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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与中国教育1（第1页）

北京师范大学与中国教育[1]

北京师范大学（简称“北师大”）今年（2002年）将迎来她的100周年的生日。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北师大与中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走过了艰苦的历程。她是中国现代教育的缩影，也是中国师范教育的旗手。100年来，中国的历次革命运动都有北师大师生的足迹，历次教育改革都不乏北师大师生的声音。可以说，北师大与中国教育休戚相关，荣辱与共。

一、中国高等师范教育建设的排头兵

我国师范教育是近代教育制度的产物，最早的师范教育可以从1897年上海创办南洋公学师范院算起。但南洋公学师范院属中等师范教育性质，而高等师范教育的肇始应数京师大学堂的师范馆，也即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今年正好是100周年。

北师大不仅是我国成立最早的一所高等师范学校，而且她的建设历程就是我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建设过程。我国高等师范教育的一切规章制度无不在北京师范大学先行试点，然后在全国推广。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颁布的《钦定高等学堂章程》第一章第七节规定：“高等学堂应附设师范学堂一所，以造就各处中学堂教员，即照《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章程》办理。”光绪三十年（1904年1月）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把师范教育单列系统，专门制定了初级、优级师范学堂章程，详细规定了办学宗旨、学科分类、课程设置、入学要求、毕业效力与义务、附属学堂等。京师优级师范学堂首先照章办理，并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引进了国外现代教育课程，如教育学、心理学及各种自然科学，编撰了各种教材，包括一部分中学教材。这初步奠定了我国师范教育的基础。

辛亥革命以后，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改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到20世纪20年代，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造：延长修业年限，扩充学科专业，建立研究所，延聘优秀教师。1922年11月，教育部批准筹备北京师范大学，并于1923年正式成立。于是，一所师范教育的最高学府终于在中国大地上矗立。1931年又与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大学（前身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合并，学校实力尤有增强。

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师范教育经历过一番曲折，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否定师范教育风。绝大多数高等师范学校与普通大学合并。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坚持师范教育方向，积极探讨高等师范教育发展的道路，充分论述了师范教育的专业价值，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升格为北京师范大学做好了准备。但是到1927年，北洋政府竟然借口经费困难，将北京9所大学合并为国立京师大学校。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大学区制，又将北京9所大学及河北大学、天津法政专门学校、北洋大学等合并而成北平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师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护校运动。他们从教育发展的要求、师范教育的专业价值、我国师资匮乏的现实提出师范大学单独设立的必要性。经过艰苦的斗争，北京师范大学终于在1929年恢复独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师范教育。1949年年底，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讨论了改革北京师范大学的方案，1950年5月19日正式颁布了《北京师范大学暂行规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高等教育方面颁发的第一个法令性文件。《北京师范大学暂行规程》全面规定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办学宗旨、教学原则、学生、教学组织、行政组织等问题，是全面改革高等师范教育的重要文件。1951年8月27日至9月11日，教育部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师范教育会议。大会确定：每一大行政区至少建立一所健全的师范学院，由大行政区教育部直接领导；现有的师范学院要加以整顿和巩固，现在大学中的师范学院或教育学院以独立设置为原则。会议讨论通过了《高等师范学校的规定（草案）》，并于1952年7月16日公布试行。紧接着从1952年起，全国范围内进行了较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在这次院系调整中，高等师范教育在总体上得到了加强，但北师大受到了损失。不少系科被调出，单独设院，如音乐系成为中国音乐学院的基础，体育系成为中央体育学院的前身，英语专业归并入北大，北师大不少教师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及其他高等院校。

1953年，第一次全国高等师范教育会议召开。会议讨论了高等师范教育的方针、任务、学校设置和发展的五年计划；讨论了师范院校的教学计划、师资培训和编译教材。北师大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为高等师范院校的教学计划的制订、教材的编写做了大量工作。

