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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知并重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社会实验（第2页）

陶行知在晓庄师范从事的生活教育实验前后不过3年多时间，但却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就国内而言，其影响可以从教育和社会两大方面来考察。

在教育方面，晓庄师范的生活教育实验，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树起了一面教育革命的大旗，为中国教育改革探索到一条新路。中国历来以农业立国，20世纪20年代，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5%，城市人口仅占15%。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是解决当时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而乡村教育又与上述三大问题的解决有密切关系。不解决乡村教育问题便很难真正解决好上述三大问题。陶行知通过对自己回国后数年教育实践的反省，发现以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学说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教育思想，虽然在反对封建传统教育方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们毕竟不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他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认识到农村问题，特别是乡村教育问题的重要性和严重性，决心将教育改革的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改革乡村教育，使广大农民及其子女受到教育。他与同时代的黄炎培、晏阳初、梁漱溟等人，率先从事乡村教育改革，在教育界掀起了一场教育革命，引起了时人对于乡村教育问题的广泛关注，对于转变当时教育改革的方向与重心，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陶行知在晓庄师范开展的生活教育实验，直接推促了乡村师范教育的发展。晓庄师范在办学宗旨、培养目标、组织机构、课程教法、招生和毕业制度等方面的改革，着眼于纠正封建传统教育脱离生活实际、脱离广大民众的弊端，强**育与生活、学校与社会的联系，创造出一种新的乡村师范办学模式，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吸引了教育名流和一线的教育工作者前往考察、观摩。一时间，各地大中小学和师范学校校长、教师前往参观访问者络绎不绝。在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的全体代表也曾集体前往参观。教育家梁漱溟为办理乡村教育还曾专程赴晓庄师范取经。晓庄师范的办学模式由此也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在晓庄师范生活教育实验的影响下，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江西、河南等省，在1927年后增设了许多乡村师范。这些学校在筹设过程中，无不以晓庄师范为仿效样板，有的甚至直接求援，陶行知也总是尽量予以支持。浙江湘湖师范等校就是由陶行知亲自选派优秀学生创办的，故有浙江“晓庄师范”之美称。晓庄师范毕业的学生，也广受欢迎，有的去担任乡师校长，有的去做教育局长，有的从事乡村教育的辅导研究工作，更多的人去担任各县市增设的中心小学的教师、校长。他们对推动乡村师范教育的发展和改革，起了重要作用。

晓庄师范的生活教育实验对于当时教育行政当局的乡村教育政策，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在1928年5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上，教育行政当局先后通过了《提倡乡村教育设立乡村师范案》《请大学院明令各省注意训练乡村教育师资案》等议案。8月，教育行政当局又公布《全国教育会议议决乡村师范学校制度和办法》。1929年4月，在国民政府公布的教育宗旨里，明确指出“师范教育……使其独立设置并尽量发展乡村师范教育”。1930年4月，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议决全国教育，进一步规定了初、中、高三级乡村师范。教育行政当局还要求各省市教育厅局，从1931年度起，各县立中学应逐渐改组为职业学校或乡村师范学校。时人认为，教育行政当局之所以如此重视和推广乡村师范学校，“一部分由于晓庄师范的努力所引起，也可说是公认的事实”[11]。

在社会方面，晓庄师范的生活教育实验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党政要人纷纷慕名而来，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于1928年下半年两度到晓庄参观；军政部长冯玉祥也数次去晓庄考察，他对晓庄师生自己动手做饭的办法非常欣赏，打电话给所辖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命令官员一律自己做饭，不用伙夫，以节省军费。某军人在中央大学称赞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是“新发明的最好教育法”，还有军人将陶行知自编教育文集《中国教育改造》翻印数千部，分送其防区内各教育机关。

