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2 民族一元论的由来其他形态与黄帝子孙说的新解释（第1页）

2。民族一元论的由来、其他形态与黄帝子孙说的新解释

——兼及吴文藻“文化多元、政治一体”之回应

应当指出的是，类似“中华民族是一个”，国内其他各族都不能单独称为“民族”的看法，却并不始于顾颉刚。如前所述，早在清末，一部分留日学生中就已出现中国各族为同一“民族”，单个言实均为“种族”的观念，不过尚未明确将其与现代“中华民族”符号直接结合起来而已。民国以后，特别是1923年以后至30年代初中期，这种观念在不少人那里也曾时隐时现，虽没有像顾氏这么直截了当地“剥夺”各具体民族的“民族”身份与资格，但实际上已在逐渐地趋于明确。前述1928年张慰慈、1929年蒋介石等的有关看法可以为证。1934年底和1935年初，作为国民政府特使前往西藏，参加追封、祭祀十三世达赖喇嘛活动的黄慕松（1884—1937，广东省梅州人，早年留日学习军事，1935年3月出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返京后不久，也发表过类似的意见。他强调：“我们与西藏完全是一整个民族，虽表面上分有汉、满、蒙、回、藏、苗等种族，其实很不容易分析，就是请人种学的专家来分析，来研究，很难详细的具体的划分，因为我们都是一个民族，我可以将西藏人民的衣、食、住、行、风、俗等略述，藉以证明我们都是一个民族，同时也可对永以西藏为其他民族的人，作一有根据的解释。”[37]

1935年10月，孙科创办的《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登载留法归国的赖希如之《中华民族论》一文，事实上也较为明确地阐述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国内各民族当时均为“种族”的观念。不过，赖氏却并未像顾颉刚那样片面强调其中所谓“民族意识”的极端重要性，更没有强调“血统”在其中不重要的观点。相反，他明确声称，“中华民族是以诸夏血统及其文化为核心，由本系逐渐之藩衍发展，同时吸收其他蒙古种各支系之优秀成分，使之同化固结，而构成为一个极复杂极博大而极巩固之民族，此不仅为研究民族史实之结论，而且经现代科学家分区分析吾族血统之结果，复加以证明”。不仅如此，赖希如还以此认识为基础，进一步解说了他所理解的“中华民族”概念内涵。文章一开篇就指出：

我们现在称“中华民族”，就狭义说，当然指的是中国境内民族的主体汉族。汉族古称夏族，然夏和汉，皆为朝代之名，非民族之本称，今民国已确定以“中华”为族国之全称，故用今名。复就广义说，中华民族是统指中国境内诸种族的全体而言。今日中国境内大别为六大种族，即汉、满、蒙、回、藏，及未开化之苗族。汉族及其他各族，就人类学上和民族学上，当然有显著的分别。惟汉族和其他各族，经数千年长期间的接触，辗转东亚大陆，互相交杂，在血统上早已混乱。若细加分析，汉族的血统中，实包含有其他五族的若干成分，如满族之东胡，鲜卑、契丹、女真；蒙族之匈奴；回族之突厥，回纥；藏族之羌。元、清两代，蒙族和满族之同化汉族，则尤为显著。至苗族如今云南之一部分进化的土司，亦渐已同化于汉族。此种同化，一方面是血统上的混合和生活上的同化，别方面是精神上接受汉族的文化，很自然地铸成了新中华民族固结的基础。故汉族实为中华民族的母体，自应代表中华民族之全称。[38]

1935年12月，顾颉刚五四时期“新潮社”的同道好友、长期担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也发表了题为《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一文，强调中国历来政治上崇尚大一统与“中华民族”不可割裂的整体性之关联。他的观点与顾颉刚有相通性。他认为“‘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一句话，是历史的事实，更是现在的事实”。在历史上，自从秦统一后，中国的各民族就合为一家，成为中华民族：“我们中华民族，说一种话，写一种字，据同一的文化，行同一的伦理，俨然是一个家族。也有凭傅在这个民族上的少数民族，但我们中华民族自古有一种美德，便是无歧视小民族的偏见，而有四海一家的风度……到了现在，我们对前朝之旗籍毫无歧视，满汉之旧恨，随清朝之亡而消灭。这是何等超越平凡的胸襟？所以世界上的民族，我们最大，世界上的历史，我们最长。这不是偶然的，是当然。”傅斯年对形成这一民族“一体”特征的中国人崇尚“大一统”之精神基础赞美有加。他充满**地写道：

