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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通识教育的理念（第2页）

22。爱国主义精神与民族认同感

（七）国际视野：全球化视野和多元文化观。

23。理解各种事务的全球联系，形成全球观念

24。多元文化视野

25。使用外语交流的能力

关于以上7类25个目标：第一，目标尽可能全面，每所学校需根据自己的定位、条件和哲学，确定核心目标，作为教育的重点，但对每个目标都应有所关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一个学生无论是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知之甚少，还是对艺术一窍不通，无论是缺乏组织和领导能力，还是缺少同情心和对他人的关爱，都是明显缺点。第二，上述目标涵盖了通识教育的主要方面，而每个方面所包含的内容并非都很具体，需要每所学校根据自己的教育哲学具体化，比如，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学校要确定每个目标的核心内容和核心价值，而像创新能力，则需要从对创新能力的分解入手。第三，并非所有目标都要通过正式的通识教育课程来实现，一些目标更适合通过课堂之外的校园活动来实现。在社团活动中培养学生的组织和领导能力，显然是课堂教学无法代替的，而健康的身体需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日常锻炼习惯。

在实践中，每个国家、每个时代、每个学校的通识教育目标，都是基于特定背景确定的，具有国家特点、时代特点和学校特点。

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很典型。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民众文化认同是一个重要问题，西方价值观被认为是民众文化认同的基础，几乎各大学通识教育中都包括西方文化、美国文化之类的课程。跟欧洲相比，美国中学教育水平不是很高，很多学生中学毕业尚不能熟练地表达和写作，所以，很多大学都将写作作为共同必修课程，像哈佛、耶鲁、斯坦福、伯克利都是如此。20世纪初，通识教育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现时，正值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的胜利，西方人草木皆兵，似乎到处都是布尔什维克的同党和支持者，大学校园里也有，这让他们感到恐惧，现代文明课程开设的目的，“是从总体上把握西方文明的历史背景，使学生了解当今世界面临的种种难题。这门课程被提升为反对激进主义的屏障”[4]。哈佛大学“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的出台则是基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思，“报告”以在大学教育中倡导所谓适应自由社会的美国价值观为核心，而哈佛大学2007年的通识教育报告，在很大程度上是全球化在大学教育中的反映。

每所大学的通识教育目标，体现了学校的教育哲学。

哈佛大学通识教育最为关注的，不是知识教育，而是学生认识自我和世界的方法。“知识的方法”（approaowledge）是哈佛大学核心课程的组织原则。1978年“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关于共同基础课程的报告”特别引用当时的文理学院院长亨利·罗索夫斯基（HenryRosovsky）关于“受过教育的人”的品质的论述，作为共同课程的目标，其中最为显著的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应当能正确评价我们取得和应用知识、认识宇宙、认识社会和认识我们自身的方法。”[5]核心课程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恰当途径。哈佛大学2008年官方网站对于核心课程目标的陈述是：

核心课程与一般通识教育计划不同。它并不以掌握一套“伟大的著作”、掌握指定数量的信息，或肤浅地了解一些流行的知识来确定智识的广度为目的，而是在教师认为对本科教育不可或缺的领域内，寻求让学生了解获取知识的方法和途径。其目的是让学生看到这些领域内有何种类型的知识以及何种探索知识的形式，如何获得和使用不同的分析方法，它们的价值又何在。[6]

2002年，哈佛大学启动新的本科教育改革项目，至2007年2月公布“通识教育工作组报告”，5月在文理学院表决通过，2009年秋季学期开始实行。哈佛大学新的通识教育方案在“新千年全球化”背景中出台，新方案继承了1945年“报告”培养自由社会公民思想的同时，应时代发展，扩展了通识教育范围，将培养“世界公民”融入通识教育目标。“通识教育工作组报告”列举了哈佛通识教育的4个具体目标：

·为学生成为社会公民做准备；

·使学生理解他们既是人类艺术、理念和价值传统的产物，也是其参与者；

·使学生能批判性地、建设性地回应变革；

·使学生理解他们言论和行为的伦理意义。

统领4个具体目标的基本指导思想，是要把学生在大学的学习经历和毕业生将来要面对的世界联结起来，并使学生有足够的智识跟上世界进步的步伐。[7]

斯坦福大学的教育强调学生在主修知识深度和一般知识广度的平衡，通识教育是本科教育的主干，是扩大学生学习领域和知识范围的主要途径。斯坦福大学通识教育有三方面目标：

·向学生介绍包括人文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技术学在内的广阔的学习领域。

·帮助学生为成为负责任的社会成员做准备。

·使学生进入主要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和理性的等塑造当代世界的知识领域。[8]

中国大学各校通识教育也应有不同理念和目标，差异基于各校具体的定位、条件、传统和哲学。多样性蕴含进步的力量，而统一性通常是僵化的表现。然而，基于在传统、时代和国家方面的共同性，我国大学各校通识教育目标又应有相同特点，应体现时代的要求、体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体现大学生全面发展的要求。以下三方面作为我国大学通识教育的内容值得优先考虑。

