎宾馆”“昆虫招待所”“植物园”“水族馆”等，对动植物的习性分类研究。他们还研究从凤凰山到北温泉十几公里区域的植物与土壤，为种植业提供可靠数据，直接为农民、为农业服务。他们还举行兴趣盎然的“谈天会”，观察星斗，共同探索太空的奥秘。他们还开展科普宣传，通俗讲解自然科学的历史，如爱迪生的历史，他怎样发明电影、留声机等等生动故事。育才学校的女同学，还帮助附近村落成立“妇女合作社”，有组织地制鞋、缝衣，送到城市出售，开辟生财之道，还帮助妇女扫盲读书。

多种多样的社会活动，破除了先生教死书、学生读死书的沉闷空气，培养了学生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思想方法，增强了同劳动人民的亲密联系，还大大提高了学习兴趣。学生在教学做合一的生活中，感到的不是枯燥无味，空洞无物，而是生动具体，饶有兴味，越学越有趣，越学越有劲。这样的学习生活，使青少年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知情行意的培养高度统一。

育才学校是陶行知在继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之后创办的又一所新式学校。陶行知在该校从事的生活教育实验，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

从理论方面来看，陶行知在育才学校的生活教育实验，突出集体生活和政治教育，注重教师的主导作用，强调基础知识与专业技能并重，这都较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时期有了长足的进步，表明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正在克服此前的某些不足，进一步深入轰轰烈烈的抗战生活，与时代的任务与前进的人群相统一，业已步入一个新境界，变得更加丰满成熟。

从实践方面来看，陶行知在育才学校的生活教育实验，注重培养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青年，培养勇于为祖国、为人民奉献生命的革命战士，造就了一大批杰出人才。育才学校从1939年开办到1946年陶行知还健在时，共招收学生410人；他们后来的去向，据不完全统计，去延安革命圣地的有22人，去中原、华北、苏北、皖南、浙东、云贵等根据地的有76人，去川东华蓥山同江姐开辟革命根据地的有23人，参加《新华日报》社工作的工人，在成渝一带参加地下革命斗争的有13人[34]。总计有140多人走上直接的革命工作岗位，占总数的13强。此外，有许多同学也都在不同的条件下为人民服务，有些人在艺术、科学、文教部门经过长期磨炼，成为出色的专家与领导干部。当年育才学校音乐组的同学现在已成为北京、上海音乐学院重要教师、音乐界重要的作曲家和演奏家，其他组的情况也是桃李芬芳。此外，在农村识字小组、音乐俱乐部等处接受育才学校教育的人总数达2000人[35]。

（四）社会大学的生活教育实验

社会大学是陶行知成人业余教育理论的一次重要实践，它验证和发展了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

对于办一所大学，陶行知早有考虑。早在1936年，陶行知就提倡要办一所“民族解放的大学校”，这所大学校要比中央大学“大二三十万倍”。它不需要花几百万元钱去建造像武汉大学那皇宫一般的校舍，所有工厂、农村、店铺、家庭、戏台、茶馆、军营、学校、庙宇、监牢都可以在为这个大学校的分校。这实际上就是无形的社会大学。由于当时全民族正处抗日救亡的“国难”之中，因此，当时陶行知没有具体考虑如何筹办。

抗战胜利后，国内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和平时期。毛主席亲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协定》提出：“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协商国事。当时，和平与民主是全国人民的愿望。

为了促进重庆的民主运动的开展，陶行知主持的生活教育社等团体，每周星期六在管家巷28号育才学校驻渝办事处举办民主讲座，周恩来同志也曾去讲过形势和任务问题。许多来听讲座的进步青年，要求进一步组织起来，较系统地学习革命理论。青年们的要求，由金秀堤、周西平、陈作仪、王性容等向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青运的刘光作了汇报。刘光很支持，要大家团结起来想办法，组成学习的团体。1945年12月，当金秀堤等向陶行知汇报青年要求组织起来学习的心愿时，陶行知具体地提出创办一所以培养在业青年为主的文科夜大学的设想。陶行知说：“有这个计划已经十年了，但过去政治条件不允许，现在政协成功了，可以办了。”[36]不久，由陶行知和方与严召集茶话会，专门研究筹办社会大学的问题。陶行知在会上阐述了办社大的意义和方法。会后，就由金秀堤、翁维章、李企实、章增扬、徐健等出面，在一次民主讲座上提出筹办社大的倡议，得到了热烈的响应。

