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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教育学发展的主要阶段

比较的研究方法广泛地被采用于各种科学中，包括教育学中。我们在夸美纽斯的著作中，在德国教育家伊·格·赫尔达、伊·普·布里克曼、弗·阿·黑格特、阿·赫·尼迈耶、埃·格·菲舍尔，瑞士教育家埃·阿·埃弗斯，美国教育家伊·尼夫、德·格里索姆等的著作中看到用比较的方法描述不同国家青年教育问题的例子。

我们惯用的教育和教学的方式和方法的实际价值和效果是用比较的方法来确定的。但是对教育体系或它们的发展阶段进行比较本身还不是比较教育学。只有确定了比较教育学的社会目的、实际任务、本身的研究课题和方法，它才能成为教育学的独立领域。

世界各国经济、政治和文化联系的加强，促进了对青年一代教育设施更加广阔的相互了解，促进了对个别的教学方式和方法，以至于整个教育体系的借鉴。在要求教育体系改革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动的时期，更加感到了客观上存在更深入地研究世界各国国民教育状况和利用比较方法的必要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来说明19世纪物质和精神过程的条件：“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已经消逝，现在代之而起的已经是各个民族在各方面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个民族的精神活动的成果已经成为共同享受的东西。”[1]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话不仅可以明确比较教育学作为“精神生产”领域产生的原因，而且确定了它的发展阶段。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比较教育学的发展可以确定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到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8世纪末至1917年）；第二阶段—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到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建立（1917年至1945年）；第三阶段—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建立到现在（1945年至20世纪70年代）。

比较教育学发展的第一阶段

在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时期，欧洲各国的教育和教学具有某些共同的特点。这决定于普通学校已形成的传统，这些学校是在科学技术的国际性和生产关系发展的相同条件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

以可用的外国学校的经验来发展本国的学校，同时考虑并保存自己特点来描述、分析、批评外国学校的经验，成了19世纪许多卓越的教育家研究的对象。

第一个拟定一些研究目的和方法，使问题具有一定的社会政治特征的研究者，是巴黎的马尔克·昂图瓦纳·朱里安（MareJullien，1775—1848），他被称为“比较教育学之父”。在《比较教育学研究概要和初步评论》（1817）一书中，朱里安首次采用“比较教育学”和“比较教育”这些专有名词，它们固定地成为所有国家的教育术语（l’eduparée，iapedagogieparée，parativeedu，pedagogikaporownaweza，vergleidep?dagogik，等等）。

朱里安把比较教育学视为一条重要的途径，它能完善教育和教学的理论和实践，并为所有欧洲国家制定促进普遍文化进步和人民团结的共同的教育理论。他认为，必须由各个国家和人民的代表组成关于教育问题的国际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可以系统地通过问卷和报告来收集、分类和比较欧洲各国教育机构和教育、教学方法的材料，建立培养教育专家的专门学校，用几种语言出版教育杂志，同时使欧洲最重要的科学文化中心的代表们就教育问题经常交换书面意见。

在19世纪的下半叶（1870—1900），许多国家通过了政府关于普及义务教育的决定[2]。这样，除了那些由教会创办的，其教学组织、目的和内容在整个欧洲实际上都一样的学校以外，开始产生了国立的和市立的国民学校，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各个国家的民族特点。

对改善教育制度问题的兴趣和用比较的方法研究学校的迫切需要在世界各国增长起来了。在19世纪末，学者们确定了比较教育学的某些理论基础和实际任务：收集、处理和发表外国教育经验的材料，揭示各种教育制度的积极方面，以便借鉴有益的经验来改善本国的教育教学体系。

一些科学家到别的国家旅行以便了解那里的教育设施。在发表这些旅行的结果时，作者常常指出改善本国学校的途径。法国巴黎大学的哲学教授维克托·库辛，德国教育家斯·阿·克鲁斯、弗里德里希·蒂尔施、工程师弗·哈尔考特，美国教育家格·曼，格·贝尔纳德、克·斯托、奇·图贝尔、阿·弗莱克斯纳，英国教育家姆·萨德勒等人的作品就是这类著作。

俄国的比较教育研究获得了相当大的发展。伟大的俄国教育家康·季·乌申斯基和列·尼·托尔斯泰的作品具有很大的意义。分析外国学校的情况对乌申斯基来说成为思索改善俄国教育制度的动力。

乌申斯基写道：“为所有民族所共有的国民教育体系不仅在实际上不存在，而且在理论上也不存在。日耳曼教育学仅是德国教育的理论。”[3]但乌申斯基认为必须在俄国的学校实践中借鉴外国教育经验中某些积极的东西。

列·尼·托尔斯泰反对直接借用别国的国民教育制度，他敏锐地指出：“学校只有意识到国民赖以生存的那些基本法则时才是好学校。”[4]托尔斯泰坚持并强调，俄国应当有适应俄国人民生活的历史特点和民族特点的自己的国民教育制度，认为从外国教育学中只能借用教育儿童的个别方法和方式。

