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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第2页）

书中各章独立成篇，且写作时间持续数年，似无体系，其实确有一以贯之的轴线和旨意，只是不愿照顾面面俱到的系统，尝试“讲宋学，做汉学”的两全之法，将大体和条理置于兴之所至的一得之见背后，留待有心人玩赏体味。研究进程中，曾向多位师友请益或讨论，并吸收了他们的不少研究成果，使得眼界开阔，弥补了思维上的当局者迷。一些章节作为论文发表后，直接间接得到若干意见，在通盘考虑之下对原文有所修订，或删改，或增补。个别地方仍旧，并非固执己见，而是觉得原意实有转折，大体可通，且较近真，一旦改变，反而前后相违。各文独立发表时少量重合的部分也有所调整，不再一一说明。对于各位赐教者则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本书得以付梓，还要特别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张晓敏先生，倒不是因为什么市场经济之下坚持出版不赚钱的学术著作之类本来理所应当的缘故，而是从应允到交稿，几乎拖了一年，其间关于书名及出版方式，又屡有变化，社方始终容忍谅解，令人感动和歉疚。今年公私事多，固然大忙，但一再延期，忙尚在其次。史料愈近愈繁，很难做到竭泽而渔，而个人精力、见识、阅历有限，读书不免偏弊。未经过目即妄下论断，必然失之望文生义甚至凿空逞臆。更有甚者，读书多而见识广，才能通方知类，目的高远，否则高谈阔论，不过前贤唾余。一旦公之于众，便成批判对象，无可遁形。因此每当交稿期限迫近，总感到惴惴不安。现在虽然告一段落，仍望方家不吝赐教，以俾改正修订。

2000年10月于广州

[1]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23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金毓黻著，《金毓黻文集》编辑整理组校点：《静晤室日记》第1册，80页，沈阳，辽沈书社，1993。

[3]钱穆：《〈新亚学报〉发刊词》，《新亚学报》第1期，1955年8月。

[4]柳诒征：《学者之术》，《学衡》第33期，1924年9月。另参见刘伯明：《学者之精神》，《学衡》第1期，1922年1月。

[5]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遗书》第三册，524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

[6]参见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寒柳堂集》，14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7]约1932年1月25日孙楷第来函，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40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8]严耕望：《钱穆宾四先生与我》，65～66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94。

[9]致唐端正书，《钱宾四先生全集》第53册，456～457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

[10]缪凤林：《悼梁卓如先生》，《史学杂志》第1卷第1期，1929年3月。

[11]钱穆：《〈新亚学报〉发刊词》，《新亚学报》第1期，1955年8月。

[12]章太炎：《劝治史学并论史学利弊》，《新闻报》1924年7月20日，转引自《北京大学日刊》第1526号，1924年9月24日。

[13]章太炎：《劝治史学并论史学利弊》，《新闻报》1924年7月20日，转引自《北京大学日刊》第1526号，1924年9月24日。

[14]章太炎：《救学弊论》，《华国月刊》第1卷第12期，1924年8月15日。

[15]王钟翰：《陈寅恪先生杂忆》，《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52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

[16]章太炎：《历史之重要》，《制言半月刊》第55期。

[17]《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505～50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18]参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53册，377、409页。

[19]《致徐复观书》，《钱宾四先生全集》第53册，365页。

[20]《论治学方法》，国立北平图书馆《图书季刊》编辑部：《图书季刊》新5卷第1期，194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