由于各方面的积极支持，整个筹备工作只进行了20多天，于1946年1月15日，在重庆市管家巷28号院内开学了。在举行开学典礼的那天，冯玉祥、张澜、沈钧儒、史良、饶国模、任宗德、周宗琼等到会讲了话，周恩来也亲自出席。当时有学生197人。

社会大学的办学宗旨与培养目标。陶行知认为，办好一个大学，必须具备三个条件：要有热心的教授，要有好学的学生，要有正确的办学宗旨。对此，他借用四书上的一句话，加以修改，赋予新的内容。他说：“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37]在社大开学典礼上，他进一步阐述了“明民德”的内涵：

要使人民头脑觉悟，自己起来做主人，自己团结起来，联合起来，要不让公仆造反，要公仆为老百姓服务，去谋求自己的解放，达到捣毁旧的、痛苦的地狱生活，创造新的世界，新的生活。这就是我们新的人民大学之道，就是社会大学的宗旨[38]。

社会大学的培养目标就是要培养既愿意接受大众领导，又能领导大众的人才。换言之，就是培养能为大众服务的人，使社会上各种人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关于社大的教育方针，李公朴与陶行知商议后提出，以人格教育、知识教育、组织教育、技术教育四项为社大的教育方针。李公朴具体解释：人格教育是以革命的人生观和正确的宇宙观的建立为中心，而这又是四项教育的重点、核心。知识教育以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为主。组织教育就是培养和发展每一个人的组织能力。技术教育着重自动的、集体的学习方法。

社会大学的实验条件与组织机构。根据陶行知提出的“自己来发起，自己来筹款，自己选校董，自己选校长”的办法，民主集议决定请冯玉祥、张澜、沈钧儒、钱国模、任宗德、史良、陶行知、李公朴诸人为校董，公推冯玉祥为董事长，推举陶行知为校长、李公朴为副校长兼教务长（李去昆明后，由方与严继任教务长），又在常来听民主讲座的青年中，选金秀堤、周西平为教务工作人员，翁维章为部务工作人员。在中共的支持和各界进步人士吴玉章、郭沫若等的赞助下，很快聘齐了一批教授。在重庆社会大学任教的有翦伯赞、华岗、邓初民、许涤新、王昆仑、侯外庐、罗克汀、章乃器、何思敬、徐荇、宋去彬、杨晦、胡风、何其芳、骆宾基、黄芝岗、力扬、艾芜、曹靖华、潘菽、孙起孟、李公朴、陶行知、方与严、孙铭勋、陈翰伯、张友渔、宣谛之、章汉夫、于刚、潘天亮、田汉、巴金等人。还另有许多著名人士也到重庆社会大学讲学。邓颖超也被请去讲了妇女问题，秦邦宪、邓发、冯玉祥、黄齐生、于怀（乔冠华）等也作过专题讲座。

学校的经费有三个来源：一是由中共中央南方局拨付开办费；二是由陶行知或以“生活教育社”名义出面募捐；三是向学生收一点学杂费，每人每期两万元（在当时可以买三四十碗面），确有困难的可以减免。学校的开支也很节省。教师基本是尽义务，许多教师将每小时一千元的讲课费（时称“车马费”）也捐给了学校。办事工作人员也都由学生们自己担任，无须另外开支。

校舍是借育才学校绘画组的几间教室，作分系上课用。另外，用毛竹篾席夹了一个可容四五百人上全校通课的“礼堂”，名曰“奎杓堂”，此堂也兼作育才学校的学生饭堂。

社会大学的实验内容与措施。重庆社会大学是陶行知成人业余教育思想的一种实践，也是“生活教育”理论的创造性实践。这不仅表现在学校的筹建原则是立足于实践中自己创造，自己动手，自己筹款，简便易行；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上。他们除重视专业知识的学习外，还十分重视学习革命的理论和实践。

