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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德育思想（第2页）

前文讲道，孔子经常向老子就道德问题进行讨教，老子“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的规劝也深深地影响了孔子的人生观与道德心态。老子的话的意思是：孔子你是个君子吧，君子就要守道待时，时运来到就像驾车的人一样快马扬鞭奋勇向前，若时运不济你最好就像那荒原的蓬草一样随风而动地调适自己。老子寓意深刻的谈话，孔子可以说是默记在心，他不仅时常提醒自己要心境恬淡，而且教导弟子要随遇而安保持良好心态。

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如果荣华富贵是可以求得的话，就是干手执皮鞭守护市场秩序那样的下贱差事我也是乐意的。但如果得不到那些，我也不会垂头丧气，而是要去干我喜欢的事情。孔子一生堪称命运坎坷，甚至有些生不逢时。孔子虽出身名门贵族，但到了他那一代，家世已经很没落衰败了。孔子三岁就死了父亲，从此幼年的他与母亲相依为命，可不幸的是，十七岁时母亲辞世，生活的艰辛与重担一下落在年少无靠的孔子的肩膀上。为了求得生存，他干过许多在世俗的眼光看来很卑贱的事情，如他替人放过牛羊，看管过仓库，并主要靠干替富贵人相礼的“儒”（儒家学派由此得名）职维持生计。他用自己的现身说法教导弟子说：“吾少亦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纵观孔子一生，他的确是一个善于调节自我，保持乐观心态的人，且当“不得其时”时他确实也是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干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孔子前半生未能步入仕途，家境也很贫寒，他并未因此丧失进取精神，而是如饥似渴地研习古代典章制度，四处求学礼仪，遂成博学君子。年过半百的时候，他在鲁国步入官场当了中都宰，由于为政有绩升为司空再升为司寇（相当于宰相），然而好景不长，他仅做了三个月的司寇。孔子对这些荣辱是不喜不惧，在位时认真办事，颇有政绩，从齐国收回了鲁国的几个城池。当鲁国不重用他的时候，便带领一群弟子，坐着马车周游列国推行他的仁政主张，在外流浪漂泊了14年，即便是穷到饿肚子的程度，他也不心灰意冷。当诸侯各国对他不理不睬，而自己通过十多年的努力也未能说服统治者推行他的政治主张时，他便回归故里聚徒讲学。虽然此时他已是68岁的老人了，但他依然以一颗充满活力的年轻的心去感化教育弟子，并亲自编纂教材讲授《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培养了不少杰出的人才。他一再告诫弟子要正确地对待富与贵、贫与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要保持良好的“道”心。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一个人只要有了孔子那种处变不惊、贫贱不移的道心，自然就能够守道安贫，不畏权贵，不为物喜，不以己悲，保持乐观旷达的平和心态，恰如孟子所言：“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孔子讲的“仁者乐山”（《论语·雍也》）是有深刻寓意的，它要求人们不仅要有山的高大、恢弘，还要有在逆境面前，在荣誉面前坚如磐石的“山”的静穆与稳重。

5。道德教育重在行“不言之教”

老子的道德教育主张是由他的天道自然的哲学观决定的，在《道德经》中老子对自己的“无为”哲学观有诸多的论述。他说“道”对万物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道德经·十章》），那么法天地之圣人，当然也应该是“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道德经·二章》）。按照天道自然的规律，社会应该多实行“无为”之治，而且“无为”之治还会带来良好的社会效果：“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道德经·五十七章》）在老子看来，正因为统治阶级政令太多，对老百姓约束太严而自己的私心欲念太重，才造成了“民弥贫”“国家滋昏”“盗贼多有”（《道德经·五十七章》）的“不德”的反道德现象，因此，在教育方面也要奉行“无为”之道。老子明确主张要“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道德经·二章》）老子认为，不假言词的教导，就是身体力行的教导，并不是不要教育，而是要重“行”轻“言”的典范教育。老子坚信少说话的教育是合乎自然之道的教育：“希言自然。”（《道德经·二十三章》）老子行“不言之教”、“希言自然”的教育观与近代西方的自然主义教育理论和当代美国道德教育家班杜拉强调榜样作用的社会学习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正所谓“英雄所见略同”。