在1966年“**”前，高等师范教育中出现了两个口号的论争：一个口号是“面向中学”，另一个口号是“向综合性大学看齐”。前者是针对师范教育脱离中学实际的弊端提出来的，但对这一口号的片面理解降低了师范院校专业学科知识的水平，受到了激烈的批评。于是有人提出了“向综合性大学看齐”的口号，甚至有人主张取消师范院校。这两个口号的论争反映在两次重要的会议上。

一次是1960年的师范教育改革座谈会，就1953年以来师范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及改革方向、原则交流了情况和意见，提出了高等师范教育应“相当于综合性大学水平”。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北师大从1960年开始将学制改为五年，接着华东师范大学也于1961年将学制改为五年。另一次是1961年10月的全国师范教育会议，就高等师范教育办学中的几个原则性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基本上取得一致。大家认为，高等师范不是办不办的问题，而是如何办好的问题。教师是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人，是培养新的一代人的人，教师在社会主义国家具有重要性。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生应注意为人师表，在政治思想水平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修养方面要求应高一些，严格一些；在文化科学知识方面，基础知识应宽一些、厚一些、博一些，并相当于综合性大学同科的水平；此外，还应掌握专门的教育理论知识和技能技巧。周荣鑫副部长在总结时说，两个口号不要再提了，从而使这个论争告一段落。

但是这个论争实际上并未结束，20世纪80年代又再一次提了出来。在这次争论中，许多专家强调师范性和学术性的一致性。两个口号论争的实质是对师范教育本质的认识问题。通过讨论，大家取得了许多共识，认为：师范教育必须彻底改革，要改变过去封闭的状态；高等师范院校应该与其他高等学校一样面向社会，拓宽专业，提高水平，办出活力。随着时代的发展，教师教育专业化、职前培养和在职培训一体化也提到议事日程。

北师大在两个口号的论争中总是站在最前沿，从理论上、教师教育的价值上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同时在教师教育建设的实践中，注意拓宽专业，加强科研，不断提高办学水平，为今后教师教育的改革提供了自己的经验。

可以这样说，北师大从创办之日起，就具有办学起点高、名师多、水平高的特点。所谓起点高，就是把培养高水平师资作为自己的目标。1903年底，京师大学堂派出39名德才兼备的学生出国留学，其中31名为师范馆学生。20世纪20年代成为大学后，北师大就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为蓝本，不久又成立了研究科，培养教育研究人才。20年代初美国教育家杜威、孟禄都曾经来北师大考察，充分肯定了学校的办学水平。所谓名师多，当时在学校任课的教师，大多是北京大学的教师，如马裕藻、王国维、鲁迅、许寿裳、钱玄同等。有了上述两条，水平高也就不言而喻了。如物理学家何育杰、历史学家王桐龄、化学家俞同奎、教育家和语言文学家符定一、哲学家和教育家李达，都是北师大早期毕业生。

二、中国教育科学的发源地

北京师范大学的建立是和我国现代教育理论的输入同步的。早在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时代，它就积极引进国外教育学、心理学、辩学等课程。开始时聘请日本人服部宇之吉博士担任教育学教师，由范源镰任翻译；引进的第一部教育学由立花铣三郎讲授，王国维任翻译。这时就从日本引进了赫尔巴特的教育理论。民国时期设教育专修科，以学习德国教育理论为主，聘请德国人为教员。在引进西方教育理论的同时，中国学者开始自己编著教育理论著作，如王国维编写的《教育学》。

1920年，北师大建立教育研究科，专攻教育理论，毕业时授予教育学士学位。教育研究科开设24门课程，如哲学、美学、教育学、心理学、教育史、教授法原理、生物学、社会学、教育卫生、教育统计、教育行政、心理测量等。主讲教师都是著名大师，如胡適讲哲学，蔡元培讲美学，陈大齐讲心理学，杨荫庆讲教育史，陶履恭讲社会学，王文培讲教育学，邓萃英讲教育法。第一期毕业生中就有康绍言、常道直、薛鸿志、殷祖英等，从此有了我国的教育理论专家，开始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