晓庄师范生活教育实验在国内不断扩大影响的同时，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起，也开始在国际教育界产生影响。1927年9月，为迎接在加拿大召开的世界教育会议，陶行知撰写了题为《中国乡村教育运动之一斑》的专题会议报告，其中重点介绍了以晓庄师范为代表的乡村师范学校和中心小学、中学幼稚园的实验工作，第一次向国际教育界介绍晓庄师范的生活教育实验，开始引起国际教育界的关注。中国的近邻——日本的教育界对陶行知在晓庄师范的生活教育实验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已在注意晓庄学校的理想和办法，文字方面如《支那之理想学校》等，已有几篇发表”[12]。陶行知当年的班主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克伯屈教授在1929年10下旬参观晓庄之后，对于晓庄师范的生活教育实验更是赞扬备至，称他多年来一直在到处寻找这一种实验学校，现在在晓庄终于找到了：“他的实施的方针和办法，以及发动的理想，进步的过程，都合乎我的标准。这也可以代表中国整个民族的精神。”他预言晓庄“作为教育革命的策源地”，必将在历史上留下其地位，“过了一百年以后，大家要回过头来，纪念晓庄！欣赏晓庄”！他还表示，今后“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要宣传在中国的晓庄有一个试验学校，把这里的理想和设施宣传出去，使全世界的人知道”[13]。

晓庄师范的生活教育实验是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的第一次重要实践，其重点主要是放在乡村师范教育的改革上。它对于纠正封建传统教育脱离生活实际、脱离广大民众的弊端，改革旧的乡村师范教育办学模式，发展新型乡村师范教育，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它所创造出来的新的乡村师范教育办学模式，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成为教育界人士办理乡村师范教育所借鉴的样板。在晓庄师范实践的基础上，陶行知对杜威的教育思想进行了改造，并对自己的实践经验进行了总结，提出了其生活教育理论，主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可以说，晓庄师范的办法实践和生活教育理论的产生，既是陶行知独具特色的教育思想的正式形成，又是他其后一系列生活教育实验的起点。尽管陶行知在晓庄师范的生活教育实验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理想主义色彩，但这次实验无论是对他本人以后的一系列实验而言，还是对当时和其后中国教育实验的健康开展而言，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上海山海工学团的生活教育实验

晓庄师范被国民党政府查封后，陶行知被迫流亡日本。1931年3月，他从日本潜回上海，匿居在法租界里。尽管处境艰难，但他对事业的追求并没有因此而放弃。

1932年夏，陶行知在其教育小说《古庙敲钟录》中提出了“工学团”的教育理想，设想以工学团教育来代替传统的学校教育。

什么叫工学团呢？陶行知在《普及什么教育》一文中作了详尽回答：

什么叫做工学团？工是工作，学是科学，团是团体。说得清楚些是，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说得更清楚些是，以大众的工作，养活大众的生命；以大众的科学，明了大众的生命；以大众的团体的力量，保护大众的生命。工学团是一个小工场，一个小学校，一个小社会。在这里面是包含着生产的意义，长进的意义，平等互助、自卫卫人的意义。它是将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一片，产生一个富有生活力的新细胞。[14]

陶行知用工学团，而不用工场、社团等名称命名他理想中的乡村学校，除了工学团分别代表的三层意思外，还包含着他试图从形式、内容上完全区别于传统学校。他说：

一般办学校的是抱着书本而忘了人生；一般办工厂的是抱着黄金而忘了人生；一般社会运动者是抱着标语而忘了人生。从这样改到那样，从那样改到这样，都忽略了最重要的主体——人生。而工学团只是以人生为大前提，在我们心目中，人生是超过一切。因为要培养合理的人生，所以反对学校、工厂及一切忽略人生之组织，而要创造出一种富有人生意义的工学团。[15]

工学团没有一定的模式，它可大可小，从几个人的家庭、店铺到几十个人的学校、庙宇，几百人的村庄、监狱，乃至几千人的工厂、几万人的军队，都可以造成一个富有意义的工学团。所以，它是不同于任何传统教育的“三不像”，是一种全新的教育组织形式。

陶行知认为“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基本主张，是改造旧教育和“培养合理的人生”的要件。工学团可以创造一种富有人生意义的集团。如果全国的家庭、商店、工厂、学校、军队、乡村一个个都变成工学团，人人生产，人人长进，人人平等互助，人人自卫卫人，那么，工学团便可成为“中华民族的救生圈”“中华民族的新生命”也就“在工学团的种子里潜伏着”。他又认为，广大乡村既是中国新教育之“新大陆”，也是工学团的“最好的育苗场”。只要开辟一个苗圃，就能培养一批园丁，这些园丁便可带着幼苗到处栽培，使它繁殖到天之尽头。所以，在乡村试验工学团，前途不可限量。为此，他发表《乡村工学团试验初步计划说明书》，正式向社会宣布试验工学团的打算。