（1）学制

社大的学制主要有三个特点：①按学生的特长和兴趣爱好分系。一期分四个系：政治经济系、文学系、教育系和新闻系。原拟办民间艺术系，因报考学生不多，遂并入了文学系。第二期因抗日战争胜利，大批公私单位复员和裁撤，工作变动，所以学生流动很大，减少了教育系。第一期入学学生中，计政治经济系74名，文学系54名，教育系40名，新闻系29名。②上夜课。社大学习是每天晚上6时半至9点50分，上4节课。社大实际上是个夜大学。③修业期限，原拟每学期16周，全部修业8个学期，共计两年8个月。第一学期因受胜利复员影响，提前两周结业。

社大的课程分类：一是公共必修课，各系都要学，采取上大课的办法进行；二是各系专修课，当时因热心的教授很多，都是知名学者，存在“因人设课”的现象，不免重复和庞杂，但各位教授讲授的内容各有侧重，各有特色，仍很受欢迎；三是专题讲座，即把原“生活教育社”举办的星期六“主讲座”改为社大专题讲座，后因华岗教授离渝，他在星期二讲授《中国近百年史》的时间，改作专题讲座时间。专题讲座有全校的，也有各系办的，非本校学生有一定的介绍、证明关系也可以参加听讲，听众有时达到四五百人。

现将第一期的公共必修和各系专修课的课程、授课教授和课时，整理列表，见表7-1。

表7-1社会大学第一期各系的课程表

续表

专题讲座的老师和专题有：秦邦宪的《辩证唯物论的几个法则》，邓发的《解放区民主政府的工业和劳工政策》和《欧洲职工运动》（出席世界职工大会后的考察报告，田汉的《西南地区的文化活动》，于怀（乔冠华）的《国内局势问题和国际局势的关系和影响》，柳湜（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长）的《边区民主教育的新气象》，郭沫若的《我怎么研究古代史》等。冯玉祥、沈钧儒、章伯钧等也都来做过专题报告。

第二期继续任教的有张友渔、于刚、罗克汀、艾芜、邓初民、力扬、何其芳等，增聘的教授和所开课程（包知顶替离开教授的课程）有林辰的《中国文学史》，丁易的《语文学》《新闻写读》，李光诒的《新闻采访》，田伯萍的《新闻编辑》，张友渔的《新闻学概论》与《时事分析》，孟超的《戏剧选读》，屈楚的《戏剧概论》，聂绀弩的《文学概论》，沈起予的《西洋文学史》，李紫翔的《民主政治与民主宪法》。其他如柳倩、熊复、田家、王亚平、陈白尘、郭则沉、梁漱溟、马哲民、洪沛然、于在、甘祠森、何鲁、老舍、漆鲁鱼等老师也授过课和作过专题报告。

从上述课程设置的内容和授课教授的阵容可以看出，社大教学的知识性、战斗性和针对性是很强的。教授们在讲授中都很注意联系实际。如许涤新在讲授《经济学》中，就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经济形态。邓初民在讲授《中国政治问题》中，着重阐释了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基本观点，联系分析了当时旧政协的有关问题。何思敬在讲授《宪法》中，着重批判了国民党的《五五宪草》，等等。不仅使同学们提高了基本理论知识，也更认清了当时时局中的各种问题。

社会大学的课程不限于这些专业课，还十分重视社会实践，并把这种实践与当时的革命形势和革命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早在1936年抗日战争爆发前，陶行知就说过，民族解放大学校可以说从生到死，是一个终身的过程，它的主要一门功课，就叫“民族解放教学做”，也可以说是“救国教学做”。先生教什么？教救国。学生学什么？学救国。这门功课所包括的内容，都是以民解放的实际行动为中心。有计划有组织的各种实际行动的过程，这些“便是这个大学校的课程”[39]。

