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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随笔补遗（第2页）

总之，释义是辞典的核心，要做到科学性、知识性和资料的权威性，就要对各个词条进行反复研究、反复推敲。因此，各个分册几乎都几易其稿，有些重点词条开过审稿会以后又印发给辞典的顾问专家征求意见，再进一步修改。例如，第一卷《教育学》分册，1989年2月在江苏太仓开了审稿会。会后把重点词条打印发给十多位专家审阅，征求意见，不断打磨修改，又经8个多月的时间，到1989年10月才正式定稿。所以《教育大辞典》在确定词目以后又经过约三年半的时间才全部完稿。即使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我们仍然感到对有些词条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只好留待教育科学研究有了新的进展后再来修订了。

四

我之所以说编纂这部《教育大辞典》是教育科学研究的一项系统工程，还因为通过编纂这部大辞典我们为教育科学研究积累了大量资料。许多同志都体会到，为了写几百字的词条，要参阅几千字、几万字的资料。因此，通过编辞典，各分册都积累了一批资料，为今后的科学研究打下了一个基础。特别是一些新兴学科或者我国科学研究中的空白学科，有关的编写同志更感到收获很大。他们由于收集了许多资料，不满足于《教育大辞典》的分册，都想另编专科辞典。如编写成人教育、教育管理学条目的同志都已利用在编纂《教育大辞典》过程中收集的资料另行编写了《成人教育辞典》和《教育管理学辞典》。不仅如此，《成人教育》分册的作者在进一步挖掘资料的基础上还准备编纂出版成人教育丛书。

通过编纂《教育大辞典》，我们还挖掘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资料。例如，我国古代的书院到底有多少，过去谁也说不清楚，开始说有4000多所，经过这次整理，发现有6000多所。当然，《教育大辞典》不可能收录所有的书院，因此负责编纂书院部分的同志拟用收集到的资料另编一部《书院辞典》。

军事教育、民族教育、华侨华文教育和港澳教育是过去辞典中所没有的，研究的人也甚少。这次《教育大辞典》把它们列为分册，不仅成为《教育大辞典》的特色，也为这几方面的科学研究打下一个基础。这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形势所要求的。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有55个少数民族，共6000余万人口，分布在全国各地。他们的教育各有特色，是我国教育事业的组成内容。不研究少数民族教育，就不能了解我国教育事业全貌。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任务更艰巨，因此研究少数民族教育实际上关系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关系到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我们整个国家的繁荣昌盛。《教育大辞典》的编纂工作为民族教育的研究积累了资料，组织了队伍。

香港、澳门将分别在1997年和1999年回归祖国，在“一国两制”的基本政策下如何加强内地和港澳教育界的联系和合作，是迫在眉睫需要研究的问题。过去我们对港澳教育了解甚少。这次编纂《教育大辞典》，我们特地聘请了香港教育界人士参加，在暨南大学张泉林教授的领导下收集了大量资料。由于内地对港澳教育了解较少，因此在收录词目时我们对港澳的学校收录较多。

华侨华文教育也是我们这部大辞典开辟的新领域。我国在海外的华侨有几千万，他们关心祖国的建设，他们在发展中外关系中起着桥梁作用。研究华侨华文教育对于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开展中外文化交流都是十分必要的。在刚开始编写这部辞典时，我们只注意海外华侨教育，后来才扩展到华侨支持祖国教育事业的情况。近十年来捐资办学或助学的华侨日益增多，仅福建一省就涉及几千所学校。当然，这部分中有些不一定属于华侨教育，但它反映了一个教育发展的现实，值得我们开展研究。

