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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穿越百年时空的见证（第1页）

一、穿越百年时空的见证

从广雅书院到广雅中学，它穿梭于时光的隧道之中，迁徙于烟雨的大地之上，见证了一个多世纪的尘世沉浮，见证了近代教育百年的兴衰荣枯，也见证了数辈人的命运起落。

（一）新式书院领跑者

每逢大考或重要节日活动，广雅人都要跪拜张之洞，祈求“洞爷显灵”。“洞爷”是广雅学生对张之洞的昵称，他是广雅的创始人。

1886年即将入冬时，49岁的张之洞来到广州城西源头村，一眼就看中了这里的云山迤逦、风土清旷、交通便利，近省城而无喧嚣之累，不喧不寂，是理想的办学之地。

张之洞除了是我们所熟知的晚清重臣之外，他还是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开路先锋，对中国近代教育做出了莫大的贡献，并且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清末管学大臣张百熙当时称赞他为“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张之洞一生致力于传统教育的改革，主张天下广设各级学堂，创办的书院多达几十所，其中就包括广雅书院。

在不辞辛劳觅得佳地之后，张之洞写信给当时的端溪书院山长梁鼎芬，字里行间，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极尽溢美之词地详细描述了此地的形势。梁鼎芬是土生土长的广东番禺人，“岭南近代四家”之一。曾因弹劾李鸿章，名震朝野，也因此开罪了慈禧，被连降五级，自镌一方“年二十七罢官”的小印，愤而辞官。归南之后，梁鼎芬遇到了正出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并深得其赏识。广雅书院建成之后，张之洞任命梁鼎芬为广雅书院的首任山长[1]。

最后得源头村一处，东北则云山迤逦而来，注于粤秀，连山盘行环其东，北江抱其西，后枕增埗以北诸远山，前带彩虹桥下河，字东北而东南、而正南、而西南、而西，回绕如带。再近则一路经其前，亦回抱有情，南面平畴数百亩；平畴之外，则南岸诸村，林木葱郁，高山大河，左回右抱，雄秀宽博，似兼有之。距北门六七里，距增埗里许，距城距河既不甚远，而非尘嚣所到，颇于书院相宜。

——摘自1989年《台北市广雅校友通讯》第七期

为了使建造过程更加顺利，心思缜密的张之洞又足足花费了五个月的时间做准备工作，其中包括经费的筹措、院舍的设计，等等。待一切都稳妥之后，1887年四月二十日，广雅书院的营造工作正式开始。这注定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工人们日夜辛苦劳作，原本计划十个月完工，但最终耗时一年半有余，直到1888年的夏天才竣工。花费也是不菲，共计十三万八千八百六十四两白银。

1888年7月16日，广州城里的老百姓都知道城西建了一座新式书院，今天就要举行开院启用仪式了。为了一睹这所新式书院的风采，人们竞相奔走，熙熙攘攘地朝源头村涌去，观者人数众多，以至把周边食肆的米饭都抢光了。

其实，最重视此次开院启用仪式的人，还要数张之洞。尽管要对付中法越南战事，整顿地方吏治与军事，但他放下了手头上的重要工作，亲临仪式现场。可以看得出，张之洞在广雅书院寄托了自己的教育梦想，因此格外用心。1889年，张之洞卸任两广总督之时，还不忘奏请光绪皇帝颁发广雅书院御书牌匾。

当天锣鼓喧天，鞭炮连声，热闹不已，可以想象得到广雅学院当年的盛景。它是当时占地最多、规模最大、园林最美、藏书最丰、学生最众、管理最严、教学最新的新型书院，与湖北自强书院、两湖书院，上海南洋公学并称为晚清“中国四大学府”。直至1902年，广雅书院仍是全国四大学府之一，那时的风光让京师大学堂也难以望其项背。

