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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知并重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社会实验02（第1页）

四、行知并重：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社会实验02

爱迪生在十二岁的时候，就开始干科学的实验，他常把他的化学药品带到学校去，而且是欢喜动手，对于先生上的功课，觉得枯燥无味，不大注意，所重意的只是他自己愿意玩的化学把戏，那时美国的教师也像今日中国教师一样的古板，过不了三个月，便以“坏蛋”的罪名，把爱迪生开除了。爱迪生幸亏有一位好的母亲。她说我的蛋并不坏，指定家中之地下室给爱迪生做实验，只吩咐他不要把毒药放在厨房饭厅里去。她自己教英文、历史、地理、化学实验，让爱迪生自习，爱迪生因有一位了解自己的贤母，所以仅仅受了三个月的学校教育，也能成为一位现代的大发明家。爱迪生幼年的故事，给了我两个深刻的印象：一是科学要从小孩学起，二是科学的幼苗要像爱迪生的母亲一样爱护才能保全。[20]

“第二，是法拉第之幼年生活”，也给陶行知很大的启发。法拉第是发电机原理的发明者，他幼年在一个书店里做徒弟，他订书订得慢，别的徒弟到利波老板那里去告状。利波对众徒弟说：你们有所不知，法拉第是一面订书，一面吃书。书订好了，头脑也吃饱了。你们当中如果有人像他那样用功，我也可以宽容。当法拉第装订一部百科全书，翻到电气一章，只有两面，他看完觉得不够味，说我将来要写一本电气的书。法拉第的科学生活虽得力于进了皇家学院以后，但当他做徒弟的时候，倘使遇不着利波老板的识拔宽容，这根科学的幼苗早已被人摧残了。没有法拉第便没有爱迪生，也就没有普照世界的电光。

除了这两个早在陶行知心头萦绕的远因外，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次回国以后，又增加了三个新的近因。一是法国邮船上的见闻：

1938年我从埃及坐了一艘法国邮船回国，出了红海，看见一位四岁光景的外国小孩在甲板上跳舞，细看才知道他是配着的开放的留声机片跳舞，他是很快乐的在甲板上活跃，因为留声机放着一支快乐的曲。我异想天开，竟要求换一张悲哀的片子，看这孩子表情有何变动。当这悲哀的片子一响，孩子立即变容，如泣如诉，好像是失掉亲爱的人一般的舞去。我再问有革命的片子否？开留声机的朋友说，马赛曲如何？我说甚佳，马赛曲一开，小孩立即拿着拳头冲锋，作种种战斗表演，甚至做出向客人进攻之姿势。我看了以后，下一判断，小孩之音乐天才，四岁后可测验，测验确实，便应及时培养。

二是湖北临时保育院之所见：“汉口沦陷前二十天光景，我们看见一位害瘌痢的小朋友在那儿指挥许多小朋友唱歌，我请了一位音乐家教给他音符和拍子，他三天竟能将一支不曾听过的歌用音符记录下来。一个没有音乐才干的人是三年也不见得能学会”。三是在重庆临时保育院所受之感触：

1938年11月，参观临时保育院，院长告诉我常有达官贵人大学教授来院挑选干儿子，当着难童说，这个秃子不要，这个麻子不要，这个嘴唇缺的不要，那个长得好我要。这些失掉父母的难童于今还要受这难受的刺激，听到令人愤慨。当时我表示我若来选，只问他有无才干。倘使有才干，虽是秃子、麻子、缺嘴都要。我不要他们做干儿子，只是为民族培养人才的幼苗。[21]

这五个印象在陶行知的“脑子里各各独立存在了很久”。当他第二次回到香港时，忽然这几个意思凝聚起来了：“几年来普及教育中的遗憾须求得补偿，选干儿子的做法，应变为培养国家民族人才幼苗的办法，不管它有什么缺憾，只要有特殊才能，我们都应该加以特殊之培养。”[22]这样创办育才学校的动机就明朗了。在“1939年1月的一天晚上正一时，我就草拟育才学校创校计划与预算”，“请张仲仁（一麟）先生领导创立董事会，并且得到赈委会许俊人（世英）先生之同意而实现”，育才学校校董会于3月在香港成立，张一麟任董事长，由赈委会负担全部经费。拨给开办费45000元，经常费每月3000元，陶行知于是用全部时间投入到育才学校的创办工作。为了在重庆立足，他与社会各界开展了广泛的接触，并专门给宋美龄写了信，请她支持[23]。

