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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孩子的视角谈教育102（第3页）

教育的本质就是生命教育，是让人的潜能得到充分发展，实现人生的自我价值。人类和其他生物一样，一要生存，二要繁衍，三要发展。要生存，就要解决衣食住行的问题；要繁衍，就要生儿育女；要发展，就要受教育、学习，把前辈的生产经验、生活经验传承下来。人类几十万年来就是这样学习、创新、发展的，战胜恶劣的环境，获取更好的生存、繁衍、发展的条件。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人类通过教育，不断超越自我的历史。因此，教育的本质就是生命教育。

自古以来的教育家们都是在追求如何使下一代的生命得到更好的发展。无论是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还是东方的孔子、孟子，都追求个人身心的健全发展。但由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一方面教育被统治阶级所利用，另一方面被统治阶级接受不到应有的教育，教育的本质被掩盖了，教育成了各种利益集团的工具，忽视了个人的生命的发展。在中世纪的欧洲，神权统治一切，人性受到压抑。文艺复兴以来，打破了神权，提倡人权。儿童发展问题逐渐得到教育家、思想家的重视，特别是启蒙思想家，如夸美纽斯、卢梭等，都关注儿童的自由发展。

20世纪以来，美国进步主义教育家杜威主张“儿童中心主义”，提出“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再一次引起对儿童生命发展教育的关注。陶行知先生从他的老师杜威那里得到启发，在中国创建“生活教育”，并且把老师的主张翻转过来，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两者的理念是一致的，都是关注儿童的生命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社会民主的扩大，人们逐渐认识到教育是每个人的权利，更是儿童发展的权利。1989年11月20日第44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5号决议《儿童权利公约》（htsoftheChild，以下简称《公约》），明确提出，儿童（至18岁）具有生存权、受保护权、发展权、参与权。在发展权中，指明充分发展儿童全部体能和智能的权利，儿童有权接受正规和非正规教育，以及有权享有促进其身体、心理、道德和社会发展的生活条件。《公约》宣布，“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因而确立了“儿童第一”的原则。这使生命教育有了国际法律依据。

当前提倡生命教育有着重要意义。原因是今天的教育已经陷入功利主义的泥潭，违背了教育的本质，压抑了儿童的发展。学校为了自己的荣誉，片面追求升学率，很少考虑学生体能和智能的发展；家长为了孩子能够考上名牌大学，只顾孩子的知识学习、考试成绩，不考虑培养孩子的健全人格；政府官员只考虑自己的政绩而不顾学生的成长；一些社会教育机构为了赚家长口袋里的钱，只顾用没用的知识去充塞孩子的头脑。可以说大家只看到眼前的利益，谁也不认真思考一下儿童将来的前途。教师为考试而教，学生为考试而学，每天十几个小时埋头于沉重的作业负担之中，身体健康受到伤害、思想品质得不到提高，学生的生命受到摧残。同时，由于生命教育的缺失，许多学生不知道尊重生命、爱惜生命，不会规划自己的人生。因此今天正要发出“救救孩子生命”的呐喊！所以有识之士提出“生命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什么是生命教育？它的内涵是什么？如何实施？目前已有许多研究，也有不同的观点。我没有深入地研究。以我的浅见，生命教育不是一种教育模式，而是一种教育理念。一个人的生命有物质生命和精神生命两个方面，当然这两者难以分开。物质生命是指健壮的体魄，是生命的基础；精神生命是指健全的人格，是生命的灵魂。有了健全精神生命就会使物质生命生活得更有价值、更幸福。生命教育的任务更多是帮助学生建立有价值的精神生命。我们要通过生命教育来转变教育观念，更新教育方法，使学生认识生命，尊重生命，创造生命价值，使他们幸福地生活、健康地成长。

更重要的是，教师要有生命教育的理念，把学生的生命放在本职工作的第一位。敬畏生命，尊重学生，时时把学生的发展放在心上，以满腔的热忱给学生投以人情关怀。学校要建设成具有人文精神和充满生命活力的学习环境，让学生时刻感受到关爱和尊重，树立起自尊、自信、自强的精神，让生命放出光彩。

中国比较教育发展研究之路[32]

