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二咸同之世（第2页）

天下事为之而后难，行之而后知。从前有许多言官，遇事弹纠，放言高论，盛名鼎鼎，后来放了外任，负到实在事责，从前芒角，立时收敛，一言不敢妄发，迨至升任封疆，则痛恨言官，更甚于人。当有极力讦我之人，而俯首下心，向我求教者。顾台院现在，后来者依然踵其故步，盖非此不足以自见。

并且案道：

合肥所谓前为言官，后为封疆，当极力讦之者，当即指南皮。合肥与渔川谈论时，实明言南皮之姓名，渔川曾受南皮知遇，故其书中特为之讳耳。

张之洞的转变从积极方面看可谓与时俱进，但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毕竟有别。况且清代士人尚气节者多憨直，得官爵者则不免逢迎，与岑春煊的不学无术和袁世凯的不学有术相比，张之洞虽被视为有学无术，但作为清流名士，却是宦术甚工，至少不在只讲功利才能不论气节人品的浊流之下。此类不肖者巧者善于利用新旧道德标准及习俗以应付环境，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陈寅恪虽不一定自居于贤拙之列，恐怕也不屑与之为伍。

此外，张之洞私淑陈醴，主张不分汉宋，曾作《书目答问》导人以读书门径，所倡导鼓吹的学风弥漫大江南北，隐执晚清士林胜流之牛耳。而陈寅恪对其学识颇有微辞。他虽然批评廖平、康有为的今文学，却对张之洞《劝学篇》痛斥公羊之学为有取于孔广森之《公羊通义》不以为然，认为孔“为姚鼐弟子，转工骈文，乃其特长。而《公羊通义》实亦俗书，殊不足道”。[22]这无疑是指张之洞见识不高。

进而论之，中体西用之说，经过数十年文化论争，偏蔽显而易见，无法空言坚持。陈寅恪岂能作茧自缚？所以，无论于学理或时势，都只能是议论近乎湘乡、南皮而不能等同。其说既揭示自己的政治学术观念主张的家世流派渊源，又故意划清与当时新旧各派的界限。如果牵强为与其中某一派系相同，则此一宣言的特立独行意义反而丧失殆尽。

[1]石泉、李涵：《追忆先师寅恪先生》，《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57页。

[2]《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寒柳堂集》，168页。

[3]《在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的发言》，《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33～34页。

[4]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2册，101～102页。

[5]《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511页。

[6]冯友兰：《怀念陈寅恪先生》，《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18页。

[7]详参拙文《甲午台湾内渡官绅与庚子勤王运动》，《历史研究》，1995（6）；《论庚子中国议会》，《近代史研究》，1997（2）。

[8]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143页。

[9]汪荣祖：《陈寅恪评传》，27页。傅璇宗的《陈寅恪文化心态与学术品位的考察》也指出：“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有着强烈的政治内涵，而陈寅恪则是借用，是用来说明他对中外文化相互交流和影响的看法。”（张杰、杨燕丽选编：《解析陈寅恪》，5～10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10]《寒柳堂集》，148～149页。

[11]《寒柳堂集》，150页。

[12]汪荣祖：《陈寅恪评传》，27页。

[13]季羡林：《回忆陈寅恪先生》，《怀旧集》，198～19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14]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自编年谱》，188页。陈寅恪晚年的助手黄萱也有类似看法。

[15]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2册，20～21页。

[16]李璜：《忆陈寅恪登恪昆仲》，钱文忠编：《陈寅恪印象》，6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曾琦：《旅欧日记》，曾慕韩先生遗著编辑委员会编：《曾慕韩先生遗著》，407～418页，台北，“中国青年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54。是时曾琦等人与周恩来、徐特立、郭隆真往来较多，陈寅恪之弟陈登恪参与其组党活动。

[17]《寒柳堂集》，149～150页。陈寅恪对于西式议会政治的看法，与张之洞的《劝学篇》倒不无契合之处。

[18]陈三立：《先府君行状》，陈三立著，钱文忠标点：《散原精舍文集》，70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19]《寒柳堂集·寅恪先生诗存》，7页。

[20]《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寒柳堂集》，171页。

[21]《寒柳堂记梦未定稿（补）》，《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36页。其文又称：“吾人今日平情论之，合肥之于外国情事，固略胜当时科举出身之清流，但终属一知半解，往往为外人所欺绐。”（同书39页）

[22]《寒柳堂记梦未定稿（补）》，《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44、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