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第一节 领导与战略02（第1页）

第一节领导与战略02

3。知不足与努力的方向

没有先进的办学理念，很难创建一流大学，这是历史所揭示的一条重要结论。正在创建一流大学和热情关心创建一流大学的我国人士，充分认识这条重要结论，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我国的特殊国情给我们高等教育界带来了一个特殊的不足，即轻视高等教育理论和办学理念的指导作用。

第一，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我国都是一个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小农经济思想的特点是崇尚经验，轻视科学。这种思想在我国可谓是根深蒂固，影响到各个领域。

第二，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体制。偌大的中国，是按一个模式办学，正如人们所说：“谁都可以当校长，但谁也当不好校长。”因为大家都得按同一个“红头文件”办事。当然，也就排除了对高等教育理论和办学理念的研究。

第三，我国近现代高等教育起步很晚，至今才100多年的历史。而她又是诞生在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形成之时，清末民初是学习日本，后来是仿效欧洲和美国的模式。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一边倒”政策，全盘照搬苏联的模式。后来，“左”的思潮逐渐抬头，最后酿成“十年灾害”。我国这种特殊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宏观大背景，以及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先天不足，留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后遗症是：有意或无意地轻视甚至否定高等教育理论和办学理念的指导作用。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现代大学，职能更多样，内外关系更复杂，发展的速率更快，研究的难度更大，仅靠少数人的研究是不够的，必须借助外脑，需要很好的调动学校内的高等教育科学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智囊团作用。美国那些著名大学，都有专门的研究学校发展的机构。对关系重大的发展战略研究，还组成专门的研究班子，专题进行研究。例如哈佛大学19世纪40年代关于“自由教育”的研究，19世纪70年代关于“创新核心课程”的研究；麻省理工学院20世纪40年代关于加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关于工程教育的研究，都是由专门班子历经数年而最后才做出科学的分析，提出先进的办学理念的。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这都是时代发展使然。[11]

（二）教育教学理念

教育教学的理念，内涵很丰富，如以人为本的教育、全面发展的教育、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相融合的教育、通识教育、素质教育等。下面主要介绍“以生为本”的教育理念。

《高校教学评估理论与实践课题组论》撰写的“高校教学评估与大学自由精神”一文[12]，从评估指挥棒的视角，阐述了如何引导以学生为本的教育教学理念。

阿什比曾说，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与“环境”作用的产物。这里的遗传指大学作为学术机构的内在逻辑，遗传的保持需要自由精神；而环境作为外部力量作用于大学，其实质是外在社会逻辑对大学的规范与影响。

由于特定的历史和时代背景，我国大学曾长期运行在与社会边界不清的环境中，以国家权力为主导的政治力量和以金钱为象征的经济力量极大地介入到大学办学之中，挤压着教育内在规律和学术权力的存续空间，教育的基本规范秩序在我国大学还没能有效建立，大学的自由探索精神的生长缺乏必要的土壤。因此，高校教学评估的最基本价值就是引导大学摆脱对外部压力的屈从，确保学校中的“行动者”遵循基本教育规范，根据高等教育的一般规律按照学校教育教学本身的游戏规则办学，在大学内部建立起比较完整的教育教学工作基本规范和制度系统。通过这些规范和制度，大学的教育教学活动和整体运行基本能保持一种秩序和稳定状态，确保学校办学行为的连续性，从而使学校教育教学活动中的主体能够根据以往的经验对自己的教育教学行为进行调整，并在此基础上经过一定的积累逐步形成大学自身的办学传统和特色，产生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评估指标体系是大学办学的“一个重要指挥棒”，是现代大学自由精神的重要支撑。

