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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文化派（第2页）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429页。

[12]《顾颉刚遗札》，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一，257～258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

[13]《胡适日记》手稿本1923年4月4日。

[14]周作人：《苦茶——周作人回想录》，321页。

[15]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13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16]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册，28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17]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1922—1927）》第三章《北大国学门“整理国故”的研究方向》第一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新国学的研究纲领》，222～272页，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系，1999。

[18]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的日记》，395页。

[19]黄福庆：《近代日本在华文化及社会事业之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45），1982；鲁迅博物馆藏：《周作人日记》影印本，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苦茶——周作人回想录》。

[20]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209页。1923年4月，丁文江曾致函胡适，试图联合南北学术机构团体对此事发表正式意见，提出三条原则：1。用人应绝对破除留学国界、政治党派、省界。2。评议员请有名的老先生，而所长馆长请年富力强、确有成绩的人。3。应与现有的中国机关合作。这无疑也有利于北大（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194～195页）。

[21]萧公权《落花：和雨僧空轩之作》：“灵风吹梦得归无，梦到秦楼事事殊。宝镜新状夸半面，罗襦近好系双珠。空传谢掾挑邻女，几见文君忆故夫。鹈鴂先鸣兰芷变，碧城回首隔平芜。”《国风》第5卷第5期，1934年9月1日。新文化兴盛之际，不少同道已指出主持诸人有简单表浅意气等弊病，只是有保留地同意其大方向。

[22]金毓黻著，《金毓黻文集》编辑整理组校点：《静晤室日记》第1册，512页。

[23]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荣孟源审校：《吴虞日记》上册，599页。

[24]《胡适之先生演说词》（陈政记录），《北京大学日刊》第696号，1920年9月18日。

[25]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6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26]周光午选辑：《吴吉芳先生遗著续篇》，《国风》第5卷第11、12合期，1934年12月。

[27]姜义华主编，沈寂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169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

[28]张闻天：《生命的跳跃——对于中国现文坛的感想》，《少年中国》第4卷第7期，1923年9月。

[29]《课余》；《翻译事业与清华学生》；《新诗》，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4卷，145、262、216～217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

[30]《清华文史周刊专号》，《读书月刊》第1卷第9号，1932年6月。

[31]杨向奎：《回忆钱宾四先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无锡县委员会编：《钱穆纪念文集》，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32]《胡适日记》手稿本1934年2月14日。北大国文系共开课31门。

[33]《古史辨第四册》书评，《读书月刊》第2卷第7号，1933年4月。

[34]刘北汜：《忆朱自清先生》，《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

[35]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242～243页。

[36]吴鲁芹：《记珞珈三杰》，《传记文学》第35卷第4期，1979年10月；李钟湘：《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始末记》，《传记文学》第39卷第2期，1981年8月。其余两位庄子，一为庄子本人，一为日本学者（疑指武内义雄）。

[37]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467页。

[38]《“京派”与“海派”》，《鲁迅全集》第5卷，432～43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39]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的日记》，222页。胡适对刘文典的学问，或有谬许之处，曾经杨树达指出。而刘文典后来据说：“极端喜欢旧文学，又极端讨厌白话文，常拿某些新文学家开玩笑。他是胡适之的友好，常说：‘胡先生什么都好，就是不懂文学。’”（傅乐成：《我怎样学起历史来》，《传记文学》第44卷第5期，1984年5月）这恐怕是对早年境遇的逆反。

[40]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264页。傅斯年曾写寓言小说讽刺顾的疑古，这大概是两人在中山大学矛盾冲突后，傅声言将令顾到处不能安身的举措之一，后似未公开发表。

[41]《励耘书屋问学回忆——陈援庵先生诞生百周年纪念感言》，牟润孙：《海遗杂著》，97页。与陈垣关系密切者当属思辨社成员。

[42]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409～410页。

[43]杨树达谓治学须先因后创，“温故而不能知新者，其人必庸；不温故而欲知新者，其人必妄”。前者指黄侃，后者指胡适（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129页）。

[44]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5～12页。

[45]周作人：《苦茶——周作人回想录》，381页。

[46]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71～72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