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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资产阶级教育学的多种流派（第3页）

“后工业化社会”的教育理论直接为思想斗争的任务服务，这种斗争首先是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向年青一代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理论，在“后工业化社会”的理论上建立了各种形式的趋同理论。

资产阶级的趋同理论断言，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由于科学技术革命的急剧进展，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和社会体系在所有工业化国家中似乎是按汇聚的路线发展，相对地靠近。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差别正在逐步消失，它们在“接近”，这似乎能导致产生某种“中间的”“完整的”或是“综合的”社会，它将既具备当代资本主义的特征，也具备当代社会主义的特征。

趋同理论的拥护者在教育学领域千方百计地证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教育制度的“相同”：义务教育年限的延长，不完全和完全中等教育的扩大，大学生数量的增长，社会的智力化，大众性文化的发展。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始响起“哲学衰落了”，甚至“哲学完结了”，社会意识“非意识形态化”的叫声。他们认为科学技术进步要求以结构来代替意识形态，这种结构是脱离了阶级立场和评价性判断的。这种论调开始大吹大擂，要求把教育学从哲学中“解放”出来，使教育学非意识形态化，使它具有独立性。

有些资产阶级教育学理论家断言，教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在过去已经解决了，现在没有必要重复伟大哲学家的思想（康南特）。另一些人则否认哲学对教育学理论的意义，认为教育理论应当取消思想意识的方向性，它只要和自然科学看齐，就能成为“真正的科学”。因此，企图仅从教学和教育过程引出教育学标准的实验教育学的基本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复活了。

资产阶级思想家宣称“任何意识形态完结了”，企图使人们相信，在当代世界，解决教育问题不应当受社会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制约；企图“冲掉”社会主义社会中教学和教育理论的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并找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在建立教育制度的原则、实现学校综合技术化的原则、解决教学和教育问题的方法这些方面的共同点（弗·米特尔、奥·安瓦利尔、赫·福格特等）。这个理论的极右分子公开提出，由于思想家和“技术至上论者”之间的冲突，马列主义教育学不可避免要受到“消耗”，并希望用思想破坏的途径从内部“炸毁”它。

在某些情况下，教育学非意识形态化的理论反映出对唯心主义哲学的抗议，后者不能合理解决年青一代的教学和教育问题。但是，非意识形态化的观点也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在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响起了加强思想工作的呼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企业主联盟首脑组织领导人奥托·阿·弗里德里克就说到“意识形态化的复兴时代”，必须“对时间的要求做出新的回答”。

他们公开强调转向加强帝国主义学校政策的思想基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力量对比变化、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教育中的成就、资产阶级教育理论的破产，这些都加深了资产阶级教育学的危机并迫使它的思想家们修改教育理论。

有关人和社会相互关系的一个最流行的理论是个人的社会化理论：个人积极参与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使个人适应现存的社会制度，即把受教育者引入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以及经济和道德的标准、原则和信念中去；根据个人所从属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和阶层，来训练他扮演社会的角色。

在当代资产阶级教育学中，对社会化过程没有统一的理解。兰顿（美国）给社会化下的定义是“掌握相应社会集团和社会的关系体系和行为标准的过程”；顿诺兹（英国）把社会化看作是“研究自己社会的物质、风俗、生活方式”的过程；尔·达伦多夫（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谈到必须根据每个人在社会中占有的“社会地位”训练他扮演“一定的社会角色”；等等。但大多数资产阶级理论家的共同点是把社会与个人对立起来，把研究“社会角色”与当前的社会经济的特点分开，不承认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是个人的形成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社会角色”的理论在资产阶级教育学中与冲突的理论和引导学生进入当代劳动世界的理论联系紧密。

帝国主义的西欧整体化也反映在教育学领域，其中包括欧洲教育的理论。教育的主要任务是从道德上、政治上和思想上培养西欧的，首先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青年用一切斗争手段反对共产主义。“欧洲教育”否认阶级斗争，把有关空想的没有阶级矛盾的社会、在“超国家”范围内伙伴友好相处的社会的概念强加给青年（欧洲是没有民族界限的“超国家生活”的理想）。“欧洲教育”的任务和性质随着欧洲经济共同体及其个别成员国，特别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具体条件和任务而变化。

由于想从理论上来说明改变现有的社会制度和教育制度的可能性和途径，许多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理论产生了，其中包括社会批评教育学。

社会批评教育学鼓吹新的社会关系，鼓吹通过改良的途径使所有人的教育和发展机会均等。社会批评教育学批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权威的学校制度中最薄弱的方面，即教育机会不均等，学校中缺少使人的个性得到自由发展的必要条件，压制儿童的意志、创造性和兴趣，学校和家庭中有残酷的惩罚，以及学校改革的模式，同时企图加速教育理论适应当代条件的进程，更有效地反对马列主义教育学和社会主义学校实践。而且，社会批评教育学的代表人物妄图从“普遍理性”的立场充当“普遍的人道和公正”的喉舌的角色，有时甚至蛊惑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

尽管批评教育学在一定程度上强调社会和政治因素在教育中的作用，但它从个人主义的立场出发，不超出资产阶级的个体化教育学的范围，把教育说成是发展“自我判断”“解放”“独立性”“创造性思想”“政治上成熟性”“批判性意识”的能力等。这种以儿童自由发展的思想为基础的解放教育被认为是建立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手段。社会批评教育学认为政治教育是进行这种教育的最重要的途径，通过它，人应当“认识对自己有益的真理”，“学会从普遍理性的立场合理地改进社会”。