陶行知苦心“创办育才的主要意思在于培养人才之幼苗，使得有特殊才能的幼苗不致枯萎，而且能够发展，就必须给予适当的阳光、空气、水分和养料，并扫除害虫”。陶行知的这个美好理想在育才学校得到较为完满的实现。

为把育才学校办成培养人才幼苗的一所理想学校，陶行知有条不紊地着手进行各项开办工作，亲自制定了《育才学校教育纲要草案》。他在香港筹募到经费以后，立即到四川，与生活教育社的战友王洞若、戴伯韬（白桃）、帅昌书（丁华）、魏东明、陆维特等人（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商量，要求他们一道来创办育才学校。在他们的积极参与下，1939年5月，在四川省重庆市北碚清凉亭成立育才学校筹备处。由王洞若协助陶行知制订办学计划，请马侣贤负责筹募经费和租借校舍，请陆维特、孙铭勋、张望等组织选拔测验组。经保育院的领导机关——战时妇女指导委员会的同意，选拔测验组于1939年夏天分赴各地保育院、孤儿院等难童机构，以智力测验、文化考查及特殊能力的考查三个方面综合分析择优选拔儿童入学。各项工作进行得颇为顺利。1939年7月20日，这所培养人才纳苗的少年专科性质的新型学校——育才学校在重庆北碚北温泉诞生。8月初，迁到草街子凤凰山上的古圣寺正式上课。头一批到校学生40余人，开课时有学生71人，到年底增加到近百人，第二年增加到152人。以后每年都陆续有新同学增加，也有从外省不远千里闻育才学校之名而含辛茹苦跋涉而来的。

育才学校的办学宗旨与培养目标。陶行知明确提出：“育才学校根据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抗战建国需要，用生活教育之原理与方法，培养难童中之优秀儿童，使成为抗战建国之人才。”“要为整个民族利益来造就人才”，便须“引导学生们团结起来做追求真理的小学生；团结起来做自觉觉人的小先生；团结起来做手脑双挥的小工人；团结起来做反抗侵略的小战士”[24]。他认为：“真的集体生活必须有共同目的，共同认识，共同参加。而这共同目的，共同认识和共同参加，不可由单个的团体孤立的建树起来。否则，又会变成孤立的生活，孤立的教育，而不能充分发挥集体的精神。”[25]陶行知借用孟子的话：“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他认为，“我们中国现在最大的事”是“团结整个的中华民族，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创造一个自由平等幸福的‘中华民国’。我们的小集体要成了这个大集体的单位才不孤立，才有效力，才有意义”，他反对把学校作为培养只求个人“升官发财”的“人上人”[26]。为此，他要求育才学校的教学密切结合社会实际，把培养学生的人生观放在首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尤重德育。他要求实施“智仁勇合一的教育”，培养“智仁勇兼修的人”“不智而仁是懦夫之仁；不智而勇是匹夫之勇；不仁而智是狡黠之智；不仁而勇是小器之勇；不勇而智是清淡之智；不勇而仁是口头之仁”。他强调“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坏，纵然使你有一些学问和本领，也无甚用处。否则，没有道德的人，学问和本领愈大，就能为非作恶愈大”，他把道德看作是“建筑人格长城的基础”[27]。为帮助学生树立革命人生观，取消了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发的“公民”“社会”课，而开设了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等马克思主义理论课，还专设劳动课，结合形势，举办时事讲座。育才学校在各项工作中，坚持了正确的政治方向，终成为革命人才的摇篮。

