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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大学的研究工作（第2页）

更引人注目的是大学或教师直接将自己的成果商业化。MIT在这方面依然是领先者，20世纪二三十年代，身为MIT的教师和工程师的范尼佛·布什就曾利用同事的技术发明，建立一家名为“雷神”（Raytheon）的电子公司，这家公司后来发展成为一家大企业。1946年哈佛大学商学院与MIT还共同创建了美国研究与发展公司（AmeriReseardDevelopment，ARD），为学校教师和学生的技术发明融资，并获得成功（1946年发售原始股每股25美元，到1972年被收购时原始股每股达到813美元）。MIT现有多种机构帮助教师和学生将其研究成果商业化：创业中心（Entrepreneurshipter），通过提供教育和商业研究，建立学术研究与商业的联合，联系学术界、政府和企业三个途径培养MIT的创业活动和兴趣；工业联络项目（IndustryLiaisram）建立和加强MIT与世界范围内的企业互惠关系，将学校的创新推向市场；企业论坛（EnterpriseForum）帮助技术导向型企业的筹建并为这些企业提供信息服务；技术认可办公室（TeologyLigOffice）通过知识产权许可，为学校的发明和发现寻找商业投资。[13]

MIT的努力得到丰厚回报。在考夫曼基金会（KauffmanFoundation）的资助下，MIT斯隆商学院爱德华·罗伯特（EdwardB。Roberts）教授和博士生查尔斯·伊斯利（CharlesEesley）2009年2月发表一份题为“创业的力量：MIT的角色”（EntrepreneurialImpaIT）的报告，“报告”分析了MIT校友建立的公司及其创业系统的经济影响，其中的数据基于2003年依然在世的校友，而经济数据更新至2006年。“报告”显示，MIT毕业生在全球建立约25800家企业，有330万名雇员，年销售收入2万亿美元，如果这些企业组成一个独立国家，它将是世界第十一大经济体；在美国，这些公司对地区经济创造了数千亿美元产值和数百万就业机会，其中设在马萨诸塞州的6900家公司雇员近100万名，年销售额约1640亿美元，占该州公司销售额的26%，设在加利福尼亚州的4100家公司雇员约52。6万名，年销售额估计1340亿美元。[14]

然而，斯坦福大学和硅谷却是大学技术研究商业化的典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斯坦福大学就开始尝试将学校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研究与商业公司结合起来，他们选定电子技术作为重点，这为学校后来发展成为电子研究中心、电子产业中心地区有长期战略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解决学校财政紧张的状况（与MIT当年的情况相似，看来挑战同时意味着机遇，的确不错），在无线电工程学教授工程学院院长后来被称为“硅谷之父”的特尔曼（Frederi）建议下，斯坦福大学将学校一块约600英亩尚未开发的土地建成一个科技园区，出租给企业，学校可以获得房屋和土地租金，还可以为学校的研究成果寻找商业化的机会，为学校师生提供创办新企业的机会。而在此之前，1938年，特尔曼就鼓励并资助他的两个学生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在一间车库里创办了惠普公司，特尔曼本人是公司的股东，并担任公司董事达40年。1951年，世界上第一个大学科技园区建设正式启动，园区中兴建实验室、写字楼，吸引一批成功企业和新创公司入驻。195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晶体管之父肖克利（WilliamShockely）应特尔曼之邀来到科技园，建立半导体实验室，不仅为科技园带来了技术，而且带来了人才、资金和人们对科技园的信心。然而在第二年，实验室的8位年轻骨干离他而去（经典的硅谷“八叛逆事件”），成立仙童（Fairchild）公司，利用在半导体方面的技术优势，在短时间内便成为硅谷成长最快的公司。后来，公司中的一些人脱离仙童后成立了英特尔公司和其他一些公司。到20世纪80年代，硅谷超过一半的半导体公司都与仙童有关系。尽管斯坦福大学并未在硅谷建立公司，也从不参与公司的经营，但它并不禁止教师在不影响教育和研究工作的前提下参与公司的经营和拥有公司股份，并鼓励毕业生在园区创业。

大学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商业化，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过程。1980年10月，哈佛大学正在校内悄悄讨论是否将其在DNA方面的成果商业化，《纽约时报》将这个消息公之于众。在随后几个星期，成为一个全国热议的事件，很快升级为对大学目标、科学目的和科学家职业伦理的讨论。多数科学家和评论家对此持反对意见。当时的校长德里克·博克撤销了哈佛对这项大学—教师联合创办生物技术公司项目的投资计划，并发表声明表示，为了保护价值中立，学校将避开这样的项目，同时保留大学通过其他方式获得研究的经济价值的权利。但到1988年，哈佛大学及其医学院与一个管理机构组建的合资企业却获得了博克校长的批准。《纽约时报》对传统学术价值是否会因此被抛弃提出质疑，但反对的声音就小多了。[15]

