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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教师聘任制度和学术自由的保护（第2页）

不过，到20世纪90年代，由美国高等教育联合会（theAmeriAssofherEdu）和其他一些组织资助的几项研究，引起了对学术终身职的激烈争论。这种与我国的“铁饭碗”类似的人事制度的负面结果也是明显的。这种制度在几个州受到攻击。在亚利桑那州和佛罗里达州的一些校园，不再采用这种制度。一些州的立法机关也支持废除或削弱这种制度，例如，1996年夏，得克萨斯州教育审议委员会（theTexasSeionittee）就支持解聘一位连续两年被评为差等的教授。[10]

现在人们密切关注的问题，是学术自由是否必须依赖终身职，尽管在20世纪初提出这种制度的时候，是为了保护教师的学术自由。确实有一些院校不提供终身职位，但承诺保护教师的学术自由，比如罕布什尔学院。在相当长时期，这所学院在教师聘任方面严格遵守既定程序，绝不允许对那些非主流的声明、活动或其他事情进行报复，且除非以合法理由，不拒绝续聘任何教师。[11]事实上，AAUP及其他教师组织，也不把正式的终身职当作保护教师学术自由的唯一途径，它的政策中没有任何要求终身职的规定，也从来没有对那些未采用这一制度的学校表达过批评或谴责。AAUP关心的是，教师不能因为学术自由而被解职。应该说，几十年来AAUP为此做出的努力卓有成效。

终身职依然被AAUP所提倡，然而，理由变成了：终身职符合教师个人和院校的利益，是一种值得提倡的服务方式。它不仅可以保护教师的学术自由，而且，它为教师提供连续和稳定的职业，可以使他们从事需要长时间投入的研究工作。这个理由被多数院校接受。MIT前校长维斯特在任时曾说，尽管有时被变相滥用了，但“终身聘任制仍然是合理的……在一流院校，推行这一制度是我们最重要的职责之一，也是一种维持大学长期卓越的根本手段。”他采用英国首相丘吉尔评论民主时的表达方式：“终身聘任制或许是——除其他制度以外——最有害的一种学术制度。”他同时指出，在决定授予一位同事终身教职时，要“非常慎重而负责”，因为这实际上是在确定学校未来30年左右的学术标准。[12]

教师参与学校管理，在美国大学也是一种普遍的制度，一般来说，美国大学的行政权和财政权由学校董事会掌握，而教师在课程与教学，以及教师的人事安排中，有较大的发言权。在一些学校，教师的行为是否属于学术自由的范围，是由教师参议会决定的。这对保护教师的学术自由，也有很大的帮助。

在我国，1949年以后，公立学校教师皆为国家干部。国家干部拥有终身职位，同时，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受中国共产党和它的各级委员会的领导，所以，教师的学术自由应以不违背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为限。

至20世纪90年代，随着政治改革和教育改革的深入，教师的身份、选聘制度也发生了变化。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十七条规定：“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应当逐步实行教师聘任制。”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将“聘任教师及其他职工”，以及对他们奖励和处分的权力，赋予“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更进一步明确，高等学校“聘任与解聘教师以及内部其他工作人员”的权力，由学校校长或校长主持的校长办公会议行使。[13]1999年教育部公布《关于当前深化高等学校人事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重申了高校教师聘任制，及高等学校聘任教师的权力。2002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人事部《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意见的通知》，要求包括学校在内的各事业单位推行人员聘任制。

认真研究以上文件，不难看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教师身份的变化，以及教师选聘制度的改革，其基本目标在于提高效率。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途径，是打破原来僵化的人事制度，以竞争、奖励、解聘和人员合理流动，调动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在教师聘任制度中，保障他们的学术自由，并没有成为政策的重点，甚至缺少基本的关注。从2002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人事部的通知，将高等学校教师聘任与一般事业单位人员聘任混在一起，就可窥见一斑。如果关注到教师的学术自由问题，就可以很容易地看到，高校教师的聘任，应与一般事业单位人员的聘任有很大的不同。我国宪法、教师法、高等教育法，都承认和保障教师的学术自由，但很可惜，在当前的教师聘任制度中，保护教师的学术自由却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这不能不说是我国教师聘任制度的一个缺陷。

[1]周志宏。学术自由与大学法［M］。台北：蔚理法律出版社，1989。233-234。

[2]周志宏。学术自由与大学法［M］。台北：蔚理法律出版社，1989。63-64。

[3]顾建民。自由与责任：西方大学终身教职制度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7。65。

[4]RichardHofstader，WilsonSmith。AmeriHigherEdu：ADotaryHistory［A］。顾建民。自由与责任：西方大学终身教职制度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7。66。

[5]顾建民。自由与责任：西方大学终身教职制度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7。70，147-148。

[6]孙霄兵。外国教师法选编［Z］。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1991。298。

[7]周志宏。学术自由与大学法［M］。台北：蔚理法律出版社，1989。156。

[8]AlanA。Matheson。JudientofAcademiure：Aion［A］。周志宏。学术自由与大学法［M］。台北：蔚理法律出版社，1989。158-159。

[9]W。P。Murphy。Eduis［A］。周志宏。学术自由与大学法［M］。台北：蔚理法律出版社，1989。152。

[10]P。G。Altbach（etal）（Ed。）。AmeriHigherEduthe21sttury：SocialPolitidEiges。Boston：TheJohnsHopkiyPress，1998。57。

[11]罗伯特·M。奥尼尔。学术自由：过去、现在与“9·11”之后［A］。［美］菲利普·G。阿特巴赫等。21世纪的美国高等教育：社会、政治、经济的挑战［C］。施晓光，蒋凯等译。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7。79。

[12]［美］查尔斯·M·维斯特。一流大学，卓越校长：麻省理工学院与研究型大学的作用［R］。兰劲松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15-216。

[13]《高等教育法》同时规定，我国高等学校实行“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意味着，首先，党委对教师聘任的原则及遇到的具体问题有决定性影响；其次，依照行政首长负责制的组织原则，在校长办公会议上，校长的意见就是会议的最终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