育才学校的组织机构与师资队伍。建立一支政治素质好、专业知识强、忠诚于人民教育事业的教职员工队伍，是陶行知办育才学校成功的重要经验。陶行知团结了一批志同道合，与他长期共同奋斗的生活教育社的战友，作为骨干办学，建立起校务部（方与严为主任）、总务部（马侣贤为主任）、研究部（王洞若为主任）与生活指导部（帅昌书为主任）等精干的校级领导机构，又请了当时堪称第一流的专家担任各个专业级的主任与教授。他们不仅是学有专长的学者、专家，而且多是有强烈的爱国思想的志士。先后来校担任教学的：音乐组有任光、贺绿汀、姜瑞芝、李凌、任虹、范继森等，戏剧组有章泯、水华、舒强、沙蒙、刘厚生、舞蹈组有戴爱莲、吴晓邦、盛婕，美术组有陈烟桥、张望、汪刃锋、许士祺、丰子恺、王琦、叶浅予、华君武等，文学组有艾青、力扬、魏东明、陆维持、徐荐等，社会组有孙铭勋、廖意林、苏永扬、屠公博等。还请来许多名流、作家如翦伯赞、田汉、何其芳、吴玉章、邓初民、周谷城、秦邦宪、萨空了、徐迟、姚雪垠、黎国荃、陆诒等来校兼课或讲学。学校还办了“林间讲座”，特邀郭沫若、夏衍、曹靖华、刘白羽、周而复、周扬、邵荃麟、艾芜、戈宝权、沙汀、程今吾等去演讲。人才济济，极一时之盛，充分显示出陶行知的善纳众流、气度宏大的办学才能与育才学校的兴旺。后来学校还派学生到设在重庆的中央乐园和音乐学院去学习、请教。名师出高徒，有了这批优秀的园丁，才使凤凰山上繁花似锦，育才学校培养出了大批人才。

育才学校地处穷乡僻壤，物质条件很差，怎么能留得住这么多的名人来校服务呢？这除了当时处在抗日战争大背景外，还与许多进步知识分子聚集在陪都重庆有关。他们把投身育才学校，培养有为少年，视为献身民族救亡的实际行动，政治觉悟是这批师资的内在动力，而陶行知的善用人才，能团结大家共同奋斗，使育才的教职员工都能各得其所，各尽所能地贡献自己的力量与才智。

育才学校的实验内容与措施。（1）基础知识与专业技能并重。为了“使得有特殊才能者的幼苗不致枯萎，而且能够发展”[28]，陶行知在创办育才学校时就确定基础教育与专业教育并重。按学生的特长分专业编组，给以不同的专业教育。开始设立音乐、戏剧、文学、绘画和社会科学五个相当系科的组，后来又增设了自然科学组、舞蹈组与普通组。各专业组吸收有一定特长或条件的同学，普通组则吸收智力较高，但一时尚未发现某种特殊才能的儿童，一俟在学习的过程中发现其特长时，即转组学习，给以特殊培养。

陶行知在长期的生活教育实践中，已日益明确了生活教育采取“教学做合一”的原则，不应放松基础知识、基本理论的教学，相反，不论何种专业，都应学好四门共同必修课：课文、数学、外语和科学方法（相当于思想方法论）。他认为这四门基础课是掌握现代科学、开发现代文明的“四把钥匙”，是每一个学生都应认真学习的。所以学生又按文化程度编成不同年级，学习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英语、哲学常识、音乐、体育等文化必修课（基础课）。除了共同必修课，又视不同专业规定专业课程，名曰特修课，还开设第二外语，成立各自的科研兴趣小组。如文学组开设西洋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史、名著选读、习作。音乐组开设弦乐、声乐、键盘、视唱。自然组开设科学新知识、物理、化学、代数、几何、解析几何、动物、植物、制作（木工）、天文学。根据自然组的需要，尤重外语学习。德国科学发达，所以确定德语为第二外语。社会组开设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整风文献等。每天上午一律为普通基础课，下午先两节是专业组活动，第三节是统一的劳动课。把特殊教育与基础教育统一起来，使学生对特殊的知识技能的了解与掌握，扎根在对人生、对世界各方面的关系以及宇宙、人类历史发展的知识的更为广阔的基础上。

育才学校分专业培养人才，但“和传统的人才教育办法有所不同”。陶行知认为：

传统的人才教育，一般地是先准备普通的基本教育，然后受专门的高等教育。我们的办法是不作这样严格的时间上的划分，我们选拔具有特殊才能的儿童，在开始时便同时注意其一般基础教育与特殊基础教育。前者所以使儿童获得一般知能及优良的生活习惯与态度，后者所以给予具特殊才能之儿童以特殊营养，使其特殊才能得以发展而不致枯萎，并培养其获得专门智能之基础。表面上看来，这是一般基础教育与专科基础教育之过早的区分，但根据我们的办法，这是及早防止一般基础学习及专科基础学习之裂痕。我们要及早培养儿童对于世界和人生一元的看法。倘若幼年的达尔文对于生物浓厚的爱好是发展伟大的进化论者达尔文的条件之一，那么今天提早发展儿童之个别优异倾向，实在有其理由。倘若中国近年来文化工作之脱离广泛社会实际生活，和技术专业家之缺少正确的认识可以作为殷鉴，那么，今天便在一般基础教育与特殊教育中予以统一，防止那样的分裂倾向，实在有其必要。[29]