有时不幸，中华民族在政治上分裂了，或裂于外族，或裂于自身。在这时候，人民感觉无限痛苦，所渴望者，只是天下一统。未统一时，梦想一统；既统一时，庆幸一统；一统受迫害时，便表示无限的愤慨。文人如此，老百姓亦复如此。居心不如此者，便是社会上的捣乱分子，视之为败类，名之为寇贼，有力则正之以典刑，无力则加以消极的抵抗。[39]

傅斯年发表在《独立评论》上的这篇论文，由于强调中华民族整体性的宗旨本身，体现了全民族团结的时代愿望和精神祈向，故引起不少共鸣。一时间，“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呼声响成一片，尽管表述角度各有不同。[40]如1936年《现代青年》杂志发表《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同名文章，就公开表示：

“中华民族是整个的！”这是我们四万万同胞都应当有的一个认识。

因为中华民族是整个的，所以在行政上，不容有任何独立的系统，在对外上，也决不能再以寸土与人。在这国家兴亡正陷于十字路口的今日，我们应当发挥我们中华民族固有的精神，应当牢抱着祖产不可遗弃的坚决态度。中华民族在过去有数千年的光荣历史，有时虽也曾横遭夷狄侵袭，但最后还是保持一统，从来未分裂覆亡。到了现在，我们忍令国家长此衰弱或甚至灭亡吗！？……

总之，中华民族是整个的，我们要以铁与血来保护中华民国主权和疆土的完整！！[41]

又如，1936年年初，著名的中国基督教刊物《圣公会报》也发表了题为《中华民族是整个的》的同名文章，反映出一个中国基督教徒至诚可感的民族心声。他在文中写道：

我国自辛亥革命以来，虽然经过了不少的变化，但至少有一件事，可以说是革命的成功，就是人人都觉得中华民国是一个中华民族的国家。虽然经过了许多年的内乱，但民族仍是统一的。但自从九一八不幸的事件发生后，一部分民族及其所居住的土地——满族及其所住的东三省——遂被强邻攫取，与中华民国脱离了关系，这实在是使人感觉山河破碎的一件伤心的事。最近华北方面又有少数不肖在那里酝酿自治，希图脱离中央……若长此以往，各方纷起效尤，则中国不为俎上肉者几希！所以一般忧时之士，大声疾呼的说：“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否则蚕食不已，大好河山将完全变色矣。最有效的抵抗，非全国上下一心一德，彼此精诚团结，大家都觉得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不可！基督徒本是服膺基督主义的，但同时也是中华民国的一份子，对于国事不可袖手旁观，尤其是处于现在情形之下，更应当有一种“我也是整个民族一份子的觉悟”。国存与存、国亡与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42]

由此可见，当时“中华民族是整个的”观念已逐渐成为国人普遍之意识。

不过，傅斯年等人虽强调中华民族的“整个”性与“一体”性，最初却还没有公开明确否认构成这一整体的国内各民族之“民族”身份和地位，尽管两者之间有直接的关联。是稍后几年，他们才更加明确后一认识的。据傅斯年的后人傅乐成回忆，1938—1939年间，傅斯年曾著《中华民族革命史稿》一书，书中认为，中华民族内部虽然在名称上有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等的说法，但事实上只为一族，如“汉族一名，在今日亦已失去逻辑性，不如用汉人一名词。若必言族，则皆是中华民族耳”。[43]

