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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科学走向现代化之路纪实1（第1页）

中国教育科学走向现代化之路纪实[1]

——纪念共和国成立60周年

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新中国成立那一刻，我有幸亲历其境，参加了天安门的开国典礼。那时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一年级的学生。刚入学不久，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就胜利召开了。10月1月举行开国典礼，我们一大早就到天安门集合，等待伟大时刻的来临。下午3点钟，听到毛主席一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便见五星红旗缓缓升起，那时全场激动万分，大家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60年来，共和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征途中，经过风风雨雨，克服了众多艰难险阻，正在迈向现代化之路。

中国教育科学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经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今天在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回顾历史，可以更好地理解现实，谋划未来。

一

我国教育科学的建设和发展至今不过100多年的历史。从清末“废科举，兴学堂”开始，学习西方的学校教育制度，同时也引进了西方教育科学。起初是为了培养师资，在师范院校开设教育学课程，后来教育科学逐渐在我国发展起来。北京师范大学就是我国教育科学的发源地。北京师范大学的建立与现代教育理论的引进是同步的。由王国维翻译的、日本立花铣三郎著的《教育学》，是传入我国的第一本教育学著作，曾连载于《教育世界》第9、10、11号上（1901年），很快就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授。1920年北京师范大学建立了教育研究科，专攻教育理论，教育科学逐渐得到发展。但是，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教育科学还是以西方的理论为主，虽然也出现过如陶行知的生活教育、陈鹤琴的活教育、晏阳初的平民教育等流派，但没有重大的突破。正如黄济教授所概括的：“就当时教育科学的哲学基础来看，大致有德国的古典哲学、美国的实用主义和从苏联学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其中又以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影响较大。或者可以说，在思想上影响较大的是实用主义，在实践中特别是在中小学教育实践中主要的还是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所谓‘传统教育’的一套。”[2]

二

中国教育科学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有了长足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1949年至1957年向苏联学习时期；1958年至1966年“**”之前“左”倾思潮时期；1966年至1976年“**”时期；1976年至1978年拨乱反正时期；改革开放至今30年。

（一）向苏联学习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教育理论界首先是向苏联学习。早在1948年秋季，东北和华北大部分地区获得解放，全国解放指日可待。东北行政委员会和华北解放区召开各种教育会议，重点讨论中等教育的正规化和东北解放区高等教育改造问题。东北解放区最先开始向苏联学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确立了“一面倒”向苏联学习的方针。1949年10月5日，刘少奇在中苏友好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建国，同样也必须‘以俄为师’，学习苏联人民的建国经验”；“苏联有许多世界上所没有的完全新的科学知识，我们只有从苏联才能学到这些科学知识。例如：经济学、银行学、财政学、商业学、教育学等”。[3]1949年12月23—31日，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我当时作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的学生，曾经旁听过这次会议。会议提出：“建设新教育要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特别要借助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4]从而掀起了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

向苏联教育学习是通过以下几种渠道进行的。

第一，通过翻译苏联教育理论著作和教材。1949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节译的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1948年版）的第二十一章“国民教育制度”；继而又连续发表了第十二章“劳动教育”；第一章第五节“教育学是科学”等。接着，1950年12月和1951年2月，由沈颖、南致善等翻译的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1948年版）全书分上、下册由新华书店出版，1951年12月，又由南致善、陈侠共同修订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再版发行，该书后面还增列了俄华名词对照表。因为该书由当时俄罗斯共和国教育部部长凯洛夫任主编，因此中国学者把它称为“凯洛夫教育学”。其影响之大，至今还有人一直提到它。其他被翻译成中文的，比较重要和有影响的教育理论著作还有：冈察洛夫著，郭从周等译《教育学原理》，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叶希波夫、冈察洛夫编，于卓、王继麟等译《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52—1953年版；斯米尔诺夫著，陈侠、丁酉成译《教育学初级读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年版；申比廖夫、奥哥洛德尼柯夫著，陈侠、熊承涤等译《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55年版；凯洛夫总主编，冈查（察）洛夫、叶希波夫、赞科夫主编，陈侠、朱智贤等译《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达尼洛夫、叶希波夫编著，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1955级学生译《教学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马卡连柯著《论共产主义教育》和《父母必读》等。此外，人民教育出版社还办了一份刊物《教育译报》，专门翻译介绍苏联教育理论和经验。

