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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思想内核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三大原理02（第3页）

陶行知认为，传统教育注重机械灌输，呆读死记，重教轻学，脱离实践，重知轻行，手脑两分，层层考虑，束缚学生。教学中采取填鸭式教学法（又叫注入式教学法），不顾学生实际情况，一味死灌，教师讲，学生听；教师写，学生抄；教师问，学生答；教师主宰整个教学过程，学生毫无任何主动性和积极性。而且，“先生教而不做，学生学而不做”[91]，教师为教而教，学生为学而学，教与学都与“做”脱离，轻视行动，手脑分家，“教用脑的人不用手，不教用手的人用脑”，读书的人除劳心以外，不去劳力；除读书以外，不去做工，以致不能生产，而“做工的人除劳力以外，不去劳心，除做工以外，不去读书，以致不能自保其利益，而受他人的横搜直刮。”[92]针对这一问题，陶行知在倡导“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同时，又提出了“教学做合一”的主张。

关于“教学做合一”的含义与实质。

什么是“教学做合一”？陶行知指出：

教学做合一是生活现象之说明，即是教育现象之说明。在生活里，对事说是做，对己之长进说是学，对人之影响说是教。教学做只是一种生活之三方面，而不是三个各不相谋的过程。同时，教学做合一生活法，也就是教育法。它的含义是：教的方法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根据做的方法。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在这个定义下，先生与学生失去了通常的严格的区别，在做上相教相学倒成了人生普遍的现象。[93]

既然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那么，什么是“做”？陶行知说：

“做”字在晓庄有个特别定义。这定义便是：在劳力上劳心。单纯的劳力，只是蛮干，不能算做；单纯的劳心，只是空想，也不能算做，真正的做只是在劳力上劳心。我们做一件事便要想如何可以把这件事做好，如何运用书本，如何运用别人的经验，如何改造用得着的一切工具，使这件事做得最好。我们还要想到这事和别事的关系，想到这事和别事的相互影响。我们要从具体想到原理，从我相想到共相，从片断想到系统。[94]

由此可见，“教学做合一”并非只重视实践的技能而忽视理论知识，只强调个人的狭隘经验而轻视间接的经验和系统的知识。它强调的是教育是以社会生活实际的“做”为中心，行动（劳力）和思想（劳心）结合才能取得“真知”。这种主张有助于加强理论与实际的联系，加强教育与生产劳动、社会生活的联系、培养学生手脑并用，消除劳心与劳力的对立，促进人的智力、体力和谐发展。

还应该看到，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与杜威的“做中学”是有本质不同的。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是以“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这种具有唯物主义因素的认识论为依据的，而杜威的“做中学”则是以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论为基础的。在教学的理论和实践上，前者所说的“做”，是同“教”与“学”紧密结合，三位一体的；后者的“做”，却同“教”与“学”无内在的联系。至于在教育目的方面，两者更是大相径庭。杜威的“做中学”无非是要培养能够适应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而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则旨在反对“死的书本”的“伪知识”，求得“实际生活”的真知；反对老八股、洋八股教育把学生培养成“只会读书不会做事”的“书呆子”“字纸篓”，而要培养“在劳力上劳心”，能运用“活的知识”，有“行动”能力、有“生活力”、有“创造力”的新人。

[1]赵祥麟、王承绪编译：《杜威教育论著选》，第159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

[2]同上书，第4页。

[3]参见蔡元培1912年4月发表的重要文章《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该文曾指出：“曰实利主义之教育，以人民生计为普通教育之中坚。其主张最力者，至以普通学术，悉寓于树艺、烹饪、裁缝及金、木、土工之中。……今日美洲之杜威派，则纯持实利主义者也。”后来，蔡在1918年5月30日天津青年会的演讲《新教育与旧教育之歧点》和1919年3月15日北京青年会的演讲《贫儿院与贫儿教育的关系》中，又多次对此加以论及。

[5]陶行知：《生活即教育》，见《陶行知全集》，第2卷，第180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6]陶行知：《生利主义职业教育》，见《陶行知全集》，第1卷，第78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

[7]陶行知：《教育生活漫忆》，见《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623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8]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第2～3页，王承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9]赵祥麟、王承绪编译：《杜威教育论著》，第4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

[10]陶行知：《地方教育与乡村改造》，见《陶行知全集》，第2卷，第128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11]陶行知：《空前之全国教育大会》，见《陶行知全集》，第1卷，第458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12]陶行知：《新教育》，见《陶行知全集》，第1卷，第123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

[13]陶行知：《桂林战时民众教育工作人员须知》，见《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299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14]陶行知：《地方教育与乡村改造》，见《陶行知全集》，第2卷，第128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15]陶行知：《谈生活教育——致一位朋友》，见《陶行知全集》，第5卷，第477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16]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第82页，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17]赵祥麟、王承绪编译：《杜威教育论著选》，第4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

[18]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第57页，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19]陶行知：《新教育》，见《陶行知全集》，第1卷，第123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

[20]陶行知：《生活工具主义之教育》，见《陶行知全集》，第2卷，第77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21]陶行知：《告生活教育社同志书》，见《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338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22]陶行知：《生活教育》，见《陶行知全集》，第2卷，第633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23]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第6～7页，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24]陶行知：《生活教育之特质》，见《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25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25]同上书，第26页。

[26]陶行知：《教学做合一下之教科书》，见《陶行知全集》，第2卷，第288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28]同上书，第6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