孔子作为一代思想家和教育宗师，自是懂得对人类道德教育理论与经验的总结和借鉴的，尤其是对老子奉行自然的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和行不言之教的道德教育思想完全是“默而识之”的。当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时，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君臣率先垂范，民众自然响应。如果统治者没有私欲，即便是用奖赏的办法去鼓励偷盗，老百姓也不会去干的，孔子说：“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为官清廉，则民风自朴；政治腐败，则盗贼不止。这是被人类社会的历史所一再证明了的真理，“上梁不正下梁歪”可算得上是对行不言之教的反面注解。孔子的教育观与政治观是高度一致的。在教育上，他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的师德典范。他自己一生是“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以致顺次达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的由道德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登峰造极之道德造化境界。他对学生施行的德教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的不言之教，正如他自己所说“子欲无言”（《论语·阳货》）。当弟子问他：“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孔子与老子一样，立即把天道拿来作比较、打比方：“无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天说了什么呢？一年四季不是照样运行吗？万物不是照样生长吗？孔子充满自然哲学智慧的回答正是他关于道德教育方法论的表达。抚今追昔，我们今天这个充满物欲而躁动不安的社会以及一些教育者言行不一的表现给我们的学校德育带来了多么大的负面影响和伤害，学校德育的低效甚至无效难道不值得我们进行孔子般的借鉴与教育反思吗？

6。道德品质的形成主要依靠道德主体的自我教育

在个人道德品质的形成方面，老子高扬人的道德主体性的大旗，教导人们应执著于对人生终极目的“道”的追求，不要受五光十色的外界的**，而要成为一个具有自我修养的自我教育的道德主体。他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道德经·十二章》）意思是说：缤纷的色彩，令人眼花缭乱；嘈杂的音乐声，使人听觉失灵；丰美的食物，使人口舌不知其味；纵情打猎，使人心发狂；珍贵稀奇的东西，容易诱使人失去操守而犯下偷盗的行为。因此，修道的圣人只求果腹而不求声色之娱，所以要摒弃各种感官的**而心存无欲。老子通过打比方讲事实的方式劝说人们，人应该在充满**的现实社会中控制和把握好自身，不要受感官的蒙蔽，而且个人道德修养的过程恰恰就是个人私欲不断减少的过程，正所谓“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道德经·四十八章》）老子教导人们时常要反躬自省：“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涤除玄鉴，能无疵乎？爱民治国，能无为乎？天门开阖，能为雌乎？”（《道德经·十章》）大意是，能做到精神与形体合一而不分离吗？能专心致志地把精气调和得十分柔和，像无欲的婴儿一样纯朴吗？能洗涤思想的杂念，使心地清澈犹如一尘不染的明镜吗？能热爱人民治理好国家，自己做到自然无为吗？能够不受感官的**，甘于居静守雌（柔）吗？老子这种重道德主体的自觉性、自律精神和不断超越自我的自我教育法，与现代教育提倡的主体性教育思想是不谋而合的。

作为把道德教育作为最高的和首要的教育目的的孔子，他重视道德上的自我教育的主体性教育思想明显打上了老子的烙印。孔子非常强调道德主体的“内省”作用，他告诫弟子要“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自内省也”。（《论语·里仁》）见到好的道德榜样，就要主动向他们学习看齐，见到不好的人和事，就要反躬自省自己是否也有类似的毛病。孔子十分欣赏那些知错能改的人，他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今；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子张》）有过则改，自然是令人称赞的。孔子一生最忧虑担心的是那些不学无术、不善不改不知自我反省之辈：“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孔子与老子一样认为，道德品质的形成主要依赖个人的自我修养与自我教育。他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

孔子从老子那里承袭而来的注重“内省”的自我教育方法，使无数弟子通过自我修养、自我矫正而成为品德高尚的人。曾子就是其中之一，他每日不断内省修养，以至于“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吾·述而》）孔子还提出，真正的道德君子有“九思”，全属内省的内容。如果通过内省而没有发现什么错误，则可以“内省不疚”（《论语·颜渊》）；如果有过失，则可以在内省的基础上进行自我教育、自我修养，做到有则改之。

