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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曾经沧海 上海历史考试漫谈（第1页）

第三章曾经沧海：上海历史考试漫谈

一、海源：海派考试缘起谈

1984年，朱志明等上海教育学院与华东师范大学的五位教师，根据当年上海高考的阅卷情况撰写了《1984年全国高考上海市历史试卷情况调查报告》[1]。当时撰写这份报告时，上海高考独立命题考试一事还没有纳入全国教育改革的议事日程。但是，如果将它与后来上海于1985年开始独立命制高考试题联系起来看，可以说这篇报告在无意中拉开了命题领域走向“海派”风格的序幕，而“海派”的命题即将给上海的历史教学营造更灵活的改革空间，上海基础教育界的历史课堂也将在此之后发生更多的变化。

在这份报告中，撰写者除了对在阅卷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总结外，也对当时的全国卷试题的命制提出了批评。归结起来，大概有以下三点。

1。年代考查太多。必需的记忆在历史学习中固然不可缺少，但是繁琐的记忆只会引起学生对历史学习的反感。

2。部分考查内容过偏。如1984年历史试卷中的填空题，要求学生填写帮助彝族农民领袖李文学起义的太平军战士王泰阶的名字以及16世纪奴隶贩子活动的地点塞内加尔河口。

3。一些题型的具体表现过死。虽然有题型长期固定的原因，也有将相对灵活的识图题答案限死在课本上的几句话里的现象。

报告中又提出了几项具体的建议：

1。识图题可以命制得更加灵活。比如，让学生根据画面写一段文字，或者就图中所提供的历史地点，写出若干个历史事件。

2。以检查学生的概括能力为目标的试题，可以给学生一段材料，由学生临场概括，以免除知识点的记忆背诵之苦。

3。问答题的答案应该从照搬课本条文的状况中走出来，增加一定的灵活性，以避免问答题变成比填充题更加艰苦的死记硬背。

4。历史考试应当抓住主干知识，避免把师生逼到只关注琐碎细节而忽略已经考过的主干知识的地步。

5。题型上应该增加变化，可以引入逻辑性比较强的排列题、参考外国考试经验的短文题等。

当时间推移到21世纪时，“海派”命题已经在全国声名大噪，一度成为各地考试命题竞相模仿的对象。当我们回首往事，后来“海派”命题所贯彻的那些原则，在1984年的这份报告中或已出现，或已现端倪。在某种程度上，这份报告即是为上海历史教学“松绑”的呼吁；其所建议的内容，也折射出1984年、1985年上海历史教学界在注重培养学生智能[2]方面所形成的一些共识。而此后的20年间，则是陆满堂、聂幼犁等人践行理想，把理想化作现实的过程。

1985年对于上海教育界来说是个极为重要的年份。这一年，上海争取到了教育部批准的高考独立命题权[3]。此后，上海得以长期作为教育改革的前沿阵地，相比于其他省市，有了更多的发展和探索的空间。

1985年，上海走出了独立考试命题的第一步。这一年的历史高考命题，一开始就出手不凡。正如报告中所主张的那样，试题以考查主干知识为特征，大大降低了对学生烦琐记忆的要求，而且还淘汰了在考生的反馈中“恶名昭彰”的名词解释题型。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曾经在改革开放初期的高考中令万千考生望而生畏的“名词解释”再也没有出现在上海的历史高考试卷中。

这一年还增加了两种从未有过的新题型：

一是按照不同逻辑要求对历史概念进行排序。这一年的高考题命制了三道排列题，考查了两种不同的技能：一是对历史重要知识按时间先后排序；二是对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的德、英、美、法按其工业产量的多少进行排序。

二是引入了“引文解说题”[4]。这种新题型设问灵活，考生既不需要采用固定答题套路的方式，书写量不大，记忆要求也不高；同时又能够甄别考生对历史知识在新情境中的运用水平。而且这一年的高考命题，已经开始呈现出后来“海派”命题小巧轻灵的风格特征。

到1990年，上海的历史高考命题已经呈现出了与全国统考试卷相当不同的风格。试题类型灵活多变，对考生的要求重理解多于记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海的高考命题者有一种特别强烈的为考生服务的意识和明确考查目标的目标意识。在命题中处处搭设阶梯，着力消除歧义。

1988年6月，上海教育考试中心历史命题组经集体讨论后，由聂幼犁执笔，发表了《贯彻“两个有利”，促进教学改革——谈1988年高考（上海）历史命题意图和特点》[5]，这篇文章对上海历史高考命题中发生的一些变化作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