（一）人文精神教育

这不仅是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一方面，20世纪50年代以后，我国大学过分专业化，而且专业划分越来越细，学生的知识学习限于狭窄的知识领域，这不符合学生全面发展规律，需要“补课”，需要在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方面提高学生的素养，以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社会面临转型，大力发展高附加值的高技术产业、环保产业，提高服务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建设和谐社会，也需要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制造业需要工程师，工程师最重要的品质是对产品生产过程的设计与控制；而服务业面对的是人，需要对社会、市场和人性，以及人的需要有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在国家和社会各个重要岗位上也需要对人文和现代社会有深刻理解的领导者，单依靠技术无法建设和谐社会。需要特别关注的是，人文精神不同于人文知识，有人文知识的人未必有人文精神，要关注教育效果，创新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拓宽教育途径。

（二）科学精神教育和有效思维训练

自从近代人们开始使用科学的方法研究自然界、人类社会和自身以来，经过数代人努力，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并且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各种实用技术，彻底改变了社会面貌。一方面，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效率，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科学是现代教育的重要内容，并不是说所有人都掌握深奥的和专门化的科学知识，科学是部分人的职业，但每个学生都需要有科学意识和科学精神，理解科学的社会意义，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和利用科学思维方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每个人都应该有科学的思考方式，都应该了解科学地获得知识的方法，否则，就不能说是一个真正的现代人，“积极地、有见识地参与各级经济与民主生活需要理解基本的科技概念的能力”[9]。现代社会的许多问题（比如邪教等），都与科学思考方式的缺失有密切关系。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思考方式，是通识教育的另一个重要任务。[10]

有效思维是基于事实和遵守逻辑的思维，它保证人们发现问题，正确地认识和把握问题，并提出清晰可靠的解决问题的路线。在面对复杂问题时，有效思维能力显得非常重要。我国当前的各级教育，过分重视对学生的知识传授和技能训练，而对有效思维训练重视不够。通过有效思维训练，学生要掌握认定事实、认清事物之间的关系、遵守逻辑的推理、发现和纠正错误等能力。有效思维还包括要掌握（至少了解）不同领域的思维方法和获取知识的方法。

（三）民主思想教育

民主是现代主流政治和社会价值观，它是一个庞大的价值体系，除了“人民统治”这一核心价值之外，还包括与此相关的其他一些价值，比如依法治理、所有人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利和个人发展权利、所有人都应当享受社会发展的成果、所有人的合法诉求都应当受到同等的关注、每个人不同的信仰和生活方式都应当得到保护和尊重，等等。民主原则不仅适用于设计国家政治制度，适用于政府制定各种政策，也适用于各种组织处理内部事务，甚至适用于每个人处理与他人的关系，所以，它不仅仅与政治家和社会精英有关，而且与所有的社会公民有关。民主价值观不能只存在于书本中和各种文件中，还必须保存在每个公民的头脑中并体现在每个公民的行动中。没有每个公民的积极参与和实践，民主将不复存在。培植学生的民主价值观，养成学生民主参与的意识和能力，以及使学生在行动中体现民主精神，是通识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

除以上三方面，其他一些方面，比如，责任感、正义感、环境保护意识等，也非常重要，需要学校教育给予充分关注。国际视野对各行业领导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品质，这意味着它对不同层次学校的教育有不同的意义。

二、通识教育不是精英教育

通识教育是公民素质教育，以促进学生全面、一般发展为直接目标，以培养现代社会优秀公民，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和健康发展为根本目标。我们不同意将通识教育只看作人文素质教育，它应包括更广泛的内容；通识教育是一种平民教育，我们反对将通识教育当作精英教育。

把通识教育当作精英教育，是有很深根源的。通识教育与传统自由教育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以至于在现代语境中，这两个词甚至可以互换。我们已经揭示，无论从社会基础还是从思想基础来看，自由教育都是一种具有贵族主义、精英主义倾向的教育，现代社会仍然有人追随这种传统自然不足为奇。其中，美国保守主义政治学家列奥·施特劳斯（LeoStrauss）是著名的代表。

1959年6月6日，施特劳斯在芝加哥大学的大学学院“成人自由教育基本计划”第十届毕业典礼上，发表题为“什么是自由教育”的著名演讲。[11]演讲中，他直言不讳，“自由教育是在民主的大众社会中建立一种贵族制的必要努力。自由教育呼唤着大众民主中那些有耳能听[12]的成员，向他们呼唤人的卓越”。施特劳斯认为，现代民主“不是大众统治，而是大众文化”。他非常贬低大众文化，把大众文化说成“一种被没有任何智识和道德努力，并因此极为廉价的最平庸的能力所占据的文化”。所以，需要一种自由教育，来对抗大众文化。“自由教育是大众文化的解毒剂，它针对的是大众文化的腐蚀性影响，及其固有的只生产‘没有精神的专家和没有心肝的纵欲者’的倾向”。

“自由教育是在文化之中或朝向文化的教育”，即以文化培育高贵的心灵。施特劳斯此处的“文化”是特指的文化，而不是复数的文化，或多种文化中的随意一种。事实上，他对现代复数文化概念相当不屑与蔑视，在他看来，这无疑是要承认文化是任何人类群体中存在的任何行为模式，“因此我们就不能不说存在着所谓‘郊区文化’或‘青少年文化’，无论这些人的行为是守法或违法。换句话说，任何精神病院之外的人都可以称做有文化的人（aculturedhumanbeing）”。文化在今天的用法与它的原初意义相比，就像一个“由园子里的垃圾，由那些空的锡杯和威士忌酒瓶，由那些写满字的被随手扔在园中的废纸”组成的花园，而所谓文化的“原初意义”，就是“西方传统意义上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