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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科学走向现代化之路纪实102（第2页）

教育现代化就是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适应社会现代化的需要，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新成果来改进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方法，促进人的现代化的过程。

（3）新一轮课程改革。教育改革的核心是课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行了多次中小学课程改革，2001年6月，教育部颁布《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现在义务教育阶段的课改已在全国施行，高中阶段的课改还在15个省市试点。新课程改革的精神是：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理论传授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使获得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过程同时成为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改变课程结构过于强调学科本位、门类过多和缺乏整合的现状，整体设计九年一贯的课程和课时比例，并设置综合课程，以适应不同地区和学生发展的需要，体现课程结构的均衡性、综合性和选择性；改革课程内容“繁、难、偏、旧”和偏重书本知识的现状，加强课程内容与学生生活以及现代社会和科技发展的联系，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经验，精选终身学习必备的基础知识和技能；改变课程实施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和与人合作的能力；改变课程过于强调甄别与选拔的功能，发挥评价促进学生发展、教师提高和改进教学实践的功能；改变课程管理过于集中的状况，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增强课程对地方、学校及学生的适应性。

围绕课程改革，课程理论成为这个时期研究的热点，并在一些问题上开展了讨论。这些问题是：关于教学过程的本质的争论、关于课程本质的讨论、关于师生关系的讨论、关于“轻视知识”的争论以及课程内容的争论等[22]。

（4）关于教育公平的讨论。进入21世纪以后，由于农村税费改革引起的农村教育资源匮缺，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其子女上学困难的问题，引起社会的关注，从而引发了教育公平的讨论。许多学者开展了教育差距和实施教育公平的研究。

此外，学术界对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职业教育的发展、教育信息化等也有较深入的研究，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实践总是丰富的，理论概括总是贫乏的。以上我们只是列举几场有较大影响的讨论。实际上许多教育问题讨论天天在进行，处处在进行。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我国大地上掀起了教育改革实验的大潮。这种改革实验其本质也是寻求一种新的教育理念和培养人才的新模式。在全国比较有影响的实验有：著名教育家吕型伟教授领导的教育整体改革实验研究、顾泠沅的青浦实验、叶澜教授的新基础教育实验、裴娣娜教授的主体教育实验、朱永新的新教育实验，都是跨越多个省市，几十所学校参加。其他还有李吉林的情境教育实验研究、愉快教育实验研究、成功教育实验研究等，可谓百花齐放。这些实验研究都为中国教育的现代化的实现创造了基础。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教育科学研究的成果不胜枚举。如果一定要概括的话，可用“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科教兴国”“从封闭到开放”“从一枝独秀到百花齐放”几句话来说明。30年的教育研究还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教育科研走出了书斋，结合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开展理论研究，为国家的教育决策服务，为学校提高教育质量服务。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教育科研不仅局限于师范院校的少数教学、科研人员，而且只研究中小学的教育教学等微观教育问题，很少研究教育与国家发展的宏观问题。改革开放以后，教育科研界从第一天起就开始对教育的本质、教育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教育与社会发展、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等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同时引进国际教育新理念、新经验，研究学校教育、课程内容、教学方法和技术手段的改革。许多科研人员还走出学校，走到基层，开展各种实验研究。

其次，教育科研走入了群众。改革开放以前教育科研队伍很小，只有几所师范院校的教育学科教师从事业余的研究，全国除少数设立于大学的外国教育研究机构外，没有单独的科研机构。据统计，1979年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时全国教育科研人员，以师范院校的教育学科教师为主，总共不足400余人。30年来不仅有了一支庞大的教育科学研究队伍，而且教育科研成了广大教师促进自我发展，提高教育质量的主要途径。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于1978年春天得以恢复，接着各地纷纷建立了教育科学研究所，有的省市成立了教育科学研究院；许多高等学校成立了高等教育研究所或高等教育研究室，教育科研队伍不断壮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颁布以后，20多年来教育学培养了数以万计的硕士和博士，充实了教育科研队伍，他们是教育科研的生力军，正在教育科研中发挥着骨干作用。特别可喜的是，广大教师加入教育科研队伍中来，许多第一线的中小学教师参加各种教育实验，更多的是结合自己的日常教学开展研究，把科研作为自我成长、提高教育质量的主要途径。

最后，教育科研走向世界。30年来我国教育从封闭走向开放，走向国际化。我们大量引进借鉴世界教育的新理念、新经验，促进了我国教育科学的发展，使我国教育科研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在改革开放思想路线的指引下，我国教育科学也走向国际化。我们积极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国际组织的活动；参加了如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世界教师教育协会联合会、国际教育评价协会等国际民间组织的会议；我们还在国内组织了多次国际教育会议；科研人员的交往、留学生的互换、学术资源的交流更是日益频繁。这不仅使我们了解了世界，也让世界了解了我们。