尤其重要的是，同学们都积极参加了当时革命斗争的社会实践。除了许多同学各自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参加地下斗争之外，社会大学作为一个集体，是站在当时民主运动的前列的。社大一成立，就组织同学们参加了“沧白堂事件”和“较场口事件”中的组织工作和保卫工作。1947年初，又参加了“抗暴运动”的示威游行和宣传活动，有十多人被敌特毒打致伤，更有政经系的韦德富同学因此被捕，后牺牲在匪特“中美合作所”的集中营。随后组织一些同学到农村参加武装斗争，筹集经费，采购军械、医药、电讯器材，支持武装斗争。另一部分同学参加各期《挺进报》的发行和收听消息，编刻、印发的工作。他们协助中共川东地下临委清理组织，做好迎接解放的各方面的工作。

（3）学习与考核

社大实行“自学为主、教授为辅”，提倡“学、教、做”结合，强调“主动、实践、集体”。各系均编成学习小组，实行学习互助，开展课堂讨论，进行专题研究。当时，专题研究比较风行，题目都是结合实际选定的，如“中国封建社会问题”、“哲学问题”、“文学上的现实主义问题”等。此外，校、系学生自治会还组织有读书研究组、笔记组、时事研究组、戏剧研究组、音乐研究组等，学生可自由选择参加。各系都办有壁报，每周一期，刊载同学们的学习心得和研究报告。社大第二期新闻系还办有油印的《社大新闻》。它交换学习情况、反映同学中的动态以及对当前政治上有关问题的表态。社大也有社会实习，如新闻系就是到《新华日报》去实习的。

学期终结时，从五个方面进行了考核考试。①对本学期的每门课程，根据“学、教、做”结合的精神，写出心得，说明学到什么，教给了别人什么，做到了什么，作一个学习总结。②问题回答。实行开卷考试，可以翻阅资料，允许交换意见，留给撰写时间，但要求写自己的真正认识。③各小组写出小组学习总结，作为集体的答卷。④组织集体专题研究。每个专题组织2～7人不等，自选题目，自由组合，分头准备，集体研究，写成报告。⑤每人写一篇一学期来的学习、生活的态度和作风上的自我反省。

社大这样性质的学校在重庆出现，对于国民党反动派来说，显然是一个危险的“异端”。它一方面受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各界进步人士的关怀和热情支持；另一方面遭到国民反动派的极力破坏。这两种力量在社大身上表现出鲜明的对比，形成了尖锐的斗争。

反动派是不甘心社会大学存在的。早在成立之初，1946年2月16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就“训令”重庆市教育局“视察”社大。3月7日视察大员一来，就左右挑剔，一说社大不像大学，二要社大履行立案手续，三要社大筹备基金。国民政府教育部并有社大“设备简陋”的批语。对此，陶行知说，说“简”则有之，我们承认。只有简才容易行。特别是在中国，不需要一些东西，如住房、基金、立案之类的阻挠，要新的大学之道，“君子办之，何陋之有”？[40]把他们顶回去了。

国民党政权发动全面内战之后，对社大的迫害越来越严重，最后终于下了毒手。1947年3月1日，国民党政权查封《新华日报》包围中共四川省委的次日，又武装搜查育才学校城区办事处并查封了社会大学。国民党政权就以这样卑鄙无耻的手段扼杀了仅仅存在一年零一个半月的社会大学，社大的生活教育实验也随之而终止。

社会大学是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在中共中央南方局支持下由陶行知创办的一所革命的新式学校。它从诞生之日起，就成为当时重庆人民革命的民主运动的一座堡垒，成为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实验基地。尽管其存在时间不长，但对生活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陶行知在社会大学的生活教育实验，提出了两种社会大学理论（即有形的社会大学与无形的社会大学），具体论述了有形的社会大学的内容，包括夜大学、早晨大学、函授大学、新闻大学、旅行大学、电播大学等。这是对生活教育理论中“社会即学校”思想的具体化和丰富化，对于当今中国推展非正规教育，使更多的适龄青年有求学深造的机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社会大学的生活教育实验，也推动了当时的民主运动，培养和造就了一批革命干部。不少师生为人民解放事业英勇战斗，奋不顾身，在敌人屠刀下壮烈牺牲，谱写了可歌可泣的一页。幸存下来的人，终于迎来了解放，并参加了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