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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德育思想（第1页）

第三章德育思想

第一节论孔子德育思想对老子道德哲学思想的借鉴及其现代启示——基于《论语》与《道德经》的解读

作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思想家和哲学家，而作为儒家学派创始人的孔子，更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和伦理思想家。两位先贤堪称我国思想史上的“双子星座”。如果以有书为据的《道德经》和《论语》为佐证，两位大师也可称得上是开创了我国古代传统道德教育的先河，只不过他们俩采取的方式与途径不同：老子并没有直接从事过教育工作，而是以他深沉的智慧、丰富的人生阅历以及他做过周王室图书馆管理员的饱学多识，用笔墨给我们留下了内涵丰富、深邃玄奥而又博大精深、流传万古的《道德经》；而孔子则以一个政治家和教育家的救世之心开创私学，以他的“礼”“仁”之教聚徒讲学，“述而不作”（《论语·述而》）。好在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怀着对老师“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论语·子罕》）的敬仰之情，将孔子生前教导弟子的言论辑录成语，行之于文，遂成《论语》传诸后世。无论是老子的著书立说，还是孔子的教书育人，其伦理思想和道德教育对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的形成与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的道德价值观早已融入我们民族的血液之中，而且给我们的民族性格烙上了刻骨铭心的烙印。然而，在我国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今天，不少人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之间常感失落和迷茫，甚至产生了信仰失落和道德失范的现象，而这些都给我国的学校德育带来了严峻的挑战。要塑造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宜的伦理道德，一方面要用马克思主义的伦理观作指导；另一方面还“必须回头2500年，去吸收孔子的智慧”[1]。然而，纵观《论语》和《道德经》，却不难发现孔子的许多道德教育思想却与他略为年长的老子的道德教育思想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儒道的传承？下面主要以《论语》和《道德经》为依据，就这些发人深省的问题做一些追本溯源的探究，一是为了正本清源；二是为了“古为今用”，以期对我国今天的学校教育与德育改革和发展有所裨益。

（一）《论语》与《道德经》内涵略考

众所周知，《论语》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从书中内容来看，应当是孔子（公元前551～前479）生前教导弟子的言论，并为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所记。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篡，故谓之《论语》。”[2]简而言之，《论语》即为孔子与弟子在教学过程中讨论各种问题的言语。因其蕴含哲学智慧、人生智慧、教育智慧与道德智慧，为了不至失传和发扬光大，弟子及再传弟子将其辑录而成，并据意取名《论语》，该书是我们研究孔子德育思想的重要历史文献。下面依据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四书全译》之《论语》[3]对孔子与老子的道德教育思想之共同点进行探析。

《道德经》又名《老子》，是我国春秋时代的著名哲学家、思想家老子所作。老子生平事迹，史书记载较少。据司马迁的《史记·老子传》有如下记叙：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除《史记》外，《礼记》《孔子家语》《庄子》等书都有关于老子生平事迹的记载。有人根据各种史书的记载，推测“老子是春秋时期陈国人，大约生活于公元前571年至公元前471年之间”[4]。如此看来，孔子大致比老子小20来岁，上面引述的《史记·老子传》所记孔子向老子讨教礼的事件的真实性应该是较高的。正是这次讨教，老子所讲的话对孔子后来的思想言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可以通过对照《道德经》上的诸多关于“道”与“德”的论述得到进一步的印证。

《道德经》总共八十一章，[5]由于前三十七章论“道”的多（如开篇第一章即是“道可道，非常道”），后四十四章论“德”的多，故名《道德经》。纵观老子的论述，概而言之，“道”有以下几种基本内涵。

第一，“道”是一种物质性存在，先是无形的，然后才是有形的，所谓“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第一章）。

第二，“道”先于天地万物而生，它是宇宙一切物质的总根源，所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二十五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四十二章）

第三，“道”是一种规律性存在，既是自然规律，也是社会规律，所谓“天之道，损有余而补而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七十七章）。

第四，“道”是客观规律在人脑中的正确反映，所谓“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七十七章）。

