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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学历史教科书里的中华民族书写（第1页）

3。中学历史教科书里的“中华民族”书写

抗战时期，中国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如何表达“中华民族”，也很值得今人关注。它关系到国民政府如何从基础性历史知识的书写和传授的角度，在青少年中积极塑造和强化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问题。在这方面，青年学者刘冬梅曾做过相关的专题探讨。她通过研读大量中学历史教科书，得出结论说，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在中国史教科书中，“中国民族”“中华民族”的名词和概念基本上同时使用，但使用“中华民族”概念的教科书已经相对较多。到了40年代，则使用“中华民族”概念者更是占据了优势和主流，同时“用汉族、种族、人种等概念来指代中华民族的现象越来越少”。而无论使用何种称谓，其关于中华民族的认识都大同小异，都强调她由多个兄弟种族或民族长期交往融合而来，最终构成为一个民族整体。这表明在当时，“中国各民族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华民族观念，已得到“学界认可”，而“中华民族”的称谓，也已“被国人所接受”。[186]

另有一位年轻学者也指出：在民国时期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从其有关表述来看，“1930年代以后，‘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总体的看法，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在中国各民族关系的叙述上，都强调中国各民族起源上的一致性与历史上的融合以及现实中的平等关系，中国各民族互相影响，共同创造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形成了一个新的包容各民族的‘中华民族’。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观念开始形成”。[187]

笔者虽不赞成20世纪30年代现代中华民族观念才开始形成的看法，毋宁认为这一时期该观念已在社会上得到了相当程度的传播，变得更加自觉了。但是关于中学历史教科书里“中华民族”概念的使用和有关论述的判断，以自己阅读过的部分教科书的感受来看，则与他们二位的结论大体吻合。只是笔者在做类似判断的时候，更愿意拿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九一八”和“七七”事变这样的重大事件的影响，来作为观察问题的基点。由于这些事件的影响稍后显现的“时间差”，它们与以20世纪30年代或40年代为时段来把握变化的方式，差别其实并不大。

谈到中学历史教科书对“中华民族”概念的使用问题，或许还应直接看看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后，有关中学历史教学的“课程标准”本身的有关使用情形如何。据最新的研究揭示，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最初颁布的《初级中学历史暂行课程标准》既使用了“中国民族”一词，也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而《高级中学普通科本国史暂行课程标准》则使用的是“中国民族”一词。虽然两者表达的内涵都属于现代中华民族的观念范围，但反映出国人对“中华民族”这一实体民族概念使用的固定化程度仍然不足。“九一八”之后，此一情形才得以迅速改变。193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初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在中学教科书使用“中华民族”概念方面，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该“课程标准”始终把中华民族的发展、演变作为中国历史的线索之一，将中华民族的建国、新的融合与扩大，以及当时的复兴运动等列为学习本国史的要点，“突出了‘中华民族’在历史课程中成为一个显性而重要概念的过程”。此后，在中小学历史教育方面，对于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传播就更为统一了。[188]

由于“九一八”之后特别是全面抗战时期中学历史教科书的“中华民族”书写问题，内容极为丰富，本书不准备全面涉及，只想就其中有关民族来源、民族成分，以及中华民族融合进程的历史分期与典范性叙述模式的形成三个问题，略作绍述，以裨读者对于此期构成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组成部分的重要历史知识社会化演进的过程，有所了解。

大体说来，关于中国人和中国民族的来源，清末民初主要流行一种“西来说”，包括埃及说、巴比伦说和中亚说，其中又以巴比伦说最有影响。该说由法国学者拉克伯里所发明，清末时就由蒋智由等率先传入中国，经刘师培等人传播，影响很大。“九一八”之前，此说在中学历史教科书里持续盛行，占据主导地位。前文我们曾提到1927年、1928年王启汾和常乃惪对“西来说”的怀疑，特别是常氏还明确表示了对“本土说”的认同态度，但这种声音总体说来还很微弱。“九一八”之后的整个30年代，情况则发生了根本变化，纯粹持“西来说”说已经很少见，“本土说”或倾向于“本土说”说者已急剧增多，不过由于考古证据不够坚确，“本土说”尚欠成熟，“阙疑论”者也还有一定数量。如1933年，陈登原编写的《陈氏高中本国史》（世界书局印行），就明确而坚决地否定了各种中华民族“外来说”，表示“近来因为古生物学地质学的进步，颇使学者有‘北京人’三字的结论：在冰河时期，中国已有人住着。中国民族的产生，并不比其他地方为迟。——那么，西来说和东来说，便可付之一笑了”。[189]