虽然大学办学行为的规范化和秩序化是自由精神的基础，但这种规范和秩序本身并非现代大学的最终目标追求，而是实现更高层次目标的基础，是长远价值理想实现的前提。

对于大学而言，教育价值是本体的和内在的，社会价值是外在的，人的价值是终极的，教育的一切目标最终只能通过促进人的素质全面和谐发展得以实现。社会价值在现实中体现为教育外部尤其是国家政治对高等教育的要求，教育价值在现实中体现为教育发展的规律，这是实施高校评估应遵从的外部和内部的双重尺度。“培养是教育的根本职能，是教育的本质所在”，“在人、教育、社会的三维关系中，人处于最基本的地位，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而且人也是教育与社会发生联系的中介。因此，人是人、教育、社会三维关系中的核心，也是世界的最高价值。”高等教育作为教育体系中的一个阶段，理应高扬“人是教育的最高价值”这一主题。赫钦斯就旗帜鲜明地指出：“教育的目的，不在‘制造’基督徒、民主党员、共产党员、工人、公民或者是商人，而在培养人类的智慧，由此而发扬仁性，其目的是人格，而非人力。”

现代大学作为社会分工体系下的高层次教育性学术组织，人才培养是其基本价值和主体职能，也是大学的立身之本。促进人的主体价值的实现和人的自由解放是高等教育目标的根本。“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一切人要自由发展，就必须关注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又是千差万别的，根据每个人的能力、性格、气质和所处的环境条件大不相同。因此，关注人的自由发展，就必须关注人的内在感受的丰富性和个人本质力量的完整性，并把这种丰富性和完整性视作是一个自由社会的“条件”，以实现“化民成俗”“建国君民”的社会教化目的。

杜威在其《自由主义与社会行动》中，提出了教育中的以合作态度与质疑探究的科学精神为核心的“自由智慧”概念，并将这种自由智慧视为解决社会诸问题的关键，为培育自由智慧，学生应在“问题情境中自由地主动地积极地探究，并以合作的经验的智慧方法促进个人发展”。这应是我们所强调的自由教育的精髓。而这种自由教育的实现是有条件的：第一，要从学生的现在出发，利用学生的需要和兴趣，尊重学生的意愿和要求；第二，要面向未来，考虑社会对个体的要求，强**育对个体的发展负责；第三，要自觉把学生现在与未来辩证统一起来。

由于种种原因，目前我们的高等教育领域实现的还是一种带有相当的实用性和强制性的不自由的教育，对眼前物质和近期功利的关注远甚于对人的整体性精神和美好生活的追求，教育过程中被逻辑化概念所虚化了的人遮蔽了对具体个人的生命关怀。

（三）学术研究与育人相统一的理念

刘铁芳撰写了《重新甄定大学学术研究的根本目标》一文[13]，全面论述了学术研究的根本目标，重申了学术研究与育人相统一的理念，主要观点如下：

学术研究是大学教育的重要基础与大学精神的主要内容，其品质直接关涉到大学教育的核心品质。当前大学学术研究中的浮躁学风，偏离了大学的根本目标，是直接导致大学教育品质欠缺的重要因素。重新甄定大学学术研究的根本目标，回归育人为本的大学理念，乃是提升我国文化创造力的基础。

1。大学以育人为本

从柏拉图伊始，把教育分成不同的层次，在学龄初期进行音乐和体育的教育，学龄中期开始进行各种知识的学习，学龄后期开始学习哲学和辩证法。柏拉图把辩证法的阶段看成是人的完成阶段，因此，他提出，“教育在最高的意义上就是哲学”。近代大学的最初学科主要包括哲学、神学、法学和医学。哲学和神学促进人在精神世界的完整性，法学指导人在现实世界中的实现，医学则直接服务于人的身体。显然，初始的大学以化育完整而健全的人格作为其根本的目标，近代大学理念可谓柏拉图教育理念的续接。作为古典自由教育传统杰出代表的纽曼，其大学理念的核心正是以普遍的知识来培育完整的人。以纽曼为代表的古典主义大学理念，坚持以教学为中心，以教授普遍的智知为基础，以启迪卓越的心智作为教育的核心目标，大学呈现出鲜明的保守性。