张之洞为什么要创建广雅书院呢？这并不难找到答案。当时的两广士风是最直接的原因，张之洞对彼时两广地区的教育现状深感失望，在他看来，广东省的书院虽多，但均已残破凋零，而且习气败坏、纲纪废弛。颇负盛名的学海堂和菊城精舍已显颓势，没有斋舍，经费窘据，膏火过少，仅有季课[2]而无月课；广州城内的粤秀、越华、应元三书院，也没有斋舍，有课而无教，且专课时文。广东尚且如此，广西就更加不堪了。所以，为了扭转这种败象，张之洞下决心整顿，创建广雅书院，以鼓舞士人认真读书，砥砺名节，关心时务，吸收新知，使其能进为国家栋梁，退为社会中坚。

臣设立书院之举，窃欲鼓舞士类，维持世风。上者阐明圣道，砥砺名节，博通古今，明习时务，期于体用兼备，储为国家桢斡之材，次者亦能圭璧饬躬，恂恂乡党，不染浮嚣近利习气，足以淑身化俗。

——张之洞《请颁御书匾额折》

开学之后，广雅书院迎来了它的第一批学员，这些学员由两广各州严格挑选，各选拔100名，共200名。根据《广雅书院学规》规定，学员们要在书院学习三年，期间住宿在此，若要外出，必须请假。学习也要考核，排名前七十名可以拿奖学金，但如果成绩不好又不进步的话，就会被开除。通过这种严格的管理方式，广雅书院培养出了不少栋梁之材，据统计，十五年间，共培育770人。

惠州第一才子江逢辰正是广雅书院的首届学生，梁鼎芬曾这样赞誉他：“行尽江山见此才”。后来，他在赤溪书院任山长时，沿用了广雅书院的办学风格，“立日程分斋课士，讲论不辍”，振兴了赤溪文风。只可惜，这位奇才因母亲去世，悲痛至极，终以毁卒。

广雅书院的课程初设经学、史学、理学和经济学四门，学员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由选择，并精通其中的一门。要是才力过人、精力过剩，也可以多选一门甚至几门，只不过这些不在考校的范围之内了。张之洞一贯的主张是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这四门课程的教学目标就是以实用为依归，我们来看看张之洞颁定的这四门课的宗旨：“经学，以通大义，不取琐屑；史学，以贯通古今，不取空论；理学，以实践为主，不取骄伪；经济学，以知今切用，不取泛滥。至通习之词章，以翔实尔雅为主，不取浮靡。”[3]

诸生各习一业，以期专精：（一）经学（子学属焉）；（二）史学（通鉴与地属焉）；（三）理学（宋元明及国朝诸大儒文集语录及历朝学案皆是，不仅性理一书）；（四）经济（国朝掌故属焉）。凡四门各随性所近者择而习之，各门皆令兼习词章，以资著述，而便考校。子部书随人自为涉猎，毋庸专习，如才力过人，能兼及数门者听，不在考校之列。

——张之洞《广雅书院学规》

书院是我国历史上一种特殊的教育组织形式，千余年来，对中国封建社会人才的培养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古人们去书院读书，那是唐代才发生的事情，宋代的时候就比较兴盛了，到了明清两代，书院教育全面普及。自乾嘉以降，书院就成为主要的教育机构，与此同时，官学化也达到了极致，绝大多数书院成了以考课为中心的科举预备学校。

广雅书院的诞生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用晚清另一位名臣李鸿章的话说，这个时候的中国遇见了“数千年未有之强敌”，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可一世的清王朝深受西方列强打击，使得握有实权的廷臣疆吏们焦虑不已，他们都在为救亡图存忙碌着。作为洋务派的先驱人物，张之洞高举“自强”“求富”的旗帜，大搞“西学中用”，而兴学育才是张之洞最为注重的，他认为“经国以自强为本，自强以储才为先”。

张之洞经世致用的办学思想，来源于他的父亲张锳。少年时代的张之洞，随父亲生活于军队，张锳“于诗文之外，又旁精术数、善骑射”[4]，张之洞耳濡目染。长大之后，张之洞像父亲一样好阅读兵家之言，掌故经济之书，慨然有经世志。所以，张之洞革新教育，以“造真材，济时用”为宗旨，引导书院讲求实学。广雅书院有志于创新，开风气之先。

