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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大学组织的特殊性（第1页）

第一节大学组织的特殊性

没有哪一个组织的理性设计能够优化组织所有的合法利益，例如一个可以为科研提供最有效支撑的大学组织结构，将完全不同于另一个密切关注本科生教育的组织机构。

——罗伯特·伯恩鲍姆

大学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组织，它承载着其他组织无法替代的特殊功能。大学作为非营利组织，以教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为宗旨，属社会组织的第三部门，既不同于政府组织，也不同于企业组织，不以追求利润为目的。

社会学家艾兹奥尼将社会中的组织按其支配组织成员的方式分为强制性组织、规范性组织与功利性组织三类。比如，军队之类的组织就是典型的强制性组织；企业之类的组织则是典型的功利性组织，这些组织对其成员的支配主要依靠物质的刺激手段；教会之类的组织则是规范性组织的典型，对其成员的支配主要依靠精神的监督手段。当然，现实社会中不存在绝对的某一类组织，但在理论研究的视域中，可以对社会组织进行理论上的归类与解释。因为从支配成员的手段看，任何社会组织对其成员所能采取的支配手段不外乎这三种。从规范性、强制性与功利性这三个维度看，大学作为一种以文化知识为核心要素的社会组织，其凝聚组织成员的主要手段是规范性，其组织文化表现出明显的规范性特征。其属于社会组织的第三部门。[1]

下面我们分别从大学的工作特征、群体特征和组织特征三个方面来说明大学组织的特殊性。

一、工作特征：知识生产、传承的创新性、卓越性

众所周知，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是大学的根本任务，也是大学的组织目标。而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又以知识创新、传承、发展为基础和载体。而知识生产、文化传承又有其自身发展规律，同物质生产有着本质区别。

大学主要不是一种以经济效益为目标的产业机构，而是一种文化教育机构。无论就其主要社会功能而言，还是就其核心活动而论，大学的存在主要都是为了传承人类社会的科学与文化，传承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经验，并在这些领域不断探索新知。高等教育管理的主要对象就是人们在高等院校中所从事的活动，以及人们在从事这些活动时所发生的社会关系，因此，高等教育管理的人文特质也应是不证自明的。我们应当看到，知识的生产与物质的生产有着重要的特性差异。在物质生产中，数量往往直接意味着效益，同一产品的大规模复制可以产生巨大的经济价值，而对生产者活动的精密监控能够直接促进经济效益的提高；知识生产则不同，同一知识的复制只能视为无效的知识生产，严密的监控往往不利于探究精神和创造能力的自由发挥。同时，我们更应当看到，人的培养与物质生产之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从根本上说，物质生产过程存在着确定性和可控性，物质产品是被生产出来的，而人的培养则以人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等特性为基础，人是能动地自我实现的。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过程，对这两种过程的管理也应各有不同。在高等院校的管理过程中，占据首要地位的应当是人文性而非经济特性。[2]

启示：大学是生产知识、传承文化、培养人才的地方，和物质生产有着本质上的差异，创新、自主、人文、追求卓越具有其特殊的价值和意义，既是大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又是大学区别于其他类型组织的本质属性。

二、群体特征：知识分子的学科忠诚性、自主性

传统大学是学者的社团，是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他们每天都在学习知识、传承知识、整理知识、反思知识、创造知识以及应用知识。这个群体具有典型的知识分子特征：他们忠诚学术，时时关注自己学科的发展动态，对学科以外的事情漠不关心；信服学术“权威”，反感“外行领导”；追求“民主”“自由”的氛围和管理模式；既有实现“自我价值”的强烈愿望，又有“清高”的心态。这个群体更看中的是精神力量、自身价值、民主权利、学术权威，最反感的是“指手画脚的行政命令”，他们具有学科忠诚性、自主性等特征。

（一）教师的学科忠诚性

同其他组织成员比较，教师除了对自己所在组织（大学）忠诚之外，还对自己所从事的专业、所在的学科忠诚，具有“双重忠诚”。在某种意义上，对学科忠诚更强烈。大学教师视学科、专业为自己的事业生命，因为他们一生可以不停地选择适合自己的学校，而学科、专业则是他们一生安身立命的基础。离开了自己的专业，也就失去了自己的特长、自己的价值及自己的希望和理想。

因此，大学教师有以下一些特点：工作上要求自主而不受监督；抵制或厌烦对自己工作的行政评价，而非常在乎同行的学术评价。他们把毕生的精力和才华都投入到了为之奋斗的教学和研究的学术领域，他们往往把对本学科、本专业知识体系的深刻理解、探究看得高于一切。[3]

（二）教师的自主性

自洪堡时代以来，“学术自由”与“自治”就成了大学的代名词，大学必须让教授们享有研究与教学的自由，否则学术的生命将窒息。一名教师可以放弃在大学工作的机会，但他决不能放弃自己的专业。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学教师对大学组织忠诚的关键在于这所大学能否实现其学术抱负与理想。[4]

大学教师是崇尚自主、自由的群体，这是由他们的工作性质决定的。他们的劳动属于创造性劳动。学术工作是教师的本职工作，而从事学术工作需要独立思考、需要创新和探索；同时，还需要不迷信权威、不唯上、不唯书、只为真的坚守精神和勇于探索、甘于寂寞的献身精神。否则就不会成为一名有作为的教师，只能成为照本宣科的“教书匠”。

（三）经典理想型知识分子应有的品格

西南大学教育管理学院陈金凤教授等撰文“当代大学教师学术人格探析”，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全面阐述。[5]

1。自由独立精神

对于经典理想型知识分子而言，人们最为看重的也许是其自由独立的精神。早期的“自由漂浮”状态部分提供了独立性的制度保障。左拉时代的经典知识分子，大都是作家、新闻记者、艺术家等自由职业者或所谓波西米亚式群落，他们往往是业余或半业余的。故曼海姆称知识分子为“自由漂浮物”，是一个完全没有根基的社会阶层，具有同质性与异质性两重性。同质性指他们有大致相近的文化背景，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异质性指其主张可能迥异，可以像未附着在“皮”上的“毛”，在天空自由飘浮。但现代绝大多数知识人为生存计，不得不成为各种体制内的“有机化”知识分子。萨义德所讲的知识分子的“业余性”，也许是专业知识分子在新形势下继续保持其独立性的迫不得已的一种选择。

2。超然与介入的统一

“超然”，即知识分子应该与整个社会保持一定的疏离状态，在社会角色分工中有一块专属于自己的独立营地，以非功利的心态潜心于专业知识本身，在各自的专业领域从事文化价值创造与创新。“介入”，即当有社会需要时，知识分子必须从纯专业领域暂时抽身，关注和参与社会公共事务，能够从超个人、团体的社会立场与超功利目的出发，主动介入社会。用爱德华·W。萨义德的话来说，知识分子应该保持“面向公众（topublic）”和“为了公众（forpublic）”的社会参与意识和批判精神。换句话说，经典理想型知识分子在学术人格上表现出世精神与入世精神相统一、价值性与工具性相统一、非功利性与功利性相统一。

3。社会的公共关怀与社会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