资产阶级社会的各个阶级和阶层的代表们追随社会批评的流派。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代表们（克·莫伦豪尔、弗·克拉夫基、格布兰克尔茨等）强调每个人只有通过发展他的批评性意识才能获得解放，坚决摒弃用革命的途径改造社会，摒弃马列主义教育学，指责它轻视个人的培养，用集体压个人，把个人溶化在集体中，不能完成人的全面发展的任务。

这样一些教育家，如阿·斯·内尔（英国）、伊·伊利希（美国）、普·弗雷尔（巴西）、伊·贝克，赫·盖姆、弗·亨利、姆·克莱蒙斯、格缪勒、姆·福格尔等人，以及所谓佐林根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倡议小组的支持者们代表了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改革流派。[28]

阿·斯·内尔（1883—1967）是以20世纪20年代学校改革的思想、弗洛伊德和小资产阶级对社会的空想观点的心理分析为基础的。他否认纪律和权威，主张达到“绝对的自由、公正、平等和情谊”。

内尔批评资本主义世界现有的教学和教育制度及其权威性，以及教学组织、内容和方法的生硬规定。鼓吹儿童的自然发展，学校应适应儿童的兴趣，为他们在人间创造幸福，消灭人们之间的仇恨。与此同时他把培养个人、个人主义、获得个人幸福与马列主义培养集体和集体主义的理论尖锐地对立起来。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反权威教育学的代表们对国内的教育制度做了尖锐的批评，但没有提出对它进行彻底改变的要求。他们建议通过批判的学校和政治意识的发展来解放社会，以此消除学校的危机。这种宣称为“政治斗争的理论和实践”的解放教育，其基础是儿童自由发展的思想、教师和学生的具体经验。在教育学中拒绝权威意味着取消权威教育的一切原则和传统——纪律性的措施、惩罚、评价、考试等。但是，解放教育的思想家们走得更远，他们建议取消教育学本身。

个别较进步的代表们看到了解放教育的理论的空想性和反动性。

赫·盖姆在《资产阶级教育学的贫困》（1972）一书中批评资产阶级教育学：它的保守主义落后于当代生产和社会发展的水平，以个人主义方向、技术至上的观点看待教学和教育问题，使年青一代的教育服从现有的国家垄断制度的利益，把教育变为工业领域，企图利用教育扩大利润。盖姆认为，资产阶级教育学想适应现代条件的意图是“虚假的希望”和“幻想”。但是盖姆观点有局限性，有内部的自相矛盾，有时从修正主义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立场解决教学和教育问题，使他对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教育思想发展的新途径的探索得不到结果。

《学会生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2）一书中这样来阐述广泛流行的“教育学的个体化”这个名词：“现代教育学重视个人，重视他的能力，他的智力结构，他的兴趣、动机和愿望。教育学在这个意义上是个体化了。它认为班组或个人的教育基质起主要作用。根据这个观点，不论教师起了多大的作用，都不再是唯一的积极主动的人物。学生自己，这个受教育的个人，在他自己的教育中日益成为积极主动的人物。”

电视、广播、电影、卫星和其他技术手段应当促使个体化的、班组的教育学发展，并更多地被运用到教育过程中去，就如人类工程学（反映并研究当代世界中人和机器的关系的科学）是沟通人和机器的系统的工艺学一样。

这样一些思想，如无学校的社会，自学、“无墙”学校和“无墙”大学的自修，使学生成为自我教育中心，远不是新的思想。这些在资产阶级教育学中早已熟悉的观点不过是穿上了时装并有了一个新名称。实质上，这是实用主义教育学的观点和儿童中心论原则在当代的变种。但是，这个“新流派”的现代资产阶级代表们大大超过了约翰·杜威，后者并未要求破坏作为社会设施的学校。

与伊利希不同，“新左翼分子”（其中大部分受法兰克福学派[29]的哲学、各种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左倾思想的影响）蛊惑性地宣称，他们愿意更紧密地联系青年和工人阶级，并借助学校准备社会、政治和精神上的变革。如佐林根市教育界的倡议小组制定了工人子女学校的方案—学校合作社（方案公布于1972年，标题是“没有阶级障碍的学校”），作为对现有学校制度的否定。

学校的佐林根模式倡议者们尖锐地批评资本主义阶级社会中学校和社会教学的反人道实质，但他们的学校大纲脱离现实条件，它是空想的、不可能实现的。

社会批评教育学事实上对所有的教育基本问题都做了批评性的分析，如教学和教育的目的、任务、内容、组织形式和方法，学校教育制度，等等。但是，社会批评教育学的代表们的小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立场、他们观点的不彻底性和矛盾性使他们不能正确地解释教育和社会问题。他们把教育看成是个人和社会的解放和民主化的最重要手段，他们要求先解放个人，然后解放社会。他们使教学和教育问题服从于解放的思想，不去解决教育问题本身，而以社会政治问题代替教育问题。他们企图用趋同思想构成一个解决全人类的教育和发展问题的普遍途径，他们鼓吹“解除”社会主义教育学的思想“武装”。

近年来，解放的教育思想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官方学校政策及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教育理论日益明显地相互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