争议通常是积极的，可以使不同的意见得到考虑，避免政策走向极端，一边倒。没有争议，倒是需要特别警惕。

科学研究必须客观公正，结论必须建立在可靠的证据和严密的逻辑基础之上，避免研究者主观意见和个人利益对研究过程和结论的影响。当大学及其教师的研究工作与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消除人对其能否在研究中一如既往地坚持科学标准和价值中立的怀疑并不容易。一个由移动通信运营商资助的研究手机辐射对人体健康影响的项目，公众对研究结论客观性的怀疑显然并非毫无根据。尽管非专业的公众或许很难找出证据说科学家为了个人利益而掩盖部分事实甚至歪曲事实，但只是他们的怀疑就足以使科学事业因在公众中失去声誉而遭受巨大损失，包括公众对用公共财政资助科学研究的信心和兴趣。所以，大学在将自己的研究与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务必格外谨慎。深谙此中奥妙的MIT前校长维斯特说：“一旦教师成为企业家，或者他们创造的知识财富被商业化利用，那么无论对他们自身还是对作为一所学院的MIT而言，就必须进一步考虑并制定政策了。我们处理利益冲突的政策有两个基本目的：其一是确保信息在教室和实验室公开交流；其二是确保实验室的研究进程不受教职员工个人经济利益的负面影响。”[16]维斯特谈到学术政策的第一个目的，是针对在专利成为商品后造成的研究信息保密问题的。“知识私有化”显然有悖于教育与研究相结合原则，不利于通过研究者之间的交流推动科技事业的进展，更有违于科学研究的公共利益原则。维斯特认识到，建立与工业的密切联系会面临“大学过分地趋向功利主义、关于知识产权和新知识传播的错误政策有可能使重要的公开学术对话关闭”的危险。[17]也有违于科学的公共利益原则。这是研究成果商业化受到的主要指责之一。

德里克·博克说：“很少人会欢迎这样的局面出现：大学科学家们考虑潜在的研究难题时，不仅只是依据哪些是最具知识挑战性和重要性的，而且还考虑哪些课题会受到强大的外来因素的影响，诸如有机会获取大量的经济回报等。”[18]但是，如果大学一项研究的经费来自企业，企业的意见和要求会影响到选题；如果教师开展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将成果商业化，对市场前景的考虑会影响到选题。在以上两种情况下，教师可能不是选择在他的视野中最有科学价值的研究项目，转而选择最有经济价值的研究项目，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则是对大学公共研究资源的浪费，一些重要但没有明显和直接的商业价值的项目可能被搁置，这不符合社会长远利益。事实上，知识的价值，甚至其商业价值，都是无法预测的。正如哈佛大学前校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Summers）2002年在北京大学演讲中说的，“你根本没有办法说出最有用的知识是从何而来的，你无法预测它来自何处；你也无法设计一些程序来找到最有用的知识的形式是什么”。数学中的数论可能是最看不到市场前景的知识，但关于素数的研究却是编码计算程序的基础，这种计算程序是今天每一方面的电子通讯和电子交流的基础。谁又会想到，对《圣经》和两千多年前巴勒斯坦地区历史的研究，为美国在1978年促成埃及和以色列达成戴维营协议、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做出了贡献？“正因为我们不能预言到哪一类型的知识会对我们的社会做出巨大贡献，我们才能有信心地预言，新知识、新观点、新方法和聪明的想法对我们的未来是很重要的”。[19]

大学和教师研究工作与经济收益联系起来的另一个争议，是可能减少教师花在校内工作尤其是教育工作上的时间和精力。这个问题20世纪初就在MIT出现了，教师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在当时激起争议。为解决争议，MIT专门成立一个委员会，对这个问题讨论了大约二十年，最终确定所谓“五分之一原则”，即教授一周5个工作日中，可以有一天用于对企业提供咨询或参与企业活动，并获得报酬，其余时间要从事校内工作。[20]在斯坦福大学，教师只要在不影响分内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前提下，也可以直接参与创业活动。但在耶鲁大学，这种行为基本不被允许。不过，时间是一回事，花费的精力可能是另一回事，两者不一定完全成比例。

对某个政策提出争议，未必就是要完全否定其合理性，或反对将其付诸实施，而是主张恰当地付诸实施。维斯特曾说，与企业的密切关系，“如果操作适当”，“可以扩展学术范围、改进教育、创造机会、完善基础设施、增加收入来源，还能以新的方式反馈社会”。[21]