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知识创新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大学也越来越不满足于纯粹的教学，研究逐渐成为大学的基本功能。这种转向的标志乃是1810年德国柏林大学的诞生，作为柏林大学奠基人的洪堡提出大学革新的四项基本原则：研究与理论的结合，精神的自由，学生学术的自由，学术研究的公开。在洪堡看来，“大学旨在让人领悟科学的统一性并具备创造力，所以创造力的培养是大学教育的重点”。而创造力培养的基础正是科学研究，“只有在高等学府尽可能地把科学作为思想基础时，才能达到高等学校的目的，而独立和自由是这个领域的关键”。显然，在洪堡的大学理念中，大学的根本目标是成就以发达的创造力为中心的个体人格，而达成这一目标的基本手段正是独立和自由的学术研究。“大学若能完成它们的真正使命，则不仅能为政府眼前的任务服务，还会使大学在学术上不断地提高，从而不断地开创更广阔的事业基地，并且使人力物力得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洪堡在充分地提出大学研究功能的同时，又以教与学的自由来保障大学核心目标的实现。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美国大学的兴起，美国大学在效仿德国大学的同时又在大学之中融入了其实用主义精神，在突出大学研究和教学功能的同时也扩展了大学的社会服务性功能，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成为大学的新模式，以斯坦福大学为标志的硅谷就是各国大学争相效仿的典范。但我们应该看到，美国大学在有着实用主义的痕迹的同时，在追求大学社会服务性功能充分实现之外，其核心功能依然保持着保守性的特质。如在哈佛大学的法学院、医学院和商学院，在积极发挥其社会服务性功能的同时，依然显示出浓郁的古典主义大学特质。甚至在今天，美国依然有不少大学审慎地保守着古典主义大学的理念，比如普林斯顿大学。

以蔡元培时期的北京大学为其始的我国现代大学的创生，直接间接地承续了洪堡的大学传统。蔡元培先生倡导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大学传统，与梅贻琦“大学非大楼而是大师”的大学理念，可以说一开始就把大学目标牢牢地铆定在学问人格上。在20世纪上半叶内忧外患的背景下，我国的大学依然人才辈出与蔡元培、梅贻琦等杰出的大学校长牢牢地把握住了大学的根本目标是密不可分的。

2。学问化育人格：大学学术研究的根本目标

雅斯贝尔斯提出，大学有四项任务：①研究、教学和专业知识课程；②教育与培养；③生命的精神交往；④学术。这四项任务是一个整体，它们构成了大学的理想：“大学是研究和传播科学的殿堂，是教育新人成长的世界，是个体之间富有生命的交往，是学术勃发的世界。”每一项任务都是大学理想生命体的一部分，其中，研究与教学的统一对大学理想和任务的实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雅斯贝尔斯看来，除了单纯的事实和技巧传播之外，教学和科研还应有更多的追求。“它们的目标应该是塑造整全的人，实现一种最宽泛意义上的教育。”学生通过真理的探索和研究，可以促进生命的成长，各种学术研究和教学都是真理的展现，都是为了帮助生命成长。

显然，大学的学术研究不仅仅是培育新知，更是以学问精神来化育新人。确切地说，是在培育新知的过程中启迪人格，化育新人。大学的学术研究首先成就的是学者自身的人格，因真理而得自由，这就是陈寅恪先生在为王国维的挽词中所写的“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这一点也成为学者人格的标志。学问对学者自身人格的成就无疑是大学教育的基础，是学术研究的育人功能的根本依据之所在。与此同时，广博的学问精神敞开年轻人的生命空间，使他们的情感得到充分的陶冶，并使他们的理智得到充分的扩张与锻造，由此而获得心灵世界的扩展，大学的学术研究也因此而成为引领年轻人成长的重要基础。

大学问作为大学的基础，意味着学术研究乃是大学的根本性支撑，大学学术研究水平直接成为大学水平的标尺。大学学术水平的高低以及大学教师之间的学术争鸣，其对于大学教育的意义正在于它所敞开的大学心智空间的高低与大学精神陶冶的可能性。否则，大学就与作为社会机构的研究机构没有任何差别。由此，高深的学术研究，以及这种研究向大学教学与大学精神的自由扩展，是奠定大学之为大学的根本。