1919年至1921年杜威来华讲学，曾在北师大教育研究科讲授教育哲学。学生常道直根据笔记，将其编译为《平民主义与教育》一书，于1921年和1922年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出版，书前有杜威亲笔写的序言。北师大师生受新文化运动和杜威教育思想影响，成立了平民教育社，出版了《平民教育》杂志，研究宣传及实施平民教育。

1932年，北师大成立教育研究所，由校长李蒸兼任所长，李建勋任主任导师。教育研究所专门负责教育研究和训练教育专门人才，并编纂各科教材。1934年7月，教育研究所在教育部要求下停办，但接着就成立了教育研究会，继续开展教育研究工作。研究成果大多发表在学校主编的《教育月刊》上，或单独出版。

新中国成立后，北师大的教育科学有了蓬勃发展。当时主要是学习苏联的教育理论，1950年开始请苏联专家来校讲学，学校先后聘请了十几位苏联专家来各系讲学，其中教育系就有8位。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都办起了大学教师进修班和研究班，后来中国人民大学的班并到北师大。当代著名教育学家王策三、王逢贤、梁忠义、陈信泰、王道俊等都是研究班的学员，直接聆听专家的讲授。

为了学习苏联的教育理论和给苏联专家当翻译，北师大教育系成立了翻译室，大量翻译苏联教育著作。学校学者积极做辅导性工作，如王焕勋教授写了《教育上的三个概念：教育、教养、教学》的文章，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可以说，20世纪50年代初的北师大教育系成了苏联教育理论的集散地。

文理各系由著名教师开始研究各科教学法，担任教学法的讲授和教材编写工作。如物理教学法由方嗣、顾正容研究和讲授，数学教学法由魏庚人、钟善基研究和讲授，地理教学法由王均衡研究和讲授，语文教学法由叶苍岑研究和讲授。他们的研究和教材对后来学科教学论的建设起了奠基的作用。

1956年开始，为了使教育理论更切合我国的实际，北师大教育系开始编写自己的教育学教材。以王焕勋教授为首，教育学教研室的黄济、胡克英、郭笙、李士奎等共同努力，编出了一部《教育学讲义》，由北京出版社于1957年出版发行，对全国高等师范教育产生了很大影响。

历史地看，我国当时学习苏联教育理论和经验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对稳定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学校教学秩序、建立教育理论体系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当然，苏联教育学本身有许多不足，这是后来我们逐步认识到的。

1961年2月至8月，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指示，教育部会同国务院各有关部门抓紧解决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教材问题。中央文教小组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决定采取“选”“编”“借”的办法解决教材问题。4日11日至2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又会同教育部、文化部召开了文科教材会议，拟定了包括教育学在内的7类专业的教学方案、297种教材的编选计划。北师大教师积极参加了教材编写工作，朱智贤先生编写的《儿童心理学》就是其中一种。

1964年2月11日，教育部发出通知，决定北京师范大学适当充实教育系外国教育研究的力量，收集、整理、编译外国教育的情报资料，供领导研究参考。同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国际问题研究指导小组和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批准高等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建立研究外国问题机构的报告》。北师大成立了外国教育研究室、美国经济研究室、苏联哲学研究室、苏联文学研究室。1965年，这四个研究室合并为外国问题研究所。1964年下半年在中宣部的领导下，外国教育研究室创办我国第一份介绍国外教育动向的杂志《外国教育动态》。开始是内部发行，1980年被批准为国内外公开发行，1993年改为《比较教育研究》。1979年，外国教育研究室扩建为外国教育研究所，1995年改为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成为国际教育的研究中心、咨询中心、信息中心和人才培养基地。

1968年“**”中，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学校也做了不少蠢事。例如，心理学批判，把心理学批成“伪科学”，在全国产生了很坏的影响。但是学校朱智贤、彭飞、张厚粲、章志光等教授始终不接受这个结论，仍然孜孜不倦地研究心理学。终于，心理学在“**”结束后得到迅速的发展。1980年，北师大率先把心理专业独立建系，1986年又成立了儿童心理发展研究所，为心理学后来的发展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