顾颉刚无论是写前述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还是为回应费孝通而准备的那两篇论文，其实都与傅斯年有过实质性的交流，甚至“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命题，还可能是傅斯年先明确提出来的。因为顾氏在《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一开头曾特别提到，昨天接到一个老朋友来信，他以一腔爱国热情写道：“我们决不能滥用‘民族’二字以召分裂之祸。‘中华民族是一个’，这是信念，也是事实。我们务当于短期中使边方人民贯彻其中华民族的意识，斯为正图。夷汉是一家，大可以汉族历史为证，即如我辈，北方人谁敢保证其无胡人的血统，南方人谁敢保证其无百越黎苗的血统。今日之西南，实即千年前之江南巴粤耳。此非曲学也。”这里，顾所提到的这个老朋友就是傅斯年。《顾颉刚日记》里还多次记录了其在草拟答复费孝通的两篇《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过程中，曾经与傅斯年往复讨论和相互支持的有关情形。

在费孝通与顾颉刚具有不同意见的文章发表之后，傅斯年还曾试图从行政上干预此事。在他看来，费孝通是人类学家吴文藻的学生，费文的写作显然受到吴氏的指使，而吴文藻当时是受中英庚款董事会的委派到西南地区工作的，于是他就直接致函此会董事长朱家骅和总干事杭立武，希望将吴文藻调往他处。该信写得很激动，信中指责吴、费等人否认“中华民族是一个”而将苗、藏等都视为“少数民族”并强调其有民族“自决权”的不当，对那种“为学问而学问，不管政治”的高调，也表示明确的反对和痛恨。信中写道：“夫学问不应多受政治之支配，固然矣。若以一种无聊之学问，其恶影响及于政治，自当在取缔之列。吴某所办之民族学会，即是专门提倡这些把戏的。他自己虽尚未作文，而其高弟子费某则大放厥词。若说此辈有心作祸，固不然，然以其拾取‘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发达之科学’之牙慧，以不了解政治及受西洋人恶习太深之故，忘其所以，加之要在此地出头，其结果必有恶果无疑也。”[44]

吴文藻何以遭傅斯年如此之“痛恨”？他当时在这一问题上，究竟取何种认识与态度呢？查当时的报刊，知这位在云南致力于人类学研究的学者，的确有一种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特有情结，对研习、传承、保护和发展各少数民族文化情有独钟，即便在抗战那样的特定时期也不例外。他当然也认同“中华民族”的整个性和一体性，但却并不认为“中华民族”是由一个单一民族所构成。在他看来，回族、苗族、瑶族等作为“民族”的存在，是应该正视的现实，而且这也并不妨碍大“中华民族”在政治上的团结统一。1939年3月17日，吴文藻在《益世周报》上发表《论边疆教育》一文，就借机表达了自己作为一个人类学家的上述看法。此文发表的时间虽晚于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一个多月，但却应该不是专门针对顾文而发。当时，正值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在重庆召开，吴想趁此机会，较为系统地提出关于“边疆教育”的意见，希望“作公开讨论，以唤起舆论界对此问题的注意”。在此文中，吴文藻提出了三点主张：第一，“发展边疆各民族的文化，乃是建设现代化的民族国家之当前急务”；第二，“促进边疆教育，实为发展国内民族文化的基本工作”；第三，“边疆教育乃是一种特殊的教育，必须先建设一套边疆教育学的理论作为科学研究的张本，然后在应用一方面，始能根据确定一种或多种比较适当的边疆教育政策”。此文不仅对边疆教育的内涵、学术文化意义阐发了独到见解，而且继社会学家杨堃等之后，较早明确提出“边疆教育学”的理念以及人类学和社会学者在这一领域将大有可为、“贡献独多”的前景。以往，学界谈到吴文藻先生在边疆研究方面的贡献时，一般都要提到他1942年所写的那篇《边政学发凡》的大作，其实，《论边疆教育》一文，也是其值得重视的思想篇章，可惜它却长期被学界同人所遗忘了。[45]