在老子的《道德经》中，“德”的含义与我们今天讲的“道德”基本相同，其依据是“道”，所谓“孔德之容，唯道是从”（二十一章）。在老子看来，“道”是自然规律和客观法则，其属性表现为“德”。凡是符合“道”的行为，就是“有德”；凡是不符合“道”的行为，就是“失德”，总之，人类的“德”与自然的“道”是分不开的。老子在为人类的“德”寻找自然哲学基础，这与古希腊赫拉克里特的“逻各斯”思想可以说是完全一致的。[6]

（二）孔子对老子德育思想的借鉴与传承

孔子是一个“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虚心好学的教育家，“久居周室”而饱读经书的老子无疑对孔子产生了一种巨大而无可阻挡的吸引力。孔子数次向老子讨教道德问题，老子以长者的口吻对孔子多有教诲与训诫，秉持“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的孔子，虽然并非在一切方面都赞成老子的观点，但由于老子的睿智、人生阅历的丰富以及对道德教育极具批判性和辨证性的诸多观点，还是在孔子的心底留下了深深的印迹。这些观点不仅影响了孔子为人的道德偏好与价值取向，而且也对孔子的道德教育思想产生了莫大的影响。

1。求真务实，力戒空谈

老子与孔子都是很内敛、不事空谈、只求平实做人的人。如前所引，孔子适周曾问礼于老子，老子看到孔子一副年少气盛、春风得意的样子，就以一个长者的身份批评孔子说：“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翻译成现代白话文即是说：“我倒是听说，精明的商人常常总是把自己的奇货隐藏起来，好像几无陈货；道德高尚的君子在外表上倒是不显山露水，也不夸夸其谈，甚至看起来还有点傻乎乎的样子。依我看，孔子你最好打掉你身上的骄气，去掉自己那些过多的欲望，收敛一下你那些喜怒哀乐的表情，抛弃你那些脱离现实的幻想般的抱负。”老子这番盛气凌人的批评，的确令涉世不深、修养或有欠缺的孔子遭到当头棒喝，很是不给孔子面子。但老子的这番忠言逆耳的劝告使得孔子明白了一些做人立德的道理，在孔子后来的人生道路上，他一直奉行“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的做人原则。

孔子不但本人轻言重行，而且他也教育他的学生要当躬行君子。一个人有无品德修养，不能只听他说得怎么样，更重要的还要看他做得怎么样，这是孔子在受到了老子的训诫后通过自我反思和在自身教育实践基础上的经验总结。弟子宰予平常惯于说好听的话，可上课却不专心甚至打瞌睡。孔子此前比较轻信他的花言巧语，自从经历了宰予这件事情后，他痛心疾首地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他一再告诫弟子：“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刚、毅、木、讷近于仁”（《论语·子路》），反复告诫弟子要做“躬行君子”（《论语·述而》）。孔子特别反对那些夸夸其谈的人，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孔子这些观点不独是受到老子那次面对面的教导的影响，而且也是对老子“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辨，辨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道德经·八十一章》）的极富辩证法思想的吸取与融合。

受老子道德教育思想的影响，加之孔子在其一生的教育生涯中的大力推行与倡导，求真务实、力戒空谈的躬行实践法不仅成为我国古代德育的优良传统，而且至今仍是我国学校德育极力倡导的方法。

2。待人处事不偏不倚，立定中道

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道德经·四十二章》）意思是：一切事物都是背阴而向阳，并且在阴阳二气的不断**中形成与发展……（所以）做事走极端而强暴的人不得善终，我把这句话当做教育别人的宗旨。老子还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道德经·四十四章》）意即知道满足就不会招致屈辱，懂得适可而止才不会遭遇危险，如此可以长久平安。老子一生为人平和，不大喜，不大悲，立定中道，诚如他自己所言：“多言数穷，不如守中。”（《道德经·五章》）

