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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现代价值 陶行知教育学说的现实意义（第1页）

五、现代价值：陶行知教育学说的现实意义

陶行知在80年前创立的生活教育学说，不仅对我国新民主主义教育发挥过积极的历史作用，而且对于今天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仍有重要的当代价值。我们应该珍惜这份宝贵的教育遗产，充分发掘其合理因素，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服务。

（一）生活教育是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的重要营养来源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是目前我国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的迫切需要。要建立这样一个教育理论体系，除了要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教育事业的新鲜经验以外，还必须从中外古今教育家的思想中去吸取营养，而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学说，无疑地应作为重要营养来源。

作为一种与现代社会生活相适应的教育理论，生活教育在许多方面都反映了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蕴涵着不少合理因素，它的现代大教育观、主体教育论、生活课程论、实践教学法和终身教育论等，为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养分。

1。“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现代大教育观

生活教育的基本主张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认为生活含有教育的意义和作用，教育应以生活为中心，通过生活来进行，生活决定教育，教育改造生活，整个的生活要有整个的教育，而且，“到处是生活，即到处是教育；整个的社会是生活的场所，亦即教育之场所。”[1]主张冲破学校与社会之间的“高墙”，把学校的一切伸延到大社会乃至大自然中去，促进“封闭式”的教育逐步向“开放式”的教育转变，使学校与社会、教育与生活密切结合，培养真正适合社会需要的各种人才，让教育真正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这种把教育深深植根于整个人类社会生活的教育观，无疑是对传统的把教育与学校完全等同的“小教育观”的彻底否定。它是一种与现代社会生活相适应并为之服务的新型的现代大教育观。这种教育观，从横向上看，打通了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使社会成为一所新型的“大学校”；从纵向上看，将个体受教育的时限从短暂的学校教育阶段延展到个体的终生，主张个体的生活教育就是个体的终生教育，其核心是社会化的教育和终生化的教育，而这两点正是现代大教育的基本特征。笔者认为，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时，应该充分地吸取和发展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现代大教育观。

2。培养“真善美的活人”——主体教育论

针对传统教育的弊端，陶行知从反帝反封、争取民族解放国家富强的总任务出发，把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与受教育者的特点结合起来，把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统一起来，提出了培养“真善美的活人”这一主张。培养“真善美的活人”，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受教育者在德、智、体、美、劳几方面的和谐发展，用陶行知的话说，要做一个“真善美的活人”必须具有“康健的体魄、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趣和改造社会的精神”；一是具有主体意识、独立个性、开拓精神和创造才能的“活人”。为了培养这种“真善美的活人”，他非常重视受教育者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重视学生的个性全面发展，潜能的充分发挥和主体性的提高，强调“心、脑、手并用。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相结合。健康、科学、劳动、艺术及民主将构成和谐的生活”。[2]由此可见，培养“真善美的活人”，既是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的教育目的论；又是一种具有现代理论特质的“主体教育论”，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民主的、全面的教育。它符合弘扬人的主体性、提高人的素质的现代教育的发展趋势，可以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提供有益的思想营养。

3。“教育以生活为中心”——生活课程论

传统教育以文字和书本为中心内容，这些文字和书本主要记载寓剥削阶级统治术于其中的社会历史知识、圣人之言和祖先遗教之类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以及相应的文化知识，绝少有科学的内容和与生产有联系的内容，严重脱离人民大众的社会生活实际，旨在培养统治集团所需要的统治人才和驯服的民众。陶行知有鉴于此，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教育以生活为中心”的主张，认为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应成为教育的内容。说得更明确一些，人民大众改造社会、征服自然的一切方面都是教育的内容。“过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要想受什么教育，便须过什么生活”[3]。教育内容必须根据社会生活的需要来安排。他把社会生活划分为健康的、劳动的、科学的、艺术的和改造社会的五方面，并相应提出健康的、劳动的、科学的、艺术的和改造社会的五种教育内容。他并不一概否定文字和书本的作用。但他认为文字和书本只是工具，是人们社会生活实践的工具。工具是给人用的，文字和书本也是给人用的。所以，他主张“用书”而不主张“读书”，反对“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陶行知的这种独特的“生活课程论”，固然容易忽视知识的逻辑顺序，产生某些负面效应，但它对于纠正传统教育只重文字和书本不重社会生活实际的严理弊病，加强教育与生活的联系，使教育更好地满足社会需要，是有重要的积极作用的。目前，因受传统教育思想的影响较深，我们现在的课程论还有浓厚的书本中心的倾向，忽视生活的教育作用，忽视在生活中进行教育，忽视教育与生活的内在联系，陶行知的“生活课程论”正可弥补其不足，使之逐步合理而科学。

4。“教学做合一”——实践教学法

“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的教学论。陶行知认为，传统教育方法将教、学、做分作三项不同的事情是不对的，教学做不是三件事，而是一件事。他以“做”为中心，把教与学统一起来，主张“教的方法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根据做的方法。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在做上教的是先生，要做上学的是学生。”[4]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乃是真学。教与学不能分离开来。他还指出，这种“做”不同于狭义的“做”，而是“包含广泛意味的生活实践的意思”[5]，是人类生活中一切有意义的活动。具体说来，“做是发明，是创造，是实验，是建设，是生产，是破坏，是奋斗，是探寻出路”，还包括文艺等精神活动[6]。