——答《世界教育信息》问

1。我是学教育基本理论的，从苏联回国后也主要从事教育学的教学工作。1964年我国几所高等学校成立外国研究机构，北京师范大学成立外国教育研究室，把懂得外语的老师都调到外国教育研究室，开始研究外国的教育。比较教育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恢复的。1980年教育部邀请华裔美籍比较教育学者胡昌度到北师大讲学。当时我任北师大外国教育研究所所长兼教育系主任，负责胡昌度教授的讲学和比较教育大学教师进修班。后来组织大家编写了新中国第一本《比较教育》教材，从此走上了比较教育研究之路。

2。比较教育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先从国际上说起，比较教育开始于18世纪的欧洲国家。当时工业革命促进教育的普及，民族国家刚刚建立，各国都在发展本国的教育，为了借鉴别国的经验，出现了各国教育的比较研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国际上比较教育的研究方向已经转变，主要是许多宗主国家研究如何把自己的教育制度输送到刚刚独立的民族国家。同时“冷战”开始，国际竞争也促进了比较教育的研究。“冷战”结束后，国际比较教育研究逐渐转向教育发展的方法论研究，当然也十分关心新兴国家的教育研究。

从中国来讲，比较教育一出现就定位在通过对各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比较研究来探索教育的一般规律，同时介绍发达国家教育经验，为我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作借鉴。走过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当时是介绍几个发达国家的教育制度、先进的教育思想，引进先进的课程内容。对于我国在“**”以后恢复教育秩序、重建教育制度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各级各类教育和各种专题进行比较研究，如出现了《比较高等教育》《中外职业技术教育比较》《师范教育比较》《现代课程论》等著作。同时，研究的领域也扩大到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在比较教育学科建设上也有了较大发展。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今天，比较教育研究主要在专题上展开。如世界一流大学的比较研究、发展中国家普及教育的研究、各国课程改革研究等。比较教育研究有了许多增长点：一是对国际教育问题的专题研究，如国际环境教育研究、国际全纳教育研究、国际理解教育研究、国际女童教育研究；二是对各国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的研究；三是对国际组织与教育发展的研究，如世界银行教育报告和援助对各国教育的发展研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教育理念对各国教育的影响研究等；四是对比较教育方法论的研究，如文化学研究方法、人类学研究方法、和而不同的方法论理念、国际教育论坛的理念。

3。对于王承绪先生百年华诞，我要首先祝贺他健康长寿，学术常青。关于对他的评价，可见中国教育学会的贺信的内容：

王承绪先生是新中国比较教育学学科的创始者和奠基人。他领导中青年学者编撰了新中国第一本《比较教育》，他编写的《比较教育学史》等著作奠定了我国比较教育学科的建设。他不仅关心祖国的教育事业，而且时时注意国际教育发展的动向，不断介绍国外的经验和发展趋势。尤其值得钦佩的是，逾90高龄仍手不释卷，近几年来翻译了数部国外高等教育的著作并已出版，在国内高等教育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王承绪先生学养深厚，中西贯通，执教于杭大、浙大的几十年里，勤奋耕耘，教书育人，诲人不倦，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才，他们都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栋梁之材，学术无愧人师，德行堪为世范。

4。我在比较教育方法上提出文化研究的方法论，是基于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的教育离不开该国或该民族的文化传统，不研究他们的文化就很难理解他们的教育。为此我承担了中国教育“九五”规划课题“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的研究，召开了国际会议，出版了专著；我个人又研究了“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也出版了专著。北师大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的其他学者也有其他专著。

5。现代教育是现代生产的产物，本来就具有国际性，是互相学习、互相借鉴的结果，我国现代学制就是舶来品。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教育国际化的程度加深。我国教育只有扩大开放，才能吸收世界一切优秀文化，才能借鉴先进教育经验，促进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同时也才能把我国的教育经验介绍到国外，使世界也了解我们。

6。扩大教育开放，仍然要坚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原则。开放不是目的，目的是吸收世界一切优秀成果，为我所用。比较教育要深入研究世界教育发展的趋势，预测未来；同时在宏观上要研究各国教育的政策，在微观上要研究人才培养方法，包括先进的课程和教学方法等；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比较教育应该研究许多国际组织对教育的影响及国际化人才的培养。

8。1964年由我编辑的《外国教育动态》是受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委托办起来的内部期刊，目的是介绍外国教育发展的动向，供领导参考。1980年在改革开放的方针下，该刊成为正式出版物，国内外公开发行。20世纪90年代初，为了体现它的学术性，同时作为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分会会刊，改为《比较教育研究》。