外国的学校和教育学引起了许多俄国教师和学者的注意。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国的《初等学校》《教师》《教育杂志》《教育文集》《国民教育部杂志》等教育杂志发表了俄国教育家描述和分析国外学校工作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的文章，同时发表了外国教育家的文章和作品摘要的译文。俄国作家们（恩·达坚科夫、普·卡普尼斯特、普·格·米茹耶夫、阿·穆兹钦科、姆·阿·波斯佩洛夫、耶·扬茹尔等）的一些著作研究了国外学校和教育理论问题。

卡普尼斯特教授在谈到对各国学校进行比较研究的意义时写道：“按我们的意见，这种研究的目的应该是……把教育事业中学校的民族特点与整个文明世界的共同财富，即每个科学的学校必不可少的基础区别开来，不论这种学校存在于什么地方；第二，研究外国的学校问题应该使我们避免对外国的学校已经经历过的，且其结果已经众所周知的那些大量的经验和试验再做不必要的重复。”[5]

19世纪后半叶，西方开始产生民族的而后是国际的研究机构“博物馆”或“研究所”，它们系统地收集、整理和传播本国和外国教育的情报材料和统计资料，如伦敦的国际展览（1851），华盛顿的“教育服务”（1866），巴黎的教育博物馆和中央初等教育图书馆（1879），等等。

19世纪70年代那些加入土耳其和奥匈帝国的斯拉夫民族的教育家们的比较教育研究带有自己的特点。这些教育家企图通过学校促进斯拉夫民族的团结和民族解放。1871年在萨格勒布的霍尔瓦提、塞尔维亚、斯洛伐克、捷克、摩拉维亚和波兰的教师代表大会上，创办了教育史上第一个国际教育杂志《斯拉夫教育家》（1872—1874），它的任务是加强斯拉夫民族的文化联系，团结他们为从外来民族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而共同斗争。[6]在杂志中用民族语言发表了有关斯拉夫国家教育情况的文章。

比较教育学发展的第二阶段

这个阶段包括了从1917年至1945年这一时期。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苏联建设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产生和阶级斗争的激化，这些对包括教育制度在内的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力量开展了为学校的民主化、为确保劳动人民受教育的权利的斗争。同时，统治阶级企图保持对教育的垄断，千方百计地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在青年学生中传播。

这一时期的比较教育学不仅反映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矛盾，而且也反映了资本主义国家间的这些矛盾。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家们看到教育和经济的相互影响，更加聚精会神地关注着国外学校的发展。其中许多人选择了比较性研究作为自己科学工作的对象，如艾萨克·勒·坎德尔、保罗·门罗，威廉·拉塞尔、乔治·斯·康茨等（美国），弗朗兹·希尔克、弗里德里克·施奈德等（德国），佩德罗·罗塞罗（瑞士）及其他学者。

普通教育的发展，义务教育年限的延长及其水平的提高，各种方向、类型和水平的学校的发展，改进教学和教育方法的必要性，这些给欧洲和美洲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提出了一系列共同性的问题。

有必要在国际范围内对教育因素加以认识，这一点促使各种区域性和国际性科学研究机构建立起来。它们是：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国际研究所（美国，1923年）；从1925年开始积极进行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的柏林中央教育和教学研究所的外国教育学和学校部；根据国际联盟的倡议，1925年在日内瓦建立的国际教育局。国际教育局的任务和权限是：根据专门制定的问卷和调查表收集各成员国的教育情况；在教育机构和团体间建立联系；出版《国际教育年鉴》；发表著作；组织会议和讨论会；研究有关具体问题的建议；等等。

美国出版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年鉴》，德国用德、英、法三种语言出版《国际教育杂志》，直至1934年。

在欧洲和美国广泛采用了学术会议和讨论会，为了较深刻地了解各国的教育制度而进行的国外旅行、国际会晤，以及其他研究外国学校的形式。

比较教育研究逐步形成了特殊方法，扩大了它的实际任务。比较教育领域的工作更深入了，目的性更强了，对教育进行分析时考虑到了该国文化历史和社会经济生活的条件。这就有理由认为，比较教育学已经成为教育学中的一个独立分支。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一系列关于比较教育学理论问题的著作发表。如坎德尔教授在《比较教育学研究》（1933）一书中探讨了比较教育学的定义、对象和方法，用比较的方法描述了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苏联和美国的教育制度。分析这本书可以发现，它所做的比较分析缺少有科学根据的准则，宣传各种唯心主义理论，企图曲解苏联社会制度的实质并心存敌意地评价苏联的教育，这是坎德尔也是多数资产阶级比较教育学家的特点。

列宁在揭露资产阶级教育学、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级教育政策和学校政策的反动实质时，强调了正确地从历史上阐明教育和教学方面的民主观点，探讨教育现象与国家的历史、经济和文化的不可分割的联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告诫工人阶级用教育实践中民主的、进步的事物武装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