这种“做”不是盲行盲动，而是在劳力上劳心。它具有行动、思想、新价值的产生三个特征。在他看来，这种“做”不排斥传统的讲授、谈话、练习、考试等方法，它只要求将这些具体方法统一在实践上，要求教与学都要与实践相结合，从实践中去追求真知识。

“教学做合一”的目的在于培养在劳力上劳心、手脑双挥的人，它克服了传统教育重教而不重学、重知而不重行、重教师主导作用而忽视学生主体作用的不足，有助于加强教与学的结合，学与用的结合，教育与产生劳动的结合，劳力与劳心的结合，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结合，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促进人的智力、体力和谐发展。可以断言，这种“实践教学法”将会极大地丰富我们现有的教学论思想，将教学论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5。“教育与人生为始终”——终生教育论

传统教育将人生划分为彼此分离毫不相关的三个阶段，即学龄前、学龄中和学龄后，而且它在学龄中（即通常所谓的学校教育阶段），又有初、中、高阶段的划分，每一阶段皆有毕业的时期，逐级上升。

这实际上将人生抛开了一大半，严重忽略了入学前和离校后的学习和再学习的问题。换句话说，即重视学校教育，忽视学前教育和成人教育。这种教育的主要弊端是严重的形式化和划一化，脱离人民大众的实际社会生活，难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陶行知批评这种单一的教育制度是“短命的教育”。在他看来，教育不是在学校教育结束后就算完事的。它应贯穿于人生的全过程，包括贯穿于人的一生不同阶段的学前、小学、中学、大学以及继续教育等，应是一种“整个寿命的教育”[7]。他从“生活教育”的观点出发，认为“生活即教育”，生活与教育是同一过程，人生有多久，教育也应有多久，教育“差不多从出世到老，与人生为始终”[8]。他说：“生活教育与生俱来，与生同去。出世便是破蒙，进棺材才算毕业。”[9]又说：“教育最重要的成就在使众人养成一种继续不断的共同求进的决心。我们要对众人养成的态度是：活到老；做到老；学到老。”[10]只有推行“终生教育。培养求知欲。学习为生活；生活为学习。只要活着就要学习”[11]“与时代俱进，才能做一个长久的现代人”[12]。

值得注意的是，陶行知“教育与人生为始终”的思想，早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就提出来了，这比现在人们公认的世界上最早一位提出终身教育思想的人——法国教育理论家保尔·郎格朗（Paullengrand）要早20年左右时间！我们完全可以说，陶行知是现代终身教育理论的伟大先驱。他的终生教育思想，不仅在中国教育思想史上，而且在世界教育思想史上，都占有突出的地位，是对世界教育理论发展的划时代的贡献，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和借鉴。

当然，以上所述只是陶行知教育学说的一部分精华，还不能完全反映其全貌。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尚需要对陶行知教育学说进行更为深入地发掘和探讨。

（二）生活教育能为当前教育改革提供有益的理论借鉴

陶行知教育学说不同于许多一般教育家的理论之处，在于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行动）教育学说，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它不仅在理论方面具有现实意义，更重要的是，它在实践方面具有现实意义。它既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的重要营养来源，又能为当前我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借鉴。笔者认为，为了搞好我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我们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为指导原则的同时，还应充分学习和借鉴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和实践。具体说来，陶行知教育学说的以下几个方面尤其值得重视和吸取：

1。借鉴陶行知“教育立国”的思想，充分认识到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陶行知一贯重视教育的地位和作用。早在金陵大学的时期，他就在其大学毕业论文《共和精义》中系统阐明了教育与建设共和国家的关系：“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与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教育实建设共和最要之手续，舍教育则共和之险不可避，共和之国不可建，即建亦必终归于劣败。”[13]留学美国期间，他在1916年2月16日致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J。E。罗素的信中也表明：“我坚信没有真正的公共教育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共和国。”[14]回国后不久，1918年10月，他就在南京高师教育研究会上指出：“夫国之盛衰，视乎教育。”[15]1921年10月，他在《师范教育之新趋势》一文中，明确地提出“教育是立国的根本”这一观点[16]，把教育的地位和作用提到一个空前的高度来认识。1925年8月，他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第四届年会上讨论中国教育政策时指出：“国家运用教育以达立国之目的。”[17]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在1926年11月演讲“我们的信条”时，公开宣布“我们深信教育是国家万年根本大计”[18]。这些都充分反映出他对教育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极为重视。

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着一场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要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必须充分认识到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在这方面，陶行知不仅以他的远见卓识给我们以启迪，还以他的不懈努力给我们以表率。我们要学习和借鉴陶行知的“教育立国”的思想，牢牢树立“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的观念，采取切实措施（如增加教育经费、提高教师政治经济地位等），保障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

2。借鉴陶行知“生活即教育”思想，使教育与社会生活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

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思想，强调生活与教育的一致性，认为生活含有教育的意义和作用，教育应以生活为中心，通过生活来进行，教育决定于生活又反过来促进生活的发展，主张教育要与社会生活相联系，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要为人民大众服务。这种思想在实质上与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是一致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属于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范畴。它的思想内核，已被党的教育理论所吸收，并融合和体现在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之中，成为党的教育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