在《论边疆教育》一文中，吴文藻虽无意直接讨论“中华民族是一个”这类问题，但显然还是间接地表达了一些与顾颉刚和傅斯年等人所代表的观点有异的看法，也不妨说是一种间接回应，而且比其弟子费孝通的直接回应要早一个多月。他认为在我国边疆地区，“种族宗教复杂、语言文字歧异、经济水准不齐、文化程度不等”且彼此感情隔膜不无相互猜忌之心的多民族存在，似并无否认之必要，只有本着“‘中华民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要旨，晓示‘中华民族完成一个民族国家’的真义”，努力去扶植边地人民，改善其生活，开发其智识，才能统一思想、化除畛域，充实国力，巩固边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吴文藻在此文中还明确提出了所谓“‘多元文化’和‘政治一体’”的现阶段中华民族建设构想。在各民族的“多元文化”中，又主张以汉文化作为“中心势力”，积极促成“向心运动”，将其“冶为一炉”，为将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一个民族国家”做长期的积极的努力。文章写道：

惟欲团结各族精神，使“多元文化”，冶于一炉，成为“政治一体”，当自沟通各族文化始。而欲沟通各族文化，必先发扬中国的民族文化及时代精神，造成一个中心势力，有了中心势力，就可消极的防止离心运动，积极的促成向心运动。故孙总理主张以汉族为团结与开化的领导者，大家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强固有力的国族团体，而党国则宣言根据国家生存上共同的利益，诚心努力实行扶植各民族经济、政治、教育的发展，务期同进于文明进步之域。这是正大光明的理想，亦是解决国内民族问题合理的对策。与欧战以来民族自决自治的潮流极相契合。但战后倡行的民主自决主义，曾已几度发生流弊，尤以“一民族一国家”的分裂趋势为甚。自列宁阐明“民族自决”的真义及纠正“民族即国家”的误解以来，于是一国以内少数民族的问题，开始得到了具体解决的妥善办法。苏俄的民族政策就是：凡军事、外交，国家行政、国民经济，必须统一于中央；而关于语言文字、艺术文学，以及教育与文化上的设施，则委权各民族【自】行处理，予以高度发展个性的机会，务使充分表现本族文化的特长。换言之，苏俄对于政治经济事务，采取中央集权主义；对于教育文化事业，采取地方分权主义，党国权威，如能本此立场，定为国策，广示边民，积极推行，则不但敌人无法施用挑拨离间的诡计，来分化我们的力量，且可促使边民彻底觉悟，覆巢之下，绝无完卵，更加积极团结，一致拥护中央，共保中华民族！[46]

值得注意的是，吴文藻的方案，实际上既替少数民族的文化发展和切身利益考虑，也并不讳言在少数民族地区同时开展汉文化教育（他称之为“汉化教育”）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与人类学家杨成志等相似）。他认为国内“民族文化的发展，既以建立一个民族国家为职志，则关于边疆各族文化的振兴，必以实行发展教育为入手办法”。而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弱小民族地区”兴办教育事业，“应以各该地方的土著人民谋幸福为原则”。特别应该认清边疆民族地方对中央的关系，“不是殖民地的关系，不是藩属的关系，亦不是如欧美人或日本人所说保护国和宗主权的关系，而是整个中华民族或一个中华民国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因此，我们所要提倡的边疆教育，也就不是日本人对于……东三省以及沦陷区内诸同胞的奴化教育，亦不是欧美人所讲的殖民地教育，而应是中国文化与土著文化双方并重同时并行的边地义务教育”。这里，吴文藻所用的“中国文化”一词与“土著文化”相对，显然有欠推敲、并不妥当，他实际上指称的乃是汉文化。因此，他提倡应在当时边疆少数民族经济文化落后地区开展的“边疆教育”，就是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并行并重的教育，用他的话来说也即是“汉化教育”与“土著教育”并存发展的“双重教育”。在本文里，吴文藻重点说明了为什么要格外重视“土著教育”的理由，其中最重要的理由就在于：“正当完善的教育，必以适应实际生活环境为目标”，“须以其固有的社会文化之背景为依据”。即便是在汉化教育程度较高的区域，依赖少数民族家庭和其他特有基层社会组织的那种“经验教育的力量还是活泼地发生作用”。因此，在他看来，“欲同时推行汉化教育”，也“必须使之与各该民族的生活，密切配合，并努力发见各该民族的特性，使之与汉族的个性，沟通相成，而互相地发扬光大起来。反是，汉化教育，若与原有生活背景，完全脱节，则部落团结力的瓦解必然更快，文化绵续性的中断必然更速”。所以他强调：“为顾全双方利益计，在汉化与土化教育之间，必须力求协和融洽，作有意识的指导，谋有计划的调适，务使二者同时并进，相成不悖。如是可以减少土著个人心灵中可能的冲突，避免部落社区整体顿形纷乱的局面。而调适的焦点，即在尊重土著民族的价值观念。各民族有其一己的文化重心，例如宗教信仰，风俗习尚，务须同时加以相当注重。”[47]