总之，不论是老学科还是新学科，熟悉的教育领域还是不熟悉的教育领域，通过这次编纂《教育大辞典》确实都积累了大批资料，它们将成为教育科学研究的宝贵财富。

五

通过编纂这部《教育大辞典》，我们组织了一支教育科研队伍。参加这部大辞典编纂工作的有千余人，他们中间有老专家，有中年专家，也有一大批青年教育工作者。参加这项工作的同志都感到有很大的收获，培养了科学的态度、严谨的学风，受到了科研的锻炼。有的分支学科还建立了一支稳定的科研队伍。如9个省、市的成人教育工作者，虽然完成了《教育大辞典》的任务，但是他们还不定期地集会研究成人教育中的问题。《教育管理学》分册的编写同志，联合了全国各大区教育干部培训中心及其他单位研究教育管理的同志，组成了一支较稳定的队伍，正在进一步研究教育管理学的问题。

这支队伍是很可贵的。大家不求名，不求利，同心协力搞好这项工程。特别可贵的是，大家都对辞典负责，坚持质量第一。有关词条虽几次被退稿，编写者却毫无怨言，力求精益求精；有的稿子几经别人修改，也无责难，明白这是相互帮助、提高质量的一个措施。大家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对读者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我们这部辞典就是靠千余名作者的共同努力完成的。这给我们今后教育科研中的合作攻关提供了经验。

六

《教育大辞典》分卷已经全部出版，可以说教育科学研究的“七五”规划项目已经完成，也就是说作为一项科学研究可告一段落。但是，就《教育大辞典》这一系统工程而言，这还仅仅是完成了一半，合卷本的编纂任务还很艰巨，又将是一项新的科研任务。因为在出版合卷本时不能原封不动地把分册中的所有词条都收录进去，而是要根据领导小组会议的精神，做到“再创造，高质量”，要对词条进行修、并、删、补的工作，使合卷本达到一个新水平。

首先，要重新确定整个辞典的框架内容。根据原来的编纂方针，将实际、理论、中国、外国四个部分统筹安排，要突出理论，突出中国的现实经验，同时各部分又要平衡，不能畸轻畸重。

其次，要合并一些词条。分册出版时由于照顾到各分册体系的相对完整性，因此不少条目是重复的，合卷本中就不能再有重复词目，分册出版时释义都各有特色，合起来就要兼收并蓄，要概括词目的全部内容。也就是说，许多条目需要重新研究和改写。

其三，要修改错误。这是合卷本编纂时的重点。在已经出版的分册中，我们发现有错误之处，有些释义内容陈旧，没有反映教育科研的新成果和教育实践的新经验，有些词条内容不够丰满。对这样一些词条都要进行修改。

其四，要删节部分词条。分册中有些词目不姓“教”，有些词目见词明义，有些概念不够明确，这些词条都需要删节，也就是说对全部分册的词目都要重新审查一次，精选一次。

最后是补充工作。分册出版后，我们发现有疏漏之处，出合卷本时需要补进去。另外，这几年来教育科学研究又有新发展，因此，新的成果也要反映到合卷本中。但补充不宜过宽。

无论是修、并，还是删、补，都需要进一步做一番研究工作，才能达到前面提及的科学性、知识性、权威性。

做好这项工作，需要广大读者的帮助。我们希望读者在查阅这部《教育大辞典》时发现有什么错误，感到缺什么、多什么，都能记下来，并把意见告诉我们，以便在修订时参考。我们要请辞典的顾问、编委更多地继续关心这部辞典，随时指点，提出意见。我们还准备请一些专家通读一部分词条，然后召开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总之，先要做一番调查研究工作，集中意见、集中问题，再进一步认真研究，提出合卷本编纂的方案。

《教育大辞典》应该对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包罗无遗，但却不是可以随意选词的。原来我们制定的“大、齐、新”的方针是正确的，但大、齐、新都有一个度，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要依照学科的发展而定。

六年的工作，尽管做出的成果不尽如人意，但其中甘苦，恐怕只有实践者才能体会。这个成果是千余名作者努力的结果。我深深感到编写这部《教育大辞典》是教育科研的一项系统工程。这个工程实际上才刚刚开头，要最后完成还需要继续努力奋斗。

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