杂志的创办对一门学科的发展及队伍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列宁办《真理报》时讲过，办一个出版物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武装工人阶级思想、团结工人阶级、建立政党至关重要，大意如此。这是从社会革命来讲的。从学科来讲，也需要通过刊物来发表研究成果、交流学术思想，同时给学者提供发表成果的平台，团结研究队伍，对于年轻人的成长尤为重要。

办好杂志的关键是质量。所以，我所主编的几份期刊都不收版面费，以文章质量为取舍稿件的标准。

9。我原本是研究教育基本理论的，我除懂得俄语外，英语的水平很低，德语学过两年，也没有过关，不利于比较教育研究。所以我对比较教育研究不深，贡献不大，只做了一些引导工作，提出一些想法而已，更说不上是大师。大学需要大师，可惜我们的青春都被浪费了，我开始比较教育研究时已经年逾半百，所以难有成就。大师要靠我们新生一代了。

我培养研究生就是放开手让他们自己去研究。我的时间不如他们多，外文不如他们好，记忆力不如他们强，读的书不如他们多，怎么能指导他们？我只能指明方向，指出必读的书目，另外采取波普证伪的方法，指出他们研究中的不正确的东西、不足的地方。如此而已。

10。比较教育学会是比较教育学者的学术团体。学会主要任务是团结大家开展研究和学术交流，繁荣比较教育学术。希望学会开展多种学术活动，活跃学术氛围，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开展交流和探讨，为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外国教育的经验，成为教育领导部门的智囊团和资料库、国际教育交流的平台、青年学者成长的舞台。

11。我认为，教育口述史只是研究教育发展历史的一个辅助方法，可以了解历史发展的一些背景和细节，但更重要的还是要靠文献的研究。因为口述史会有一些个人的误记和感情色彩。研究历史更重要的是掌握事实的真实性，不能光靠口述史。

社会科学研究也需要科学的思维方式[33]

袁行霈等主编的《中华文明史》（四卷本），内容十分丰富，读后受到了一次中华文明史的教育，受益匪浅。我觉得中国的大学生，无论是学文科的还是学理工科的，都应该读读这部书，中小学老师更应该读读这部书。近来常常听到有人讲，我们要有文化自觉，如果对本民族的文明史都不了解，何来文化自觉。

一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我说过，中国传统文化“重整体轻分析，重归纳轻演绎”[35]。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虽然有多种原因，但不能不说与我国的传统思维方法有关。《中华文明史》中也写道：“中国传统学术习惯于从整体把握自然与社会，对抽象而玄虚的‘天’‘道’‘理’之类的思辨，凌驾于对具体学术的分析，宋儒更将这一趋向发展到了极点。”[36]重整体并没有什么不好，事物总是整体存在的，重视整体才能了解事物的全貌。如果只重视局部，就像“瞎子摸象”一样，不可能真正知道象是什么样的。但是如果只重视整体，不对局部进行分析，就不会了解事物具体的内容，对整体只能停留在笼统的、模糊的形象上。科学研究需要精细分析每一个细节。两者要结合起来，了解整体要从局部的分析入手，分析细节需要着眼于整体，才能真正得出科学的结论。

二是正本清源与理解精神的关系。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不同。自然科学研究是客观地探究自然界的真实，社会科学研究总会掺杂着研究者主观意识和价值观，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研究者的立场和观点。社会科学研究很难做到价值无涉的客观主义。汉儒与宋儒之争也掺杂着两派的主观意识。乾嘉考据学批评宋儒“不拘古经，拓展思维，但想象杜撰，有时流于牵强附会”，而汉儒“长于训诂，持论有据，注重师传宗法，视述旧典”。[37]前者就是理解精神，后者则是正本清源。其实，正本清源与理解精神也是辩证关系。正本清源的目的也还是为了理解儒学的精神实质。“不拘古经，拓展思维”是后人对儒学的理解和发展，只要不是杜撰和牵强附会，各人的理解不同也是允许的。当然，正本清源很重要，只有在原本经典上来理解才不至于杜撰和牵强附会。我们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这两种方法都需要，回到原点，寻根究底，但又不能拘泥于经典，需拓展思维，才能有所创新。现在社会上出现的“国学热”，恐怕两种片面性都存在。

通过学习我国学术思想的消长，可以启发我们如何坚持科学的思维方法。

[1]2013年9月24日在四川广安“三个面向”发表三十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载《教师教育学报》2014年第1期。

[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85～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教育改革重要文献选编》，15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