如果我们将《论边疆教育》与1927年吴文藻《民族与国家》中的有关思想相比较，他除了继承发展了那种反对“一民族建立一国家”的思想，将中国国内的各民族明确概括为不可分割的“政治一体”之外，还尝试着提出了保持发展国内各民族“多元文化”格局的同时，在那些文化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同时需要实行一定程度的“汉化教育”的不可避免性。用他的原话来说就是：“汉化教育之增添，乃文化接触过程中必不可免的一部分。汉化教育的结果，可以提高土人原有的生活程度，使之超于一般水准之上，刺激其在经济上、政治上，及文化上的需要。”[48]这应当说比其学生费孝通一个多月后在与顾颉刚的讨论中，只是简单僵硬地认定“谋政治的统一者在文化、语言、体质求混一”既不必要也“徒劳无功”，还是要略微高明一些，因为在各民族之间，势必需要存在一种起共同沟通作用的“onlanguage”（族际共通语）。

三年后的1942年，吴文藻在《边政学发凡》一文里，对他此文的有关思想又有进一步的表达。他写道：

中国这次抗战，显然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解放战争，而不是国族内某一民族单位的解放战争。全民族求得解放，达到国际平等地位以后，就须趁早实行准许国内各民族地方自治的诺言，而共同组织成为一个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族。建设一个多民族国家，是我们现阶段的理想，而如何促成民族国家的组织，此种伟大事业，一部分就有赖于边政学的贡献。[49]

也就是说，在吴文藻看来，建立起复合性的“中华民族”之“多民族国家”，是“现阶段的理想”，而建立一个单一性的“中华民族”之民族国家，尽管是“伟大事业”，但显然还有赖于包括“边政学”建设在内的今后国人的努力。[50]笔者以为，民国时期，吴文藻从人类学角度所提出的“文化多元、政治一体”的“中华民族”建设之初级阶段论，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它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另一种不同于蒋介石和顾颉刚等所代表的单一性“中华民族”观念的思想路向。它既吸收了苏联民族联邦的思想因素，又自觉放弃了苏联“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这样的“民族国家”之虚名（有名义，但没有独立国籍）[51]，这与中共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的民族区域自治的思想探索，是相向而行的。人们都知道费孝通先生后来提出的著名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观，它将中华民族的历史形成与现实形态结合起来，深刻地揭示了其民族认同的不同层次之多元统一性，自然是较为成熟的理论。以往，讨论有关问题的学者们多强调该理论的最终形成与费孝通反思昔日与顾颉刚的争论，以及建国初期他亲身参与的民族大识别工作之密切相关性，而笔者以为，其实在那一论争过程中，费氏所得到的吴文藻先生的指点、特别是《论边疆教育》一文中所阐发的“文化多元、政治一体”的初级阶段的中华民族建设观，对其后来“多元一体”理论的形成也应当起到过某种直接的启发作用。但这一点，似乎被人们所忽略了，甚至吴文藻此文本身也长期受到了不应有的忽略。[52]而忽略该文的有关看法，直接以吴文藻1927年发表的《民族与国家》和1942年其所发表的《边政学发凡》两文为据，来阐述吴氏民国时期的核心民族思想，恐怕是不完整的，甚至还可能容易产生偏颇理解（如关于其对汉文化功能的认识方面）。

1939年前后，傅斯年之所以“痛恨”吴文藻的有关思想活动，除了不喜欢人类学特有的那种专以“保护”少数民族的权益及其文化特性为职志的“为学术而学术”的姿态，以为容易激发其离异意识，从而不利于民族融合和抗战建国之外，恐怕与吴氏本身并不讳言公开取法苏联的民族建设思路与模式，也不无一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