亨利·埃兹科维茨（Hez）乐观而自信地说：“将研究与产业创新结合在一起的MIT模式，正在取代哈佛模式成为学术界的榜样。”[22]应用研究以及研究与市场的结合确实正受到更多学校的重视，但要说大学正在甚至已经放弃基础研究，却未必是实事。然而，即使如此，也应该不断地强调纯粹基础研究在大学中的重要性。如果大学的领导和教授不强调这一点，就没有人会强调。MIT前校长维斯特也认识到，“公司现在很少从事长远的基础研究，也很少公开而广泛地与科学共同体分享其研究成果”，而大学应成为进行研究推动基础知识发展的机构。[23]哈佛前校长博克的意见颇为贴切：

教授们应该宣扬基础研究的价值，因为这是合情合理的。他们还应该满腔热情地抵制各种压力，避免把自己的研究转向过于实用性的目标。然而，如果基础研究科学家过于强调自由的理由而贬低应用性研究的价值，或根本不考虑科学研究潜在的应用性，那也是很不幸的。这种态度可导致研究者忽视那些真正具有知识挑战性的重要问题，可能会不知不觉地打击其研究生选择在企业里谋求研究职业的积极性。[24]

哈佛另一位前校长萨默斯说：“检验一个大学的研究，最终，得看它对真理的贡献。”[25]

当然，不仅包括在科学方面贡献，也包括在思想和文化方面的贡献。

[1]一位在教育行政部门所属研究机构供职的研究人员，在谈到他们与在大学工作的同行的合作经历时，颇有感触地抱怨，后者太理想化、书本化和不切实际。

[2]VannevarBush。SdlessFrotp：。nsf。govodlpansf50vbush1945。htm。

[3]［美］詹姆斯·杜德斯达．21世纪的大学［M］。刘彤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94。

[4]［美］D。E。司托克斯。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巴斯德象限［M］。周春彦，谷春立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

[5]［美］德里克·博克。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M］。徐辉，陈晓菲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87。

[6]［美］德里克·博克。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M］。徐辉，陈晓菲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81。

[7]［美］查尔斯·维斯特。一流大学，卓越校长：麻省理工学院与研究型大学的作用［R］。兰劲松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69。

[8]［美］亨利·埃兹科维茨。麻省理工学院与创业科学的兴起［M］。王孙禺，袁本涛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2。

[9]同上，第64-69页。

[10]［美］查尔斯·维斯特。一流大学，卓越校长：麻省理工学院与研究型大学的作用［R］。兰劲松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69。

[11]［美］亨利·埃兹科维茨。麻省理工学院与创业科学的兴起［M］。王孙禺，袁本涛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173。

[12]帕崔凯·J。甘波特。高等教育市场：70年代的学生，80年代的专利，90年代的版权［A］。［美］菲利普·G。阿特巴赫等。21世纪的美国高等教育：社会、政治、经济的挑战［C］。施晓光，蒋凯等译。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7。391。

[13]http：web。mit。eduoffices，2011-05-10。

[14]EdwardB。Roberts，CharlesEesley。EntrepreneurialImpaIT［R］。http：web。mit。edunewsofficeimageskauffman。pdf。

[15]［美］德里克·博克。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M］。徐辉，陈晓菲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81。［美］亨利·埃兹科维茨。麻省理工学院与创业科学的兴起［M］。王孙禺，袁本涛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21-22。

[16]［美］查尔斯·维斯特。一流大学，卓越校长：麻省理工学院与研究型大学的作用［R］。兰劲松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70。

[17]同上，第71页。

[18]［美］德里克·博克。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M］。徐辉，陈晓菲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69。

[19]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教授北大演讲［EBOL］。http：zx。xygdxzixun_59977。html。据当年参与过美国、埃及、以色列戴维营谈判的人说，美国总统卡特所具有的一种能力是他能促成以巴和平的关键。这种能力就是他能从每一个被争议地点的《圣经》名称及其在《圣经》中的作用谈起。

[20]［美］亨利·埃兹科维茨。麻省理工学院与创业科学的兴起［M］。王孙禺，袁本涛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53。

[21]［美］查尔斯·维斯特。一流大学，卓越校长：麻省理工学院与研究型大学的作用［R］。兰劲松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72。着重号是引者加的。

[22]［美］亨利·埃兹科维茨。麻省理工学院与创业科学的兴起［M］。王孙禺，袁本涛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1。

[23]［美］查尔斯·维斯特。一流大学，卓越校长：麻省理工学院与研究型大学的作用［R］。兰劲松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72。

[24]［美］德里克·博克。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M］。徐辉，陈晓菲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72。

[25]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教授北大演讲［EBOL］。http：zx。xygdxzixun_5997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