由于陶行知在培养专业人才一开始即重视基础知识和系统理论，并使二者正确结合，所以培养出来的，以后成名的专家，都是基础雄厚、造诣高深的人。

育才学校培养人才幼苗，对开始显示某些特殊才能的青少年儿童，因材施教，实行人才教育，但与有些人对育才学校办学方向的曲解是完全不同的。陶行知为此特别指出，“育才学校有三个不是”，以阐明其办学的特点：一、不是培养小专家；二、不是培养他做人上人；三、不是丢掉普及教育，而来干这特殊的教育。育才学校之创立，只是生活教育运动中一件新发展的工作，它是丰富了普及教育原定的计划，绝不是专为这特殊教育而产生特殊教育，也不是丢掉普及教育而来做特殊教育。育才学校自始至终的实践，都贯彻了陶行知的这一办学宗旨，既发展了培养专门人才的特殊教育，又进一步推动了普及教育，充实了生活教育运动的内容。

（2）注重知情意合一的教育。育才学校还注重知情意合一的教育。陶行知针对“中国数十年的新教育是知识贩卖的教育”这个弊病，而赞成“有心人曾慨然提倡感情教育，知情意并重的教育”，但他又批评那种把知情意三者“割裂的训练”，孤立的感情教育。他说：

书本教育也许可以使儿童迅速获得许多知识，神经质的教师也许可以使儿童迅速地获得丰富的感情，专制的训练也许可以使一个人获得独断的意志，但我们何所取于这样的知识，何所取于这样的感情，何所取于这样的意志？知情意的教育是整个的、统一的。知的教育不是灌输儿童死的知识，而是同时引起儿童的社会兴趣与行动的意志。情育不是培养儿童脆弱的感情，而是调节并启发儿童应有的感情，主要的是追求真理的感情；在感情之调节与启发中使儿童了解其意义与方法，便同时是知的教育；使养成追求真理的感情并能努力与奉行，便同时是意志教育。意志教育不是发扬个人盲目的意志，而是培养合于社会及历史发展的意志。合理的意志之培养和正确的知识教育不能分开，坚强的意志之获得和一定情况下的情绪激发与冷淡无从割裂。现在我们要求在统一的教育中培养儿童的知情意，启发其自觉，使其人格获得完备的发展。

（3）注重创造教育。陶行知在《育才学校创办旨趣》中就作过设计，把育才学校作为“生活教育运动中的一件新发展的工作”，一种创造性的实验。1941年6月出版的《战时教育》第6期、7期、8期合订本上，他发表了《育才二周岁之前夜》的长篇论文，提出“集体创造”的主张。他说：“集体创造的目的在运用有思考的行动来产生新价值。我们虽不能无中生有，但是变更物质的地位，配合组织，使价值起质的变化而便利于我们的运用。这也构成普通功课之一部分，使学生在集体创造上学习创造。”他将这年6月20日到7月20日定为“集体创造月”，并开始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要求师生们用脑又用手，“创造健康之堡垒”“创造艺术之环境”“创造生产之园地”“创造学问之气候”，迎接二周年校庆。8月1日，陶行在又在育才学校宣布“创造年”开始，制定了《创造年计划大纲》和《育才创造奖办法》，提出了“一切为创造，创造为改善生活、提高生活”的号召。

这个时期，陶行知撰写了许多鼓励大家发挥创造性的文章、诗歌，其中最有名的是《育才十字诀》《创造年献诗》和《创造宣言》三篇。陶行知认为在一个有志者来看，“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这时，人人是创造之人”，“只要有一滴汗，一滴血，一滴热情，便是创造之神所爱住的行宫，就能开创造之花，结创造之果，繁殖创造之森林”。

在陶行知创造教育思想的指导下，育才学校出现了一片浓厚的创造气氛，学生激发起创造的兴趣，发挥了创造的才能，出现了创造的成果。靠全校师生自己动手，克服了物资供应上的种种困难，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建起了露天舞台、深湾游泳池、林中讲座、环校马路等。在学业的创作上，有儿童文学、剧本、歌曲、舞蹈、美术、史地材料、自然科学实验、科学仪器工具等方面的创作百余种，全校掀起创造风。1941年，学校还设立了“育才幼年研究生”制，吸收幼年研究生27人。他们在各专业老师的指导下，进行专题研究，有的从地下发掘的残碑断砖、和尚坟墓中考证了古圣寺的历史，有的研究苏德战争，写出了长达20万字的论文，受到翦伯赞教授的赞扬。