第二，邀请苏联专家担任教育部顾问、学校的顾问和直接授课。1950年至1952年末，教育部先后聘请苏联专家阿尔辛节夫、福民、达拉巴金、顾思明、戈林娜五人担任教育部顾问。全国主要高等学校聘请苏联专家任教。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例，该校自1950年开始就请苏联专家来校长期讲学，至1958年，先后请了8位教育学、心理学专家讲学。

他们基本上是把苏联的课程搬过来。他们的讲义不仅是学生的教科书，也是后来老师编写教材的依据。为了把苏联专家讲的课学到手，每位专家都配备了年轻骨干教师做助手，教研室的老师都要跟班听课。为了扩大影响，苏联专家讲学期间，办起了大学教师进修班和研究班。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一批教育理论工作者，几乎都在这些进修班或研究班学习过。为了学习苏联教育理论和担任苏联专家的翻译，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还成立了翻译室，大量翻译苏联教育著作。自1949年，至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专家撤走，我国教育部门和高等学校先后共聘请苏联专家861人，担任顾问或从事教学、科研工作[5]。

第三，派遣留学生到苏联学习。1951年8月19日，首批派往苏联的375名留学生启程，我也是这批留学生中的一员。当时派出学习教育学和心理学的共4人，其中2人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回国后，3人都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以后又派出多批留学生到苏联学习教育学和心理学，直到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才停止。

“向苏联学习”，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建设的方针，也是教育工作的方针，是自上而下的运动。因此，学习苏联的教育理论和经验就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虽然当时在学术界也有不同意见，但经过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学习苏联由不自觉逐渐变成自觉的行动，所谓“全心全意向苏联学习”。

苏联教育理论虽然反映在多种著作中，但中国教育界学习的主要是凯洛夫主编的1948年版的《教育学》。因此形成了所谓“凯洛夫教育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影响了我国教育理论达半个世纪之久，至今仍有它的影子。因此，我们不能不对它做一点简要的剖析，其中有几个观点对我国教育科学有重要的影响。

（1）教育是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阶级社会的教育具有历史性、阶级性；苏维埃教育要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和苏维埃的建设服务。凯洛夫《教育学》在论述了各个社会形态的教育以后指出：“教育总是和政治相联系着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要消灭阻碍社会向前发展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教育，而以共产主义教育来代替它。”[6]同时，强**育学的“党性”原则。凯洛夫认为，教育学是社会科学，苏维埃教育学是建立在最先进的哲学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上的。他说：“苏维埃教育学就是论述共产主义教育的科学。共产主义世界观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是现代社会最先进阶级，即工人阶级的世界观。苏维埃教育学是在实行着这个先进阶级的政策，它的党的政策。”[7]中国教育理论工作者也是坚信不疑教育学要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服务，发展到后来为阶级斗争服务，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2）教育主要是在教学的基础上实现的。凯洛夫说：“只有在掌握科学原理的基础上，才可能建立学生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只有在教学过程中，才能成为具有共产主义教育的人，同时也才能成为具有高度教养的人。”[8]又说：“教学，是教育的基本途径。”[9]这一条后来在“**”中被批判为“智育第一”，认为是凯洛夫教育学修正主义的铁证。

