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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具有统系与不涉附会（第2页）

[1]当指《贼情汇纂》，实情略有不同。

[2]陈守实：《学术日录［选载］·记梁启超、陈寅恪诸师事》，《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

[3]1928年9月11日傅斯年致蔡元培函，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5卷，285～286页。

[4]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169页。

[5]诸祖耿记：《历史之重要》，《制言》第55期。

[6]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9卷，282页。

[7]《陈寅恪史学论文集》，506页。

[8]约1929年12月3日致台静农，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380页。

[9]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册，699～704页。

[10]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册，557页。

[11]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2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12]《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专集》第1册，31、91页，台北，中华书局，1972。

[13]《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专集》第1册，6、80页。

[14]章太炎：《劝治史学并论史学利弊》，《新闻报》1924年7月20日，转引自《北京大学日刊》第1526号，1924年9月24日。

[15]章太炎：《救学弊论》，《华国月刊》第1卷第12期，1924年8月15日。

[16]杨联陞：《陈寅恪先生隋唐史第一讲笔记》，《清华校友通讯》1970年4月29日。

[17]王钟翰：《陈寅恪先生杂忆》，《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52页。

[18]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引卞僧慧文《怀念陈寅恪先生》9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19]《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陈寅恪史学论文集》，507页。

[20]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引卞僧慧文《怀念陈寅恪先生》，97页。

[2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陈寅恪史学论文集》，507页。

[22]严耕望：《治史答问》，23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95。

[23]《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金明馆丛稿二编》，317～318页。

[24]姜伯勤：《陈寅恪先生与心史研究——读〈柳如是别传〉》，胡守为主编：《〈柳如是别传〉与国学研究——纪念陈寅恪教授学术讨论会论文集》，93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

[25]《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陈寅恪史学论文集》，508～509页。

[26]严耕望认为：“论者每谓，陈寅恪现实考证史事，‘能以小见大’。……此种方法似乎较为省力，但要有天分与极深学力，不是一般人都能运用，而且容易出毛病。”主张用人人都可以做到的“聚小为大”之法，即“聚集许多似乎不相干的琐碎材料、琐小事例，加以整理、组织，使其系统化，讲出一个大问题，大结论”（《治史经验谈》，94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97）。他还以陈垣、陈寅恪为例，谈及考证学的述证与辩证两类别、两层次。“述证的论著只要历举具体史料，加以贯串，使史事真相适当的显露出来。此法最重史料搜集之详赡，与史料比次之缜密，再加以精心组织，能于纷繁中见条理，得出前所未知的新结论。辩证的论著，重在运用史料，作曲折委蛇的辨析，以达成自己所透视所理解的新结论。此种论文较深刻，亦较难写。考证方法虽有此两类别、两层次，但名家论著通常皆兼备此两方面，惟亦各有所侧重。寅恪先生的历史考证侧重后者，往往分析入微，证成新解，故其文胜处往往光辉灿然，令人叹不可及。但亦往往不免有过分强调别解之病，学者只当取其意境，不可一意追摩仿学；浅学之士若一意追摩，更可能有走火入魔的危险。援庵先生长于前者，故最重视史料搜集，至以‘竭泽而渔’相比况。故往往能得世所罕见，无人用过的史料，做出辉煌的成绩，……前辈学人成绩之无懈可击，未有逾于先生者。其重要论著，不但都能给读者增加若干崭新的历史知识，而且亦易于追摩仿学。”（《治史答问》，85～86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95）

[27]王钟翰：《陈寅恪先生杂忆》，《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53页。

[28]［法］玛丽昂娜·巴斯蒂著，张富强、赵军译：《清末赴欧的留学生们——福州船政局引进近代技术的前前后后》，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编：《辛亥革命史丛刊》第8辑，190页，北京，中华书局，1991。

[29]张荫麟：1934年3月7日《与陈寅恪论汉朝儒生行书》，《燕京学报》第15期，1934年6月。

[30]《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寒柳堂集》，170页。

[31]翁同文：《追念陈寅恪师》，《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61～62页。

[32]《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金明馆丛稿二编》，2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