到全面抗战时期尤其是20世纪40年代，“本土说”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已绝对占据了主导地位。如宋延庠、蒋子奇等编写，教育部审定，1946年出版的《初级中学历史》就这样表述：“中华民族在什么地方起源的呢？无疑的是在中国本土，最早的发源地即在黄河流域，无论从考古学上或古史上都有很确切的证明。就考古学上的发现说，我国古代文化，经数十年来考古学和地质学家努力的结果，上古先民的遗迹在中国北部已陆续发现。”[190]另一部于1947年出版，世界书局印行，孙正容编著并较为流行的《高中新本国史》，也明确写道：“我们现在为审慎态度起见，对于中华民族起源问题，暂作了这样的断语：在太古的时候，中国境内即适宜于人类的生长，‘北京人’化石的发现，可为明证；不过那时候的人是否即为中华民族的祖先，则不得而知。旧石器时代华北一带已有很繁复的人类活动，但这些人与国族有无关系，也不得而知。至于新石器时代的人类，据步达生博士的研究，则和国族确属一派。这种推断，已成为学术界的定论了。”[191]实际上在当时，考古学的证据未必就真的那么坚实可靠，中国人的民族情感在“本土说”中所发挥的选择作用和倾向性，也是甚为明显的。

关于“中华民族”的具体组成部分或主要成分，“九一八”之后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则说法不一：有五族说、六族说、七族说等多种，尤以前两种说法为多。五族说为众所周知的“汉、满、蒙、回、藏”；六族说则往往加上“苗族”，七族说则再加上“韩族”即“朝鲜族”。[192]当然，当时也还存在反对对“中华民族”进行民族细分，以免引起“民族的离心力”的论点。不过，重要的在于这些教科书多承认中华民族成分的复杂多元，以及彼此间长期融合交流的历史进程。

那么，对于中国历史上的中华民族融合进程又如何进行具体把握呢？大体说来，“九一八”以后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也存在几种不同的说法，有三阶段说、四阶段说、五阶段说和七阶段说等多种，而以前三种说法较具代表性。如1937年，李清悚、蒋恭晟编写，大东书局印行的《初中本国史》就持五阶段说。该书认为，“黄帝时代”为“汉族势力稳固的时期”；“秦汉时代”为“汉族势力扩大的时期，也是汉族与各族团结的开始……中华民族的形成，于此时奠其基础”；“两晋六朝时代”，汉族势力由盛而衰，各民族逐鹿中原，其结果是“各族多与汉族同化，渐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分子，故此期实是中华民族精神大结合的时代”；“唐宋及元明时代”的特点，则在于“满族、蒙古族与汉族的争霸，也就是满蒙各族的实行汉化”。不过编者把建立辽金政权的东北民族均以晚出的“满族”来统称，恐怕很成问题；最后，“满清及民国”时代被编者合起来视为“中华民族”最终形成的阶段，强调“该时期是满族与汉族同化大成的时期，也是中华民族形成大功告成的时候。满族灭明以后，统治中国者凡二百六十余年，在此时期中，一切生活，完全汉化。及民国成立，遂宣布五族共和，于是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的结合运动，至是遂完全告成”。[193]若暂置该编者的汉族同化论立场不论，他们视“中华民族”为数千年长期不断“结合”之果，而将其最终形成放置在“清朝和民国”时期的总体论述和把握，可以说离今天流行的从“自在”到“自觉”的中华民族叙述模式，已经相差不远。

自然，国内各民族真正平等结合的“中华民族”史叙述，最终仍是无法容忍汉族“同化”论提法存在的，于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叙述模式，在抗战时期尤其是40年代的中学历史教科书里，也适时应时而生了。如1946年教育部审定，宋延庠等编著的《初级中学历史》一书，就已经完成了较为系统严整的“中华民族大融合”历史表述模式的创造。该书认为：“有史以来，中华民族的形成，可分为四大融合时期：（一）秦以前，（二）汉至南北朝，（三）隋至元，（四）明至民国。”在上古时，“有许多同种族的独立部落”分布在中国境内。到黄帝时，才把黄河下游许多部落统一起来，建立国家，“这是中华民族立国之始”。在这之后，“中华民族的势力逐渐扩大，加入的分子也日渐加多……至秦统一六国，上古以来加入中华民族的分子，遂融合而为一体。这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第一期”；汉至南北朝时期，相互接触和争战的汉、匈奴、乌桓、鲜卑、羯、氐、羌各族，“血统与文化则发生极大的混合作用，因此中华民族吸收不少的新血液，而有隋唐两代的强盛。这是中华民族融合的第二期”；隋至元末时期，同化的新分子又继续增多，东西突厥、回纥、党项、吐谷浑、吐蕃、契丹、女真、蒙古等“在中国境内互相接触的新分子，无论由自动或由被动都渐混合同化。这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第三期”。[194]编者此时的用语中虽仍有“同化”，但这是“中华民族”的“混合同化”，与所谓“汉族同化”已不可同日而语。最后则是中华民族由传统转入现代的“明至民国”时期。编者写道：