就在广雅书院风生水起之时，创院一年之后的某一天，梁鼎芬忽然向张之洞提出了离职，原因是李鸿章之兄李瀚章即将出任两广总督。就这样，广雅书院匆匆迎来了它的第二任山长，一个叫作朱一新的浙江义乌学者。朱一新与他的前任梁鼎芬有着不少相似之处，同样是因为得罪权贵恬退，同样是在野为名师，只不过他因操心过甚，英年早逝，终年49岁。1909年，两广总督张人骏奏请宣统皇帝恢复朱一新职位，此时距离其离世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六年。

朱一新5岁时，仅靠听邻座读《中庸》《论语》就能够背诵；求学于阮元在杭州孤山创办的诂经精舍时，是特置超等生。他对传统学问研究颇深，自认史学更强，曾对弟弟朱怀新说：“古人求治国之道在于经，后人求治国之道在于史。若处多事之秋，则治经不如治史的效果明显，所以对地理、经济尤其用心……”同时，朱一新对西学也十分重视，他认为：“治西学须明其地势，考其政俗，以知其人之情伪，为操纵驾驭之资。次则兵法。若天算制器诸事，能通之固佳。”所以，他向学生讲述重学（力学）、化学、光学以及西医、铁路、农业机械等方面的知识。朱一新是晚清屈指可数的既能研究传统学问，又能接受西方学术的学者。他在其生平最重要的著作《无邪堂答问》中记载了与学生共同讨论西学的情形，议题相当宽泛，这对引导学生进一步了解西学，培养时务人才，起了很大的作用。

问：西人疑恒星皆为致远之日，其说似邻于惝恍。既云地球绕日而行，则地球在天空中，必有时左有时右、时高时下之不同，何以地球之两极与天空之两极，四时皆同一直线？想西书当有理以解之。

答：西人以重学明之，太阳有吸力，地球与五星各自有距力，距力吸力有定，则进退迟疾亦皆有定，此理似尚可信。若云恒星为至远之日，五星与月皆为地球，则河汉无极之言，存而不论可也。

——朱一新《无邪堂答问》

1898年初夏，清王朝发生了一件非常有名的大事。两个广东人——康有为、梁启超通过光绪皇帝发起了一场史称“戊戌变法”的政治改良运动，提倡学习西方，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工业、农业、商业等。与此同时，张之洞发表著名的《劝学篇》，提倡“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广雅书院是这场运动的有力支持者，之后不久，就增设了西学课程，让学生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这个时候的山长由晚清一代名儒邓蓉镜担任，他也是广雅书院最后的山长。

广雅书院是晚清洋务派创办的诸多新式书院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个，我国台湾历史学家苏云峰这样定论：“它上乘浙江诂经精舍及广州学海堂之余绪，下启两湖书院之融中西。”“虽然与科举制度保持相通，但又不若一般书院之沦为科举附庸，而丧失教育与学术研究之功能。”[5]

（二）近代教育当事人

广雅书院在成立了14年后，发生了身份的转变。1901年，已经66岁高龄的慈禧太后面对着愈演愈烈的内忧外患形势，不得不宣布实行“新政”，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废书院、设学堂。清政府命令各省城书院改成大学堂，时任两广总督陶模于1902年奉上谕改广雅书院为两广大学堂，这也是广东唯一的一所大学堂。只是很快，第二年，清政府变更学制，新任两广总督岑春煊又奉命改大学堂为高等学堂。

1905年，中国教育史上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延续了1300余年的科举制度最终画上了句号。岑春煊是这场废科举运动的有力推动者，他不仅能与袁世凯的势力抗衡，也是兴教翘楚，深知治政强国之要在于育人树人。1906年，两广高等学堂因停招广西学生更名为广东高等学堂，岑春煊聘请一代硕儒吴道镕担任院长，同时罗致各方面的人才担任教习，如擅长数学的曹汝英、人称“琴王”的朱执信等。

从广雅书院到广东高等学堂，校名的更替仅仅只是开始。1912年10月，与梁鼎芬齐名的另一位“岭南近代四家”黄节，一下子从广东高等学堂的监督[6]变成了广东省立第一中学（以下简称省一中）的校长。这次校名更替的背后是一个国家政权的更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