（4）注重集体生活。陶行知教育思想在育才学校的成功之处，也是育才学校的最大特色之一，是整个学校生活组成了一个和谐的有机的整体，形成了奋发向上的优良校风。这也是陶行知对生动活泼的集体生活的理想的试验与实现。

陶行知认定要用集体生活来达到他的创造教育的理想与计划，全校师生共同创造合理、进步、丰富的生活，形成优良的学风与校风，建设理想的成才环境，并通过这种集体生活来教育儿童，引导他们团结起来做追求真理的小学生，团结起来做自觉觉人的小先生，团结起来做手脑双挥的小工人，团结起来做反抗侵略的小战士。

在陶行知看来，这种集体生活也是民主集中制的体现。在民主方面，启发学生的自觉、自动、自治，生动活泼地发展个性；在集中方面，注意组织生活与严肃整齐，注意教师的辅导，防止散漫与自流。陶行知有一句名言是“办学如治国”[30]，要求有好的政治气候与社会环境。一个学校的理想环境是革命性与艺术性统一的环境，一种井然有序的环境。他要求“阵有阵容，校有校容，有其内必形诸外”，他认为军风不正必吃败仗，校风不正就会把青年引入邪路，出不了人才。按照“生活即教育”的原理，“育才学校的生活与教育是统一的，它认定劳动生活即是劳动教育，用劳动生活来教育，给劳动生活以教育；它认定健康生活即是健康教育，用健康生活来教育，给健康生活以教育；它认定政治生活即是政治教育，用政治生活来教育，给政治生活以教育；它认定文化生活即是文化教育，用文化生活来教育，给文化生活以教育”。“育才学校的集体生活，在其总的意义上来说便是一种政治生活。也就是说育才学校的政治教育笼罩着整个集体生活。”[31]全校师生在健康、进步的集体生活中潜移默化，共同提高。

育才学校的这种生气蓬勃的集体生活的具体实施有几个方面：

第一，学生自治。育才学校建立了学生自治会，设主席及文化、康乐、卫生、劳动、服务五个干事。1940年，自治会成立校生活委员会，设生活团正副团长及五个部：自我教育部、社会工作部、服务部、卫生部、康乐部。以组为单位编为中队，设中队长及上述性质相同的五个干事（股）。中队下编为若干分队（自治小组），自治会的所有干部，都由学生民主选举。

全校学生在自治会主席及各干事的领导下，过有组织的集体生活。组内的生活则由中队长与中队干事领导。为了健全民主生活，通过民主方式制定了奖惩办法。但在方式方法上不采取简单粗暴的做法，而是采取说服、谈心、批评、表扬、介绍好的典型等方式。学生有了过失，一般均由自治会处理，教师不包办；学生自治会不能解决的，才交给教师处理，以至训导委员会或校长解决。学生如犯了重大错误，需要处分的，则先弄清事实，分析产生的原因，加以说服、启发自我反省，有了一定认识，然后才给予适当处分，使有关的学生心悦诚服。在处分方式上，废除了体罚与开除。奖惩办法规定，学生犯最严重的过失（损害老百姓的利益），必须离开学校的集体生活，也只是调换环境，分配到新的地方去锻炼，给以反省、改过的机会；或者干脆就到陶行知住的地方，由他个别教育。这种做法与别的学校开除不同，学校仍与被调换环境的同学保持联系，如有明显的悔改表现，便可回校学习。