明代极注意西南的国防，因此于西南的政治文化关系，也较前密切。至清，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家，开后来五族共和之先声；同时厉行‘改土归流’政策，西南诸省的边地人民，从此内向益坚。清亡，民国代兴，中华民族内各分子平等结合，彼此感情的联络，更加融洽。到现在，我们四亿七千万同胞，在政治上、文化上，甚至在血统上都渐渐融合沟通而为一个整体了。这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第四期。[195]

此一表述模式，尽管在融合阶段的具体划分上，未必能尽如今人之意（如把明朝和清代与民国划分在同一个阶段，就较具个性），但毋庸置疑的是，它把中华民族融合的日益广大和不断深化乃至进入现代的历史全过程，都清晰完整地和逻辑化地“呈现”出来了。这不仅是现代中华民族观念走向成熟的社会化标志，也为中华民族进一步的现代认同，奠定了新的更加明确系统的历史认知基础。

[1]《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宣言》，《国民政府公报》，转见张其昀撰述，邵元冲校阅：《中国民族志》，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54页。该书1928年首版。

[2]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一书，大体完成于1924年，1928年由北平文化学社印行出版。该书强调以汉族为中心，各少数民族血统不断加入混合，以实现汉族蜕变的历史。但其“民族”指的似是“种族”（此书英文名为TheHistoryoftheRacesofa）。同时缺乏现实中的各民族平等融合为一大民族共同体的明确表述。故拙著此处不做详细讨论。

[3]常乃惪此书的部分内容作为讲义完成于1925年，1926年曾在太原以《中国史鸟瞰：中华民族之构成及发展》（第一册）为名，由育英学会印行。后经修改，于1928年正式改名为《中华民族小史》出版。

[4]常乃惪：《中华民族小史》，爱文书局1928年版，第1—2页。

[5]常乃惪：《中华民族小史》，爱文书局1928年版，第6—7页。

[6]常乃惪：《中华民族小史》，爱文书局1928年版，第7页。

[7]常乃惪：《中华民族小史》，爱文书局1928年版，第8页。

[8]常乃惪：《中华民族小史》，爱文书局1928年版，第110页。

[9]《中华民族小史》1928年（民国十七年五月）由上海爱文书局出版，该书1931年、1935年又有上海启智书局再版本。注意，1928年爱文书局版此书的版权页上注明的出版年月为民国十（）年五月初。“十”与“年”字之间有一段间隔，大约是固定版式的缘故，而实际上却漏填了一个“七”字，因此不少学者均误认为该书首版于1921年（《民国总书目》即误如此），遂连带造成诸多误判，以为第一本以“中华民族”命名的专著早在1921年即已出版。实际上，这是误会。如果读者细阅该书116页，它不仅谈到1924年中俄协定缔结一事，并且提到1927年国民党反共“清党”以及同年12月对俄绝交一事，由此可知。

[10]张其昀：《中国民族志》，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其英文书名，自题在版权页上。

[11]张其昀：《中国民族志》，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169—183页。

[12]关于近代中国国民性或民族性话语与中华民族观念及认同的复杂联系，也是有意义的问题。专门深入的探讨，尚有待来日。

[13]张其昀：《中国民族志》，商务印书馆1938年7月初版，1947年4月三版。

[14]常乃惪（1898—1947），字燕生，山西榆次人，早年参加新文化运动，为《国民杂志》编辑。曾任燕京大学教授。1925年加入青年党，并成为核心成员。1947年作为青年党的几个代表之一参加国大，随后即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的政务委员。由“国家主义派”发展而来的青年党，于1923年年底就已成立，但1929年以前都没有以此名义公开活动。可参见周淑真：《中国青年党在大陆和台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5]荣孟源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646—647页。

[16]《二中全会通过之三要案》，《申报》1929年6月19日。

[17]蒙藏委员会编：《蒙藏委员会法规汇编》，蒙藏委员会1930年印版，第299—230页。

[1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九世班禅内地活动及返藏受阻档案选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21页。

[19]仅文章标题上出现“中华民族”一词的文章就随处可见。如《开发西北与中华民族的关系》（《蒙藏旬报》1932年10月第7卷第1期）；《国庆日给予我中华民族的回想》（《蒙藏半月刊》1933年10月第2卷第1期）；《中华民族整个对外》（《蒙藏半月刊》1934年第1卷第1期）；《班禅回藏与中华民族》（《蒙藏月报》1934年6月第1卷第3期）等。

[20]《陈专员祭海演说词纪略》，《蒙藏旬报》1932年10月10日第6卷第1期，第14—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