三、中国教育科学现代化之路任重道远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教育科学走过了一条曲折坎坷之路，改革开放迎来了教育科学的春天。在党的正确路线的阳光照耀下，在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努力灌溉下，中国教育科学已经长成参天大树。但是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同志尚需努力。特别要正确处理好几个关系。

一是现代教育与传统教育的关系。中国教育是在中国的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它的核心基础。因此，中国教育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要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要继承和发扬文化的优秀传统，批判和摒弃陈旧落后的思想观念。我们反对民族虚无主义，认为中国的文化是落后的，不如西方先进。中国传统文化有落后的一面，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是落后了。但中国文化从根本上讲是优秀的，它凝聚着中华民族不畏强暴，自强不息，克服天灾人祸，走向胜利的智慧和力量。今天，这种民族精神正在鼓舞着13亿人民走向新的时代，走向世界。我们也不赞成民粹主义，认为中国文化是最优秀的，无须向别人学习，一切新鲜事物都是中国“古已有之”，拒绝接受新观念、新经验。一个民族和一个人一样，看不到自己的缺点的时候，落后即将开始。中国近代以来之所以落后于世界，就是因为夜郎自大，闭关自守。这个深刻的教训值得我们时刻铭记在心。

二是外国教育经验与本土经验的关系。中国现代教育制度是从引进西方教育制度开始发展起来的，自然渗透着许多西方文化思想。100多年来，我们接受和吸收了许多西方国家的教育思想和经验，近30年来更是各种教育思潮蜂拥而入，如何鉴别、吸纳并使之本土化，内化为中国教育的传统，是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我们反对西方中心主义，认为西方一切都是好的，现代化就是西方化，中国只有全盘西化才有出路。历史证明，这条道路是走不通的。只有结合中国的国情，走自己的路，才能真正实现中国教育的现代化。但是，我们也不赞成东方主义。当今，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猖獗，惹起了一些东方学者的极大反感，于是产生了狭隘的东方主义思潮。实际上，西方中心和东方中心都是受殖民文化的影响，东方主义只是对西方殖民文化的消极抵制，是对自我民族文化缺乏自信的表现。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在继承和弘扬我国优秀文化的基础上，积极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借鉴世界上先进的办学经验和管理经验，并和我国自己的经验相结合，实现教育传统的本土化。

三是理论和实际的关系。理论来源于实践，同时又指导着实践。列宁曾经说过：没有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实践。中国的教育理论工作要走到教育实践的第一线，研究实际中的理论问题。从这一点上讲，我国许多老一辈的教育家如陶行知、陈鹤琴等值得我们学习，虽然他们都是留学生，但他们都不是照搬外国的理论，而是脱下西装，深入民众，所以他们提出的理论至今仍放射出光芒。当前我国有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也有许多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我相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一定会和我国现代化建设同步完成！

[1]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2]黄济、王哲先：《教育科学的重建和发展》，见顾明远：《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纪实》，1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4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

[4]《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8页。

[5]《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279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

[6]凯洛夫：《教育学》上册（16版），沈颖、南致善等译，10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

[7]凯洛夫：《教育学》上册（16版），沈颖、南致善等译，29页。

[8]凯洛夫：《教育学》上册（16版），沈颖、南致善等译，15页。

[9]凯洛夫：《教育学》上册（16版），沈颖、南致善等译，56页。

[10]凯洛夫：《教育学》上册（16版），沈颖、南致善等译，58～60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

[11]瞿葆奎：《中国教育学百年》，见《元教育学研究》，390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

[12]瞿葆奎：《中国教育学百年》，见《元教育学研究》，392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

[13]瞿葆奎：《中国教育学百年》，见《元教育学研究》，396页。

[14]《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229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

[15]瞿葆奎：《中国教育学百年》，见《元教育学研究》，388～396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

[16]瞿葆奎：《中国教育学百年》，见《元教育学研究》，397页。

[17]方晓东、李玉非、毕诚、宋荐戈、王洪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纲》，227页，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

[18]《邓小平文选》第2卷，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9]《邓小平文选（1975—1982）》，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20]顾明远：《再论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的辩证关系》，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1年第2期。

[2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载《光明日报》，1999年6月17日。

[22]王永红、丛立新：《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发展、变革的历程及成就》，见顾明远：《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纪实》，452～4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