大学学术研究直接作为大学课程教学与学生人格培养的基础，这其中的内涵主要有四个方面：①大学学术研究直接成为大学课程教学与学生培养的内容，而大学教育则直接成为学术研究本身的内在动因与目标指向。这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学术名著大多是当时的大师的讲义可见一斑，他们的研究与教学几乎是融为一体，研究直接指向教学，而不是供外人评鉴的学术成果——尽管实际上也可以作为普遍性的学术成果，但这只是辅助性的目标。②不同学科的学术研究互相支持，引领大学生超越狭隘的专业技术教育，成为大学通识教育的重要资源，为大学生精神成人提供开阔的视野。大学的学术研究不仅指向专业人才的培养，还指向人文通识素养的培育，为非专业的人提供精神启迪和熏陶，体现了大学学术研究对学科与专业的开放性，实现了大学学术研究资源的充分共享，使大学育人功能得以充分扩展。③学术研究中所体现出来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品格，对年轻人学问精神的开启。④大学学术研究中所显现出来的彼此争鸣、自由探究、追求真知的精神态度，对年轻人的人格示范与激励，成为大学精神的灵魂。

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说，教育乃是养成人格之事业。大学作为教育的高级阶段，它的根本目标在于培育完全之人格，这意味着任何大学的实践都应该从这一根本目标出发。大学的功能在不断扩展，但万变不离其宗，大学功能在扩展的同时又需要不断的回归，即回到大学的根本性、初始性的目标。大学以育人为根本目标，而育人以大学问为根本支撑。这就是梅贻琦所说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师无疑是大学问的象征，大学的根本意义就在于以大学问来开启博大的人格。在个体心智发展接近成熟的阶段，通过对博雅而精深的智识世界的开启，全面地引领个体灵魂的上升，无疑是大学不同于中小学教育的根本之所在。而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学的标志，正是在于大学首先是大师昭示的精神境界，引领着年轻后学者的精神路向。大学的精神空间无疑存在于大师的精神世界之中，存在于大学教授所开启的心智空间之中。无条件地追求真理，无疑成为大师的精神标志。

3。大学学术研究目标的偏离

近年来，中国大学在谋求自身发展之时，也在积极谋求与世界大学接轨，教学、科研、生产一体化的新大学模式成为我们争相效仿的大学发展路径。与此同时，随着市场经济模式的逐步建立，经济至上已然成为一种基本的意识形态，大学也迅速被卷入浮躁的社会潮流之中，如何有效地向市场靠拢，以赢得大学的资源，成为大学努力的基本方向。在大学功能不断扩展、大学根本性目标出现偏离的背景之中，大学学术研究首当其冲地开始偏离育人的目标，而更多地指向市场，我们急于想通过大学学术研究来扩展大学的市场影响力。大学在市场的冲击下，开始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一旦学术研究成为大学扩展自身利益的工具，学术研究就不可避免地偏离自身应有的目标。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今天的大学学术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早已成了“为人”之学。“对实用性的推崇使得学者不再将追求真理看作自己不容更改的使命，而是将追求有用和效益最大化作为自己的努力方向。”

随着大学扩招、大学升格，大学竞争加剧，以及我国大学中官本位管理模式的根深蒂固，大学学术研究越来越多地成了提升大学外在指标的手段，以至于大学学术研究的工具性价值被极大地强化。今天，大学学术研究的重要性被极大地抬高，但学术研究地位的上升带来的并不是大学教育教学质量的同步上升。大学教师对科学研究的投入远甚于对教育教学的重视，热衷培育新人——特别是在本科教学过程中，早已不再成为大学教授的佳话。与此同时，学术研究越来越多地与课题、奖励挂钩，成为学术体制化中的一个环节，而不是指向教学的需要。大学学术研究已逐渐偏离育人这一根本性目标，而将之降格为辅助性目标。当学术研究成为达成外在性指标的工具时，大学的学术就成了典型的“为人”之学，为的是统计表上所代表的项目、工程数字，而不再眷顾大学学术本身的内在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