（三）儒道融汇对我国学校教育与德育改革的启示

老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他所著述的《道德经》开创了我国古代道德哲学的先河。他虽然不是教育家，但是他关于道德和道德教育的诸多论述不仅思想深刻、内涵丰富，而且见解独到。而作为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的孔子，不仅“信而好古”（《论语·述而》），而且虚心好学，广采百家之长，其弟子辑录而成的反映孔子教育思想的《论语》更是成了我国古代教育经典中的奇葩。儒家学说之所以能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教育的主流，与孔子对老子道德教育思想的借鉴与弘扬是分不开的。我国在21世纪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课程改革运动，改革的成败直接关系到我国教育的发展乃至民族的未来。中国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和教育历史，在这个多元而开放的世界里面，孔子及其所开创的儒家对道家老子思想的吸收与弘扬给我们今日的学校教育和德育改革带来了诸多深刻的启示。

1。教育与德育改革应当充分尊重我国的历史文化和教育传统，做到“古为今用”

近现代的中国，教育改革此起彼伏，一直就未停止过。屈指数来，旧中国从洋务派主张的“新教育”的“洋务运动”到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实行的教育改革运动共计就有六次；而新中国成立后从1950年首次教育改革到21世纪初实施的新课程改革运动又有八次之多。总的来说，这些教育改革在使传统教育走向现代教育方面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也毋庸讳言，其间某些改革在实现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传统向现代的转换方面并未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相结合的观点，而是将历史与现实割裂开来，对传统文化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如“五四”运动提出的“打倒孔家店”，“文革”时的大破“四旧”以及“四人帮”横行时的“批林批孔”运动等做法使传统与现代出现了断裂，从而使许多现代的年轻人不知道我国古代灿烂的道德文明与教育文明。不少人在传统伦理道德方面成了“道德文盲”，甚至一些专事教育理论研究的学者由于对我国传统教育理论遗产一无所知而每每在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探索的双重层面上“言必称希腊”[9]，产生了一种无知的盲目崇洋心理。这些做法无论是对教育科学研究还是教育改革与发展都是极其不利的，尤其是对中国本土教育理论的形成和中国教育的本土化来说，那简直可以说就是一个“致命伤”。抚今追昔，怎不令人扼腕叹息？！

事实上，孔子在借鉴融汇老子道德教育思想以及上古优秀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创立的儒家文化和道德教育学说，在诸多学派中能脱颖而出甚至鹤立鸡群，自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儒家擅长办学，尤以伦理道德教育彪炳史册。自儒家创始人孔子首创私学布衣授徒以来，德育在儒家教育理论与教学实践中一直占据着中心地位，并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而颇具中国特色的德育观，它支配着中国的教育长达两千多年之久，铸造了一种以儒家政治理想、伦理道德观念为核心的中国道德型教育模式。儒家德育思想，不独对中国而且对儒学文化圈的亚洲国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今天，它已成为一份珍贵的世界德育遗产而备受西方教育界的青睐。

当然，应当看到，任何一种思想意识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这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10]“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11]因此，儒家德育思想中也有一些消极的、在今天看来是过时的东西。比如：儒家的德育目的、任务和以“纲常”为核心的某些德育内容等，已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和现实的社会基础。然而，儒家在长期的德育实践中形成的一些德育理念、经验与方法甚至许多超越时代和阶级的一般道德提倡，却是不能完全否定的，否则，我们就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历史是不能割断的，正如毛主席曾经讲过的那样：我们必须尊重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毛主席本人对孔子的许多言论与观点也是持非常肯定的态度的，比如，他从孔子“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中抽取“讷”“敏”二字为女儿取名李讷和李敏，希望女儿成为像孔子所说的那样的说话谨慎小心做事雷厉风行的“君子”。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也十分肯定儒家讲的“慎独”的修养方法，希望共产党员能达到自我约束的道德“慎独”境界。因此，我国的德育改革唯有在批判继承以儒家德育思想为代表的传统德育理论的基础上才有中国德育的生命之“根”与未来之“命”。