老子的“中和”道德观，是孔子“中庸”道德哲学智慧的思想源泉。“中庸”是孔子道德哲学的核心思想，是最高的道德原则：“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中庸”一词从字面上理解，即是折中平和之意，故“中庸”又称“中和”。这可以从阐述孔子中庸道德哲学思想的儒家经典《中庸》名篇不解释“中庸”而解释“中和”这一事实看得更加清楚：“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7]按照《中庸》的说法，人的喜怒哀乐情感没有表现出来的时候称为“中”；表现出来经过修饰合于常理称为“和”。“中”是天下之根本；“和”是通行天下的原则。一旦达到“中和”的境地，天地便各在其位了，万物便生长发育了。由此可知孔子的“中庸”即为老子的“中和”思想，虽提法不完全一样，但内在的精神实质却是高度一致的。

“中庸”作为儒家待人处事的基本原则，孔子把它看做是君子型理想人格的重要要求和标志。“中庸”要求人们的言行要“允执其中”，保持在无过无不及的理想状态。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狂即狂妄，狷即拘谨，是两种偏激的品格。一个有道德修养的君子应秉持中庸之道，不狂不狷，尽力做到“乐而不**，哀而不伤”（《论语·八佾》），“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曰》）。孔子为人是“温而厉”，“恭而安”（《论语·述而》）。“中庸”也是衡量一个人是否有道德修养的重要标志，“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8]。正是在孔子的身教言传下，弟子无不仿效老师而修中庸之德，如弟子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孔子在老子那里领悟到的中庸思想，不仅作为自己立身处事的人生哲学，而且在君子型理想人格的塑造方面和在道德教育中推崇和强调中庸风格、提倡中和之美，对我们中华民族的道德心理与民族性格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作用。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审视之，老子讲的“中和”，孔子讲的“中庸”，与辩证法讲的“质、量、度”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在两千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就具有了如此高的道德哲学智慧，这不能不令我们今人佩服不已。

3。为人要仁慈宽容谦卑

老子称得上是以慈悲为怀的道德哲学家，而谦卑与宽容是其主要的表现。老子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道德经·六十七章》）老子所谓的“三宝”中，有“慈”、“谦”（即不敢为天下先）二宝是属于仁慈谦卑宽容的道德范畴的。“俭”（节俭）则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克服困难、应对贫苦的传统美德。老子所讲的“慈”即柔慈、慈忍之意，核心是要有爱心、同情心、宽容心，要善待万物（更勿论人类）。老子本人也是这么做的，他总以慈悲为怀，对当时苦难中的人民给予了深切的同情与关怀，他总是站在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人民一边，满怀愤怒（对统治者）和同情（对人民）地揭露道：“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道德经·七十五章》）人民之所以食不果腹，完全是因为统治者吞食的赋税太多造成的；人民之所以难以统治，完全是因为统治阶级政令刑律太多弄得老百姓不得安宁造成的；人民之所以不把生命当回事，完全是因为统治阶级穷奢极欲和贪婪过度造成的。这是一种怎样的世道啊！老子由此想到了“天道”与“人道”的巨大反差：“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自然界的规律是抑强济弱（的确如此，先秦有诗人说得好：“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而人世间的做法却是反自然规律的——劫贫济富因而贫者愈贫（《诗经》上所言“鹭鸶腿上劈筋肉，鹌鹑肚里寻豌豆”）。谁能匡扶正义，替天行道？老子把希望寄托在深刻地理解了自然法则的有“道”之人身上。老子对人民的深切同情与关怀可以说溢于言表，日月可昭。依笔者所见，老子是一位仁慈宽厚热爱人民的思想家，他的观点后来直接成为历代农民起义革命的行动纲领和思想基础。

老子不仅对人民的苦难有着深切的同情，而且与人为善，宽厚待人，善待万物。他说：“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道德经·二十七章》）意思是说圣人总是善于挽救人，所以没有被遗弃的人；总是善于爱惜每一件东西，所以没有无用之物。即便是对于那些做过有损于自己利益的事情的人，老子也是持一种慈爱之极的以德报怨的态度：“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道德经·四十九章》）

