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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教育 我们如何迈向新的时代1（第2页）

我们国家的教育不仅有工业化的教育，而且有封建的教育。比如，“学而优则仕”，我们从来没讲过“学而优则工”“学而优则农”，所以家长都希望孩子们读书做官。当然，这个“官”的概念今天要扩大一些了。因为公务员比较有社会地位、有权力，工作比较稳定，所以每个家庭都在追求。

中国教育中还有中国人的攀比文化影响。为什么现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现在上大学的机会比起我们那时候应该说是很多了，但是为什么教育竞争还那么激烈？因为大家都想上重点大学，特别是想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这其中就有攀比文化的因素。我们的大学也是这样。全国的大学都想办成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专科想升本科，本科都想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哪有那么多世界一流大学？如果都是世界一流大学的话，也就没有世界一流大学了。这都是攀比文化，好大喜功。我不是贬低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很多优秀的部分，比如，我们讲天人合一、自强不息，我们讲义、礼，等等，但是传统文化中也有一些落后的、不适合时代的，就像攀比文化。

为什么我要研究教育和文化的关系呢？我是研究比较教育的，我发现同样是一个经济发达国家，或者同样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它们之间也有很大的不同，欧洲大陆的教育和美国的教育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像日本和中国，教育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中国讲考试第一，日本也是，孩子也上补习班。为什么日本和中国的教育观念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包括我国台湾地区及韩国，这里就有一个东方文化圈的文化影响在里面。

因此，当我们讲弘扬传统文化时，一定要加上“优秀”两个字。优秀的传统文化可以促进我们教育的现代化，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我们文化里的缺陷，这样才有利于我们现代化的进程。什么叫文化自信？就是我们要有自知之明，知道我们优秀的地方在哪里。不要什么都是西方好，不要虚无主义。我们也要知道我们的弊端在哪里，只看到优点看不到缺点，也不能说是文化自信。我们要自强、自信，同时要用自信来改正我们的缺点。

四、相信孩子的力量，相信教育的力量

周作宇：谢谢顾先生对中国文化持两点论的态度和观点，任何一种文化都有精华和糟粕，有需要发扬光大的地方，也有需要改造和摒弃的地方。中国文化讲“学而优则仕”，这涉及培养人的目标。我们再请彼得·圣吉分享他的教育社会观、教育文化观。

彼得·圣吉：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刚才顾教授讲的一点，我非常认同，就是教育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在某种意义上，如果我们想去看这个国家、这个地区的文化怎么样，看看这里的教育就知道了。

在这个问题上，我经常会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我们的文化需要什么样的变化。文化是有很古老的根的，但文化也是鲜活的，是在不断进化的。我有一个美国朋友，他1983—1985年住在上海，他的中文非常流利。2010年，这位朋友再回到上海，他觉得他已经不会讲中文了，因为现在的中文比起20世纪80年代变了很多。所以说，文化是流动的，是不断变化的。就像语言，它也是文化的一个部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跳出一步来看，未来我们想怎么生活？我们希望我们的文化有什么样的转变？而这个转变对于我们现在的教育又意味着什么？

可以说，今天推动文化的一个重要力量是商业的力量。大家都能看到，孩子们很快就会觉得教育的终极目标就是让人挣很多钱，然后买房、买车，他们的家长可能希望孩子当官。但是我在观察中发现，还有一种很微妙的东西存在。除了我们可见的商业化带来的表层影响，今天孩子们对这个世界当前的状况是有他们的意识的。这些孩子是第一代真正在这个世界中成长起来的，这在之前是没有发生过的。今天这一代孩子不是在中国长大、在美国长大，而是在全世界长大，所以他们看得到这个世界的种种问题。

过去的十年，我经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主持学生对话，让学生共聚一室，他们开始聊，然后我们大人来听。顾教授刚才也提到，教育的主体是学生。我们发现，这个活动对成年人来说很困难，让大人能够真正静下来去听太难了。因为老师的第一反应就是控制，他想主导这个对话过程。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个规定，就是孩子们坐在里圈，老师坐在外圈，至少一小时不允许老师发言，然后老师们在那儿就坐不下去了。这意味着老师也有学习的空间。

我经历的这些孩子们的对话都是在西方，所以我不应该大而化之，但我猜测，在中国也好，在西方也好，其实是差不多的。孩子们总会有一些他们关注的话题，像贫困这个话题。孩子们看到这个世界上有特别富的人，同时又有特别穷的人，他们不理解的是为什么没有人做任何事情来改变。另外，他们也总会提到我们的环境、气候的变化。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成年人没有做更多。他们反复提到的一点是，似乎成年人并不是很关心他们的未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的世界中成长的孩子，对当今世界的认知是非常高级的，甚至有些比我们老师都要深刻。

所以，当我们谈到文化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问文化中到底需要哪些改变。我也认同顾教授提到的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基石，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不仅对中国人很重要，而且对全世界的人都很重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也如此。没有人能够说他可以使这个文化发生改变，因为文化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器，可以重新编程。真正能推动文化深层改变的，是我们对问题的深入理解。在某种意义上，能够让我们的理解发生改变、让文化发生改变的力量，往往来源于系统的边缘。

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促进文化改变的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力量，就是孩子。顾教授谈到学生作为教育的主体，这一方面从教学法的角度来看很重要；另一方面，对于我们的文化如何进化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需要聆听孩子们的声音。