2。在教育改革的价值取向上，不要将某一理论全盘否定或定于一尊，而应秉持中庸立场，做到相互融通

我国的历次教育改革，在冲击教育积弊、催化新的教育模式、孕育新的教育主张方面是起到了推动作用的。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教育改革常常违背中庸之道，不少是以错误纠正错误的方式而展开的。比如，“**”时期，针对教育领域里的“书本至上”“分数至上”的弊端而实行的“开门办学”和取消考试的教育改革，不但未能把教育推向进步，反而使教育质量严重下滑，学校教育几乎崩溃和瓦解，导致教育的历史性大倒退。我国自2001年以来开始实行的新课改运动，一些人的提倡和做法似乎又在重蹈历史覆辙。例如：有的人将新课改所倡导的素质教育当做应试教育的矛盾概念，试图跟由自己冠名诠释的“应试教育”进行“最彻底的决裂”[12]；有的人把中小学教育中的应试现象归咎于高考的竞争，因此“将高考看成是推行素质教育的‘绊脚石’，认为不废除高考就难以推行素质教育”[13]；甚至有的人把传统教育理论比作“幽灵”和“阴魂”[14]，因此，新课改要通过“革命”方式对现行学校教育实行“大破大立”和“重起炉灶”，如此等等。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我们没能在老子和孔子的“中和”“中庸”的哲学思想中去汲取理论营养和教育智慧，而是由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因而出现了教育改革的颇为折腾的“摆钟”现象。

3。作为道德基础与核心的“仁慈”传统美德，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学校德育改革进一步加以传承与弘扬

老子言“慈”，孔子曰“仁”，其核心思想均突出一个“爱”字。老子一生以慈悲为怀，善爱万类，拿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上善若水”，以守柔处下的“赤子”之心与世无争。孔子多次问礼于老子，老子的慈祥和关于慈德的教诲可以说他是默而识之，他不仅自己是一个对人民和弟子充满仁爱之心的道德典范，而且常用“仁者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其言也仞”“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恭、宽、信、敏、惠”“温、良、恭、敛、让”等仁德思想去教育和感化学生，以至于无数弟子成为具有博大爱心的道德君子。经儒家后学的代代相传，“仁慈”美德已融入我们华夏民族的血液之中而转化为一种道德基因。

[1]黄亮宜：《试论“义利统一”的社会主义价值导向》，载《求是》，1998年第17期。

[2]罗炽，简定玉等：《中国德育思想史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5页。

[3]刘俊田，林松，禹克坤译注：《四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9～336页。

[4]徐澍，刘浩注译：《道德经》，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页。本论文所引《道德经》原文及章次均以此版为据。

[5]同上。

[6]赫拉克里特提出的“逻各斯”思想与老子的“道德”论思想有着惊人的一致。赫氏认为：“逻各斯”是一种万物共同的、普遍的东西，要求人们“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他批评那些不去认识“逻各斯”而只知凭感觉糊里糊涂过日子的人是“愚昧”的，是与支配一切的“逻各斯”格格不入的，唯有遵循这个“逻各斯”，才是智慧的，才能避恶趋善。由于赫氏“逻各斯”思想的提出，使古希腊的道德思考有了自己的世界观与方法论，道德规范不再仅仅是以道德戒律、格言、箴言等形式出现，而是同整个自然和社会的普遍规律联系在一起。赫氏的这一思想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被称为“宇宙主义”学派。参见罗国杰等：《西方伦理思想史》（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63～80页。

[8]同上，第33页。

[9]国内教育界现在形成一种颇为流行的教育研究范式，即某一研究框架或理论假设，一定要找一个老外的观点来作所谓的理论基础。其实在许多洋光环的背后却是了无新意。比如，这几年被热炒的所谓现象学强调“回到事实本身”的研究方法与我们讲的“实事求是”有何本质区别呢？生搬硬套胡塞尔“日常生活世界”的哲学术语而提出的要“回归儿童真实的生活”的所谓“生活德育论”并不比儒家提出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更科学。一些人所提到的所谓建构主义的课程观，认为“课程知识是儿童自身经验的建构”的否定类经验而只强调个体直接经验的有失偏颇的经验主义的知识观，比起孔子既重视类经验又重视个体经验的“学而时习之”的极具辩证法思想的教学理论来，简直就是相形见绌了。至于片面强调学生通过自身头脑的思考去获得知识的所谓“反思性学习”，比起孔子强调的学思结合的“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的观点来，究竟孰优孰劣更是不言自明，如此等等。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1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2页。

[12]张登华：《“人本”与“经本”博弈——素质教育何以步履艰难》，载《教育导刊》，2007年第12期。

[13]郑若玲：《高考与应试教育·素质教育关系新论》，载《教育发展研究》，2007年第7～8期。

[14]钟启泉，有宝华：《发霉的奶酪》，载《全球教育展望》，2004年第10期。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4页。

[16]《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2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