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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共两党和其他各方的观念互动及其结局（第5页）

[129]《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瓦窑堡会议决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98—623页。

[130]《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245页。

[132]《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解放》第98—99期，1940年。

[133]可参见郑大华：《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的“中华民族”观念》，《史学月刊》2014年第2期。不过，1935年以后至1938年年底，中共有时将“中华民族”与各少数民族并列相提，很多时候已是在不同层次上使用“民族”概念，并不意味着广义“中华民族”不包括这些少数民族在内，这样并列，只是为了特别突出和强调后者而已。

[134]1935年以前，中共过于强调文化的时代性，而较为轻视文化的民族性，全面抗战时期才得以发生根本改变。这一改变的重要政治和思想文化意义，可参见黄兴涛、刘辉：《抗战前后中共文化“民族性”意识的觉醒及其意义》，《北京档案史料》2002年第1期。

[135]如1947年，吕振羽在《中国民族简史》中写道：“‘中华民族’或‘中国民族’的用语，是从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中译来的，马列斯这个用语的本来意义是‘中华诸民族’或‘中国的民族’。但中国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者，曾从大民族主义的立场来窃用这个神圣的用语。他们颠倒黑白，歪曲历史事实，无耻地只承认汉族是一个民族，说国内其他民族如满、蒙、回、藏、苗等等，都只是所谓‘宗支’或‘宗族’。”（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0年版，第1—2页）应该指出，吕振羽上述说法中恐怕问题颇多。且不提马、列、斯所谓“中华民族”是否就一定是“中华各民族”之意，实际上国民党等使用“中华民族”，也没有理由说就是“窃用”了马、列、斯等人的用法。此外，说蒋介石国民党只认汉族为“民族”，其他国内少数民族均为“宗族”等，亦有失准确，因为他们同时也强调汉族同样只是“宗族”的一支。吕氏等人的观点，毋宁说反映了当时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的需要，是毫不奇怪的。最近，笔者查读毛泽东著作时发现，1945年毛的《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曾有言：“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否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而把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称之为‘宗族’。”（《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3页）可见，吕振羽等人的类似说法，也可能受到毛泽东此一当年的国共政治斗争用语之影响。

遗憾的是，如今不少民族史著作在谴责蒋介石的“宗族”观时，也直接或间接地袭用吕振羽的说法，只提蒋视各少数民族为“宗族”，而不提他同时也视汉族为“宗族”这一事实。许多论著甚至明确说蒋“视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为宗族”，作为学术表述这就不太全面和严谨了。

[137]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1—623页。

[138]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解放》第98—99合期，1940年2月25日。

[139]张闻天（洛甫）：《中国共产党十七周年纪念》，《解放》第43—44期，1938年。

[140]关于张闻天在这一时期中共思想建设中的其他方面的理论贡献，可参见刘辉：《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再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176—210页。

[141]《边区回民代表大会、回民文化促进会、回救边区分会同时开幕》，《新中华报》1940年10月20日。

[142]杨松：《论民族》，《解放》第47期，1938年8月。日本学者松本真澄较早专门谈及杨松的民族观，见松本真澄著，鲁忠慧译：《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以清末至1945年的“民族论”为中心》，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224—227页。

[143]八路军政治部编：《抗日战士政治课本》，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807—808页。

[144]民族问题研究会编：《回回民族问题》，民族问题研究会1941年4月15日初版，第112—113页。

[145]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等编：《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64页。

[146]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5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5—26、215—216页。

[148]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

[149]参见黄兴涛、刘辉：《抗战前后中国共产党文化民族性意识的觉醒及其历史意义》，《北京档案史料》2002年第1期。

[150]《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解放日报》1943年7月1日社论，为纪念中共成立22周年而作。

[151]《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解放日报》1943年7月1日社论。

[152]此处借用的是郑凡的概念。可参见郑凡等：《传统民族与现代民族国家——民族社会学论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1—112页。

[153]陈健夫：《西藏问题》，商务印书馆1937年2月初版，第142页。陈健夫在此书中还列了一个“中华民族演进表”，认为春秋至清代为中华民族演进的“第一时期”，也即“国境内各族互相攘夺，文化沟通时期”；民国建立后至他写作此书之时为中华民族演进的“第二时期”，其中民国元年至民国十二年为“中国境内各族互助、文化调和时期”；民国十二年至他出版此书之时为“中华民族萌芽，各族界限消灭，文化开始统一时期”。见陈健夫：《西藏问题》，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43页。这也是民国时期关于“中华民族”观念的一家之言。

[154]马天铎：《三民主义与回教青年》，《回教论坛》1939年第2卷第9期。此条资料系李少兵教授代为查找，特此致谢。

[155]徐迅：《民族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2页。

[156]可见杨思机的《“少数民族”概念的产生与早期演变——从1905到1937年》（《民族研究》2011年第3期）和《民国时期“边疆民族”概念的生成与运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两文。更可见其以“少数民族”概念为研究主题的博士学位论文《指称与实体：中国“少数民族”的生成与演变（1905—1949）》。亦可参见金炳镐：《我国“少数民族”一词的出现及其使用情况》（《黑龙江民族丛刊》1987年第4期）等文。

[157]《党的民族政策文献资料选编（1922。7—1949。10）》，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问题理论研究室1981年版，第98页。

[158]参见张其昀：《“少数民族”名词的纠正——并论中国边疆问题》，《申报》1946年3月24日“星期论坛”。

[159]参见杨思机：《指称与实体：中国“少数民族”的生成与演变（1905—1949）》，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五章，第229—300页。此处关于“少数民族”概念内容的绍述及相关资料，多参引杨文。

[160]余国光：《察哈尔的代表们》，《中央日报》1946年12月1日；《蒙民的愿望》，《大公报》1946年11月24日。

[162]傅斯年：《内蒙自治问题——驳盟等于省旗等于县说》，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四），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37—343页。

[163]《蒋主席告国民党代表保持宪草重要原则》，《大公报》1946年12月17日。其记述蒋介石之言道：“少数民族在宪法中地位问题，宪草规定各民族一律平等，如再对少数民族问题有所规定，反而显有民族不够平等之象征。”

[164]叶绍钧、吴研因、王志瑞等编：《中国的民族》，中华文库，小学第1集（高级），1948年1月初版，第1—3页。

[165]书中的“瑶”，当时均写作“傜”，类似的称谓改动还有“倮儸”。作者自觉将以往该字词带有歧视意味的“犭”旁一律改为“亻”旁，以示尊重。见叶绍钧、吴研因、王志瑞等编：《中国的民族》，中华文库，小学第1集（高级），1948年1月初版，第18—19页。

[166]叶绍钧、吴研因、王志瑞等编：《中国的民族》，中华文库，小学第1集（高级），1948年1月初版，第20—21页。

[167]叶绍钧、吴研因、王志瑞等编：《中国的民族》，中华文库，小学第1集（高级），1948年1月初版，第28、24页。

[168]叶绍钧、吴研因、王志瑞等编：《中国的民族》，中华文库，小学第1集（高级），1948年1月初版，第31页。