顾明远：我非常同意彼得·圣吉先生讲的文化是动态的，我在我的书里也讲文化有它的顽固性、凝固性，同时也有它的时代性。文化是不断变化的，而且我们要不断创造新的文化，尤其要靠我们年青一代。21世纪出生的年轻人和我们过去不一样，他们比较开放、开朗，有创新精神，我相信我们年青一代可以在继承我们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一些新的文化。

彼得·圣吉：刚才说我们可以互相提问的时候，就有一个问题跳入我的脑海——我们如何能够更好地共事？这一方面是指我们两个人，如果跟您有这样持续不断共事的机会，我会非常荣幸。另一方面，我们两个国家之间或者说文化之间，如何能建立更好的共识？我觉得孩子们早就准备好了，如果我们能把它编织到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中，那么意义会很不同。

顾明远：我们这次对话就已经有很多共识了，得到共识就是靠对话。我们最主要的一个共识的基础，就是我们都想培养未来的人。我们的教育都是在为未来社会做准备，所以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在这个一致的过程中，我们通过各种活动来取得共识，得到的共识需要在活动中实现。对学生来说，学生的成长是在活动当中。我们通过多种活动，为了同一个目标，有一个共同的愿景，进行对话和讨论，就可以更好地研究我们教育今后的出路在哪里。同时，我们也相信这个最好的出路还在于现在受教育的这一代人。我们要相信学生们可以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当然，我没有否定老师主导的作用，就像刚才彼得·圣吉先生讲的，老师起的作用是提供一些工具。我的理解就是要为每一个学生设计适合他学习的环境——老师是一个设计者。同时，老师要使学生在当前的信息海洋中不迷失方向，这就是说老师要成为一个指导者。学生遇到的困难，我们要相信学生自己能解决，但是有些地方，我们还是要帮助他们。孩子在走路的时候摔倒了，他自己会爬起来，但是有的会受伤，这个时候我们要扶他一把，所以老师也是学生的帮助者。另外，像孔夫子讲的，教学相长，在当今信息海洋、知识爆炸的时代，老师要成为跟学生共同学习的伙伴。我认为当今的老师应该是一个设计者、指导者、帮助者，以及和学生共同学习的伙伴。

五、将学习的选择权还给学生，让年青一代发声

周作宇：我们这次对话的主题叫“未来的教育：我们如何迈向新的时代”，刚才两位大师的对话也讲到了过去、现在和未来。未来是经济全球化的视野，教师是未来的设计师、帮扶者。当今世界有很多共同的问题，如环境污染、气候升温，等等。过去彼得·圣吉先生也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投入了巨大的精力。虽然说未来是孩子们的未来，但是成年人也不能不动，也要有所作为。我想请两位大师抒发一下对未来的情怀——对于未来，当前的教育能做什么？

顾明远：我觉得当今的教育就是把选择权还给孩子。我相信我们的孩子能够解决时代的难题，我们的责任就是让孩子真正发声。我们的教育应该有孩子更多的声音。要做到这一点，整个学校有责任，老师有责任。

倾听学生的声音，并不等于我们就放任自流，什么都不管。老师和学校还有一个指导的作用。另外，我们相信孩子们自己会制定一些规则来控制自己的行为，他们自己进入这样的规则世界，自己会按照这个规则来办事。所以我们要相信他们，并指导他们，引导他们。

周作宇：顾先生刚才讲的是非常经典的一个概括。他讲到“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时，对爱有一个阐释，说爱是需要信任的，没有真诚就没有信任。对孩子是这样，对成人是这样的；对同族是这样，对其他民族也是这样的，所以信任非常重要。彼得·圣吉先生有一个“1。5个地球”的说法，说我们现在的地球容纳着1。5个地球的人，所以地球是超载的，那我们未来究竟怎么办？

彼得·圣吉：对于这个问题，我想结合刚才共创未来的思考来回答。顾教授有很多的论点，刚才周教授也提到了信任的作用，这让我想到二十年前美国和当时的苏联之间的一个共同的项目。那个时候两国之间还是有摩擦的。当时一个企业，有一个很好的想法，就是让美国和苏联的学生进行交流，其中很有意思的是，他们让高官的孩子们参加学生交流计划，让高官的孩子们到另外一个国家去生活。当时我遇到这个项目的创意者，问他是怎么想到这个点子的。他说，很简单，因为我不相信这些高官们知道自己的孩子在另外一个国家的时候，能忍心发射导弹。这就是一个高杠杆策略。八年之后，冷战结束了。

现在我经常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往返，这样的往返已经十六七年了，今天我还是有很多担忧，有很多恐惧，就是中美都在恐惧着对方。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我们也需要启动这样的项目？让老师、学生这两个群体在中美之间往返和交流，也许可以让高官的孩子们加入这个项目当中。因为孩子们是我们的大使，让我们这个世界更有链接感。我们需要明白这种生物角度上的链接比文化上的链接也许更强，因为我们天然就更关心孩子。所以，可能这是加速我们新时代教育的切入点。如果我们要更好地共同工作，就要一起创造共同工作的机会。

周作宇：我发现，彼得·圣吉先生回答问题时用了很大的留白，当涉及核心内容时，就给我们留下思想的空间。这可能就是学习型组织的模式——一切都在我们的想象中。刚才他讲到国家和国家之间如何解决信任问题，战争如何消除，答案是需要信任。我们是一，还是多？是你我，还是我们？如果能够跳出各自局部的利益，从人类共同拥有一个地球来考虑，我们就会取得激动人心的结果。

（本文由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滕珺副教授和毛霁燕共同整理。）

[1]原载《比较教育研究》，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