（3）强调系统知识的传授。凯洛夫教育学以及整个苏联教育，特别强调给学生传授系统的知识。他们批判杜威实用主义教育，认为实用主义教育不能给学生以系统的知识。十月革命以后，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的教育改革中，一方面强调学校以生产劳动为基础；另一方面盲目学习西方的教育经验，采用综合教学大纲、设计教学法等做法，严重地影响到学生的文化学习，学生不能学到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毕业生不能满足高等学校培养干部的要求。于是20世纪30年代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和调整。联共（布）中央做出了一系列决定来纠正20世纪20年代的错误。其中最有名的，也是常常被中国教育理论界所引用的是：1931年9月5日联共（布）中央《关于小学和中学的决定》、1932年8月25日《关于中小学教学大纲和作息制度的决定》、1936年7月4日《关于教育人民委员部系统中的儿童学曲解的决定》。第一个文件严厉批评苏联的学校没有给予学生充分的普通教育知识，没有培养学生通晓文字、掌握科学基础的能力，批判了“学校消亡论”和“设计教学法”。第二个文件，建议教育人民委员部修订中小学的教学大纲，以保证儿童能真正掌握牢固的有系统的各种学科的基本知识、关于事实的知识以及正确说话、作文、演算数学习题的技能；同时确定中小学校中教学工作组织的基本形式是分班上课，有严格规定的日程表，教师必须负责地、有系统和连贯地讲述他所教的科目。第三个文件，批判儿童学的宿命论，认为这种理论把儿童天赋归结于生理上和社会上（家庭）的因素，从而把大多数工农子女列为“落后的”“有缺陷的”一类儿童而被送入特殊学校，使他们受不到正常的教育。以上三个文件从不同的角度强调学生掌握系统知识的重要性。在他们的教育实践中强调儿童尽早学习分科知识。苏联小学阶段学习年限只有4年，五年级进入初中阶段，就开始分科学习。这种教育思想对我国教育影响非常深刻。新中国成立以来也是一直强调要以系统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强调学生要掌握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4）强**师的主导作用。凯洛夫认为：“教师本身是决定教学的培养效果之最重要的、有决定作用的因素。”虽然他也主张“学习是学生自觉地与积极地掌握知识的过程”，但是他又认为，“教学的内容、方法、组织之实施，除了经过教师，别无他法”。[10]因而确定了教师在教学中的权威性、主导性。这一条被我国教育工作者牢牢地掌握，因为它与中国传统教育中的师道尊严是相一致的。

（5）中国教育界接受了凯洛夫教育学的整个理论体系。凯洛夫教育学的结构分四大部分：①总论，说明教育的本质、学校的目的和任务、儿童成长和发展的基本阶段及教育、国民教育体系；②教学论：教学过程、教学内容、教学原则、教学方法等；③教育理论：德育、体育和美育的任务、内容、方法和组织，儿童集体、课外和校外活动、学校与家庭的合作组织问题；④学校行政和领导。我国几十年来编写的大部分《教育学》都没有摆脱这个四大块的体系。

从总体来讲，以凯洛夫教育学为代表的苏联教育学，力图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作为教育学的哲学基础，对人类教育的本质和它的功能与作用做科学的分析，同时批判地吸收了历史上哲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的各种教育思想，形成自己的所谓“苏维埃教育学”的理论体系。但从根本上来讲，这个体系实际上没有摆脱赫尔巴特理论的影响。它强调的是学科中心、课堂中心、教师中心，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是相对立的。苏维埃教育学的发展也是在20世纪30年代批判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中建立起来的。在苏联教育学的影响下，我国也开始批判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学。1950年10月《人民教育》第1卷第6期上发表了我国教育史学家曹孚的文章《杜威批判引论》（第2卷第1期续完）。文章指出，要批判旧教育思想，首先应该批判杜威。要充分批判杜威，必须批判他的教育思想基础——哲学体系。文章对杜威的生长论、进步论、无定论、智慧论、知识论、经验论等一系列的哲学、教育思想进行了分析批判。1951年，人民教育出版社汇集成册出版。1956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又出版了陈元晖著的《实用主义教育学批判》一书。

新中国成立以后至改革开放以前，不仅苏联凯洛夫教育理论统治着我国教育理论界，且由于苏联专家的实地指导，苏联教育经验的广泛传播，我国的教育实际，包括教育工作者的教育观念、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按照苏联教育的模式加以改造。这种改造，不仅是为了学习苏联，也是我国当时计划经济集中统一所需要的。实事求是地说，新中国成立初期学习苏联有其必然性。因为当时西方封锁我们，除了向苏学习，别无他道。而且我们的确也学到了不少东西，使我国教育科学逐步走上了规范化、科学化之路。正如瞿葆奎教授所评价的：“从教育学建设的角度看，苏联的教育学帮助国人完成了教育学理论模式的格式塔转化，填补了当年社会主义教育理论的空白。当然苏联的教育学本身有许多不足，如操作性较强，理论性较差；教条性较强，辩证性较差；等等。”[11]这个时期，在学习苏联教育学的基础上，我国教育学教师和学者也开始编写师范院校用的教育学教学大纲和教材。如195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师范学校课本《教育学》、北京师范大学编写的《教育学讲义》（1955年编，1957年第一次印刷）、东北师范大学编的《教育学讲义》（1956年）、哈尔滨师范学院编的《教育学讲义》（1956年）、开封师范学院编的《教育学讲义》（1957年）等。其理论体系均类似苏联凯洛夫的《教育学》。

这个时期还有几件大事影响了我国教育科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