与老子慈爱宽厚品德相联系的是谦卑，老子十分赞赏守柔、守雌的不争之德，所以“不敢为天下先”。他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道德经·十章》）不与人争有、争多，而应该先帮助人、施惠于人，其结果便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道德经·八十一章》）。老子还认为，作为最高理想人格的圣人也应该具备这种谦卑品德：“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道德经·六十六章》）老子还深情地把谦卑的美德比喻为水和江海：“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道德经·八章》）在老子眼里，美德就像水一样，水善于滋润万物，但从不与之争高低。水总是居位在众人最不愿意去的低洼地带，而这种品格最接近“道”。他十分赞赏江海处下而为王的海纳百川的谦卑与包容豁达的大度的品格：“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道德经·六十六章》）老子上述言论无不表明其贵谦卑的道德观。

受到老子慈爱谦卑德育思想的影响，孔子不仅继承了这些优良美德，而且进一步将其发扬光大。众所周知，孔子道德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是“礼”与“仁”，而“仁”又是“礼”的基础和前提，所谓“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由此可见，“仁”是孔子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仁”从字面上理解，是要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核心思想可见于孔子对樊迟的问答：“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众所周知，“爱”的繁体字是含“心”和“友”两个字的，由此可见“仁”的内涵与老子讲的“慈”相同，正因为如此，后来我们便将两位先贤的话语合意而用为“仁慈”。“仁”源于“慈”还有有力的论据支撑：老子言“慈故能勇”（《道德经·六十七章》），孔子讲“仁者必有勇”（《论语·宪问》），两者连语言表达形式都是一样的。从品德的心理结构分析，“仁慈”与“勇敢”二者确有必然的联系，因为在“知、情、意、行”四要素中，品德情感是一个人品德认知转化为品德意志与行为的中介和“催化剂”，所以，对同类之爱，对弱者之同情，必能激发起护卫同类和保护弱者的勇气。

一部《论语》，讲到“仁”的地方竟多达70余处，而核心是“爱人”。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转轨的时期，孔子传承了老子“慈”的伦理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仁者爱人”的道德主张，并且赋予了“泛爱众”的人道主义关怀，不仅在当时来看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而且在今天看来也是具有普遍的人类道德价值的。在孔子看来，只要人类充满爱，人与人之间就能很好地协调各种矛盾，社会即可安定和谐。要培养君子型道德人格，进行以仁为核心的道德教育是极其重要的，所以，当弟子问“仁”时，孔子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爱人”。客观地讲，孔子主张的“爱人”并不是像过去有些人戴着“左”倾有色眼镜所说的只限于统治者，而是刚好相反，更多的是针对芸芸众生而言的，这正是孔子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的一面。以例为证：一是有一次孔子家马房失火，孔子首先想到的是他家佣人的生命安全而非当时价值更高的马：“伤人乎？不问马。”（《论语·乡党》）二是对创制陶俑陪葬之事的责骂，以俑替人陪葬本已是一种莫大的社会进步了，可是在孔子看来，依然有些不忍心让似人的陶俑陪葬，怒骂道：“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梁惠王上》）这充分说明孔子的仁爱思想远远超越了阶级甚至人类的范畴，冲破了把奴隶当牛马并把人与牛马同栏关宿的非人对待的传统观念，甚至连形似人的陶俑代替葬品也不能容忍，这与老子的“圣人常善救人”，“常善救物”的慈悲思想何其相似乃尔？！上述两例也充分说明孔子具有老子般的人民性思想，他在为奴隶和下人争取做人的权利和尊严。孔子“泛爱众而亲仁”的思想更是比资产阶级伦理思想家早提出了两千多年，这足见他又是何等的超前与伟大！孔子仁爱道德要求的最高表现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这又体现了孔子何等博大的胸怀！

孔子在老子那里传承升华而成的“仁者爱人”的道德教育思想，经儒家后学的弘扬而影响了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造就了许多堪与日月同辉的道德典范。孔子本人自不必说，其后学孟子一生践行和提倡的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唐代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一生情系天下：“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宋代文豪范仲淹一生忧国忧民，先人后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礼记·礼运》要求人们“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今天，我们党提出的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张无疑也是“仁慈”的传统美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续与弘扬。

4。处变不惊，贫贱不移，保持良好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