在这一计划中，陶行知既有的教育探求被充分归纳集成并引申发展。前此倡导的生活教育基本理论，如“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和“教学做合一”，统统沿用为工学团试验的指导思想；前此依靠当地农民因陋就简、少花钱多办事等乡村办学经验，仍被列为办理工学团的基本方法。工学团计划的拟订，是陶行知中国教育出路新探求、新试验的又一开始。它象征并体现着学校教育的根本改造，普及教育的崭新途径，民族救亡的强烈愿望。

1932年夏，由赞同陶行知在《古庙敲钟录》中描绘的乡村工学团主张的同志，发起组织了一个乡村改造社筹备会。会上推举陶行知、丁柱中、欧伟国、陈立廷、沈嗣庄、海斯、叶桂芳7人为执行委员，主持工学团的具体创办事宜。

1932年7月，陶行知指派晓庄学生马侣贤、戴自俺、郑先文、王作舟等人，按上述要求，分头寻找试验乡村。他们以上海为出发点，兵分两路：一路由戴自俺、马侣贤带队，沿着京沪线，经昆山直抵苏州；一路由郑先文、王作舟带队，沿着沪杭线，经过梅陇等地直抵松江。

9月9日，王作舟沿沪太汽车路继续寻找，终于在大场附近找到一座古庙。庙前场地空旷，周围有许多村庄，没有学校，交通便利，正是创办新村工学团的理想场所。

9月15日，陶行知亲自下乡指导创办乡村工学团事宜，决定以孟家木桥为乡村工学团团部，并以此为中心，进行一次社会调查。调查结果发现，孟家木桥周围的大小村庄共27个，住户628家，人口3000多。南面的村庄因离上海近，以种菜卖菜为业；北面和西南村庄，以种棉花为主。在调查研究基础上，陶行知决定先成立孟家木桥儿童工学团一所，作为基地，以后逐渐向周围村庄发展，使每村都有一个以上的工学团。

9月25日，马侣贤等人根据陶行知的指示，率先在侯家宅创办青年夜校一所，吸引44位青年农友参加夜校活动。

10月1日，孟家木桥儿童工学团正式成立。用原租定的房子为活动场所，聘请指导员4人，艺友2人，儿童工学团团员24人。不久，工学团的小农场、木工场、袜工场、藤工场次第举办，团员也从24人增至48人。团员们一方面跟随工艺师傅学习技术；一方面在指导员的指导下学习文化科学知识。

由于孟家木桥附近的村庄处于宝山县和上海市的交界处，且此时日本侵占东北，觊觎上海，“天下第一关”山海关已无险可守，所以，陶行知遂将创办的工学团，命名为山海工学团。“山海”一名，语意双关，凝聚了陶行知在国难之际创办工学团的一番苦心。

孟家木桥儿童工学团的成立，标志着山海工学团正式成立。10月1日这一天也就成为山海工学团的成立纪念日。具体经办人马侣贤也就成为山海工学团的第一任团长。为了便于立案，山海工学团以“山海实验乡村学校”的名义向宝山县教育局立案。因此，山海工学团又可称作山海实验乡村学校。

山海工学团的办学宗旨、培养目标与培养内容。陶行知在《工学团组织大纲草案》中，曾对工学团的办学宗旨、培养目标与培养内容有明确说明。

关于乡村工学团的方针。乡村工学团的主体和教育对象，是本村全体农民，包括男女老少。其办学方针是“来者不拒，不平者送上门去”。

关于工学团的宗旨和培养目标。工学团以联合本村青年、儿童，“自动的实行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教育，以参加新村、新国、新世界之创造”为宗旨，以培养工学团成员具有康健的生活、劳动的生活、科学的生活、艺术的生活、改造社会的生活为目标。

根据工学团的性质和特点，其学习或者说训练、培养的内容必定异于传统的学校教育内容。陶行知把它归纳为“六大训练”或“六大培养”。其具体内容是：

（一）普通的军事训练，使人人成为保国的健儿；

（二）普遍的生产训练，使人人成为造富的工人；

（三）普遍的科学训练，使人人能在劳力上劳心；

（四）普遍的识字训练，使人人获得传达思想的符号；

（五）普遍的民权训练；使人人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