集体的组织生活，处处保持严肃、整齐的校容，什么东西应摆在什么地方，应该怎样摆，都安排得井井有条。陶行知提出，凡是两件以上的物品（如鞋子、衣服、面盆等）放在一起时，都要让它们排起队来。整齐的校容，对于形成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二，文化生活。育才学校的文化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有写读进修会、讨论会、辩论会，组织各种晚会、朝会、名人演讲、办壁报、道德修养。如朝会上的“精神早点”，内容生动活泼，每周有一中心，由各组学生轮流担任，其作用在使各组交流学习心得。各组在值周中又围绕中心出若干小题目，每天一个，分头准备专人报告。如社会组讲中国的党派问题（分为各党派的政治主张、发展历史、代表人物等），自然组讲爱迪生（有爱迪生的历史、爱迪生的母亲、爱迪生的研究精神、爱迪生的发明——电影、留声机等小题），文学组讲报告文学（有什么是报告文学、怎样写报告文学、报告文学作品介绍等小题）。通过这样的朝会，不仅推动了全校的学习空气，而且有助于各组学习成绩的提高。又如晚会，有故事晚会、诗歌朗诵会、化装表演等，都是很吸引人的。

第三，康乐生活。当时战争年代，物价高涨，育才学校经济困难，无钱购买运动器械。他们就用穷办法，用最少的钱置办一些简单的运动器具来开展活动，如掷手榴弹、攀绳束、爬竹竿、跳绳、跳高、跳远、到温泉游泳等。还组织各种文娱活动小组，开展经常性的活动，还有计划地组织远足旅行等活动。

第四，卫生生活。陶行知对学校的卫生生活很重视。他认为，集体生活首重健康，一分预防胜于十个医生。健康之堡垒有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是制造扑灭病菌的工具，如苍蝇拍、捕鼠器、纱罩、蚊帐、消毒器械等；第二道防线为实施环境卫生，如井水、厕所、厨房、饭厅、阴沟、仓库、家畜栏、垃圾堆，均作为重点清卫场地，以控制病菌的孳生蔓延；第三道防线是靠身体的力量与病菌肉搏，这道防线包括营养、运动、防疫注射、生理卫生。三道防线都无法抵挡，肉搏也告失败，只好通过治疗，入后方医院医治。为了保持全校环境的清洁卫生，各组分工包干，经常打扫，并定期举行大扫除。推广公筷、公食。开始两人合用一脸盆，互助倒水不把毛巾入盆，以防沙眼等疾病的传染，后来改为一人一只面盆。陶行知撰写的《育才卫生二十九事》则是全校师生的卫生宪章。

第五，劳动生活。劳动不仅是同学们学习生活的需要，也是建设学校的需要。育才学校能在荒山古庙上创办起来，全靠师生们的一双双宝贵的手。他们整修了学校周围的道路，又新修凤凰山上一条路。将学校面前山上树林里修筑的小径加以开辟利用，取名为普式庚林，成了全校师生最喜爱的地方。在山地上种植蔬菜，后又开垦荒地，师生中还开展评选劳动英雄的活动。各组种地分工包干到人，集体劳动，劳动干事负责检查督促。生产收益二八分成，八份交公，二份归己。生产有指标、定任务，不能达到标准的则由学校收回土地。学校如有运输任务，也由同学量力分担，学校把节省下来的工资给学生“打牙祭”，改善伙食[32]。

（5）课堂教育与校外教育、社会活动相结合。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在育才学校有了多方面的发展，“社会即学校”的主张得到了进一步贯彻。有计划地开展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是育才学校整个“教学做”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是陶冶青少年革命情操、培养学生“生活力”的重要途径。

为使课堂教育与校外教育、社会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育才学校有计划地定期组织学生深入社会、接触实际，并规定每个星期一下午，有时加两个晚上，学生须分批去搞社会调查，开展群众工作，让学生养成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的感情与习惯。具体方法因时而异，多数是去附近农村，也有去工厂的。更多的是到附近农村去，分头访贫问苦，送教上门，送医上门，治疗小病小伤，教农民、小煤窑工人及他们的子女识字、唱歌，讲抗日道理，打扫卫生。同学们亲切地称这些活动为“走亲戚”。“走亲戚”对同学们帮助很大，也受到老百姓的欢迎。育才学校还组织见习团去工厂、农村、艺术团体、科研单位等调查、实习，最后，以见习成绩向全校及社会汇报。

校外活动更有影响的是各组结合专业、发挥特长，开展各类宣传活动。绘画组的同学们在“为老百姓而画”的响亮口号鼓动下，背起画夹到民间去，“到老百姓的队伍里去画，跟老百姓学画，教老百姓学画”[33]。他们成立了“育才美术团”“儿童美术团”，举办“抗敌儿童画展”，得到了各界的好评，重庆《新华日报》于1942年1月12日在第2版还作了专题报道。冯玉祥将军专门定了《小